(接上期)
当然了，作为认识自然的方法之一，自然科学工作者还需要进行实验。问题在于，都同样依据这种模型进行实验，但对实验结果却常有不同的解释，甚至会完全不同，这种现象在当今的自然科学界是司空见惯的。
为什么学者们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呢?首先因为模型的构成是因人而异的，其次，是由于每人对模型的逻辑处理不同，也会引起解释的不同，继而获得的信息也千差万别，产生出的理论当然也就有所不同了。
怎样确定谁的理论更接近真理?这就要看哪一个更有普遍性，哪一个模型更接近实际，哪一个逻辑处理更准确一些。其中，作为认识的出发点，模型对理论的推广以决定性影响，所以科学工作者必须常常凝视着自己的模型。反复检验它是否更接近它的自然形态。这是非常难做到的，其难度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甚至可以说，每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创造的理论能否成立的关键，全都要看克服这一困难的程度了。
现在我们又要回到运庆刻仁王的话题上来。运庆刻仁王是一种创造，其手的动作自如、流畅、随心所欲，就好像把埋在木头里的仁王挖出来那样自然。我认为，自然科学方面的创造也应如此。科学工作者无论是在构成模型还是在进行逻辑处理的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勉强，必须极力排除不自然的成份，否则，对观察结果的解释就会出现偏差，小题大作地接受毫无意义的信息，产生一种似乎是强拧成的别扭的理论，这种理论决不会有运庆刻仁王时的那种创造性。
我就是这样品味潄石先生的作品的。从那时起，每看到其他自然科学工作者发表的理论时，都格外留意是否有“运庆刻仁王”的那种感觉。我的有关化学反应的理论也是如此。如果当时我接触的各种现有理论，就给人以运庆刻仁王的那种流畅、自然的感觉，我的理论就不会产生了，这一点，后面还要较为详细地谈一谈。
追述漱石先生对我的种种影响，我想，学历史爱文学，即便对自然科学没有直接的益处，也可以间接地帮助人们思索。就人来说，任何学习都是有用的，但学到东西日后能否发挥作用则难以估计，所以需要广泛学习，学到的知识越多，用上的机会也就越多。
下面，我再举几个例子，说明开阔视野的必要性。
“反”方向的学习态度
大正时代到京都大学讲学的外国学者中，有一位德籍著名理论物理学者阿尔贝特·爱因斯坦(一八七九——一九五五年)。爱因斯坦由于“理论物理学方面的各项研究，特别是对光电效应的研究”，而荣获一九二一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发表授奖的时间却推迟了一年，是和一九二二年度的获奖名单一起公布的。爱因斯坦是一九二二年的十一月，在马赛开往日本的轮船上知道这个消息的。抵达神户后，他先后在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地做巡回演讲。他十二月十四日在京都大学的演讲题目是：“我是怎样创造相对论的?”其中有关“广泛学习”的内容非常富于启发性。那时我才四岁，自然还不到听演讲的年龄，是后来从石原纯所著《爱因斯坦演讲录》中看到的，其内容大致如下：
一九零五年，爱因斯坦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当工程师时，就发表了有名的“狭义相对论”，事隔一年，也就是一九零七年，爱因斯坦开始构思“广义相对论”，目的是使相对论通俗化。尽管构思很早就完成了，却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像我前面讲述的那样，思想家总是借助文字把自己头脑里的复杂思想表达给对方，爱因斯坦遇到的，恰恰是找不到这样一种可以表现其思想内容的适当文字。也就是说，找不到使理论具体化、形象化的概念。如果很容易就找到了这种语言，那么，广义相对论的发表(一九一五年)一定会更早一些。
爱因斯坦在讲演中谈到，他发现可以丰富地表现自己思想的语言时，已经是构思产生后的第五个年头，即一九一二年了。
发现的经过是这样的：长期寻求这种语言的爱因斯坦，忽然想到学生时代——大概是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上学期间，曾学过高斯(一七七七——一八五五，德国数学家)的“曲面论”，是否可以借用这种数学语言呢?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给自己的一位好友格罗斯曼(也是一位数学家)。格罗斯曼把数学家李奇的研究介绍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却由此听说了黎曼(一八二六——一八六六，德国数学家)。由于认识了黎曼，爱因斯坦终于想出了表达广义相对论的适当语言。总之，爱因斯坦长年寻求的，不外乎是六十年前由黎曼确立的“黎曼几何学”。
这段与相对论似乎无关的名人轶事，却使人切实感到那些乍一看相去甚远的学问之间，其实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例如量子力学(使用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等微观系的力学理论体系)就和数学紧密相关。 (待续)
——摘自《学问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