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到4月17日美国宣布对中兴通讯实施出口管制，再到7月6日打响中美“关税战”的第一枪， 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2018年8月13日，美国完成了针对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的立法改革程序，大大强化了中国对美投资的安全审查，双方“战火”进一步蔓延，投资领域正悄然成为美国在经济上防范中国的“新边疆”。
对此，中国需要审时度势，对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行的投资保护主义保持高度警惕，评估可能的负面影响，采取相应对策，维护中国在美投资利益，降低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利影响。
在美国的早期经济建设并逐渐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外国资本在解决就业、增加税收、技术研发、扩大出口等诸多方面均发挥了重大积极作用， 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曾是美国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资本和技术来源。然而，随着美国实现经济崛起，其相对开放的外资准入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外国投资可能导致美国技术及知识产权的外泄；另一方面，外资的涌入也可能造成美国国内关键行业受到控制。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从20世纪早期开始，美国在继续积极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开始动用外资监管程序来消除国家安全风险，试图在自由开放的投资环境与美国国家安全之间寻求一种适当的平衡。
（一）美国外资政策的历史演进
伴随着美国对国家安全威胁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综合评估，美国整体的外资政策始终在吸引外资与监管外资之间徘徊。一方面，历届政府都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资，比如发布积极友好的外资政策声明、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惠补贴、为投资者提供政策指导、加强与潜在投资者的联系； 另一方面，美国又逐步形成了一套以CFIUS为核心的外资监管体制，以应对潜在的安全风险。 因此，美国外资政策的历史演进主要体现在对外资的监管部分，尤其是美国外资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强化，而这一制度的变迁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萌芽阶段（1917—1973年）。美国对外资的监管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就开始通过发行铁路债券等方式吸收和利用外资，助力国内工业发展，起初美国在外资问题上始终奉行不干涉主义，既无限制和歧视，也无补贴和优惠。直到一战期间，德国公司在美进行了大量直接投资，特别是在化学和制药产业的投资，鉴于这些产业在作战方面的重要性，美国国内开始担忧外资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在此背景下，国會于1917年通过了《与敌贸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TWEA），授予总统在战争期间或国际紧急状态下处理与敌国的贸易关系以及没收和征用外商在美资产的权力。 一战后，国会又相继通过几部法律，对部分特殊产业设置了外资准入限制，如无线电广播、通信、航运、海运和石油领域。 二战结束后，美国企业依靠资金及技术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大举开展海外并购，而当时很少有外国企业有实力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因此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绝大多数产业领域均对外资开放，监管也相对宽松。
第二，成型阶段（1973—2001年）。美国外资监管制度的建设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欧佩克（OPEC）国家将通过提高油价赚得的美元大量投资于美国，这随即在美国公众和媒体中引发了强烈疑虑，美国国内舆论纷纷将这些投资渲染为由外国政府操纵的旨在攻击美国经济的政治行动。来自选民的抵触情绪通过国会进一步传递到了政策层面，国会议员纷纷提出议案，要求对外资进行严格监管。 例如，1974年的《外国投资研究法》（Foreign Investment Study Act）和1976年的《国际投资调查法》（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urvey Act）。 行政部门对此也予以回应，1975年福特总统通过11858号行政令设立了CFIUS这一跨部门委员会，专门负责外资监管。但初期的CFIUS并不活跃，在1975到1980年间仅召开了10次会议， 只是一个“几乎没有执行权的纸老虎” 。在诞生后的十多年里，CFIUS的实际功能在于调查和分析，审查和批准功能并不明显，财政部为其实际主导方，其他部门的参与并不深入，而且在实践中也较少严格执行审查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