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65年秋，富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写下了《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但这首词直至1976年初才在《诗刊》上正式发表，可见这是毛泽东众多“言志诗”中的一首，而并非出于某种现实的政治目的而写。然而作为中共中央最高决策者的毛泽东，写下这样一篇政治诗词，通过对当时国际战略局势、美苏试图垄断核武器的行为及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评判，抒发内心深处要让“天地翻覆”的豪情。《念奴娇·鸟儿问答》犀利的词句真切地反映了当时毛泽东的思想活动，印证了他采取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行动的原因。
关键词： 毛泽东 《念奴娇·鸟儿问答》 世界格局
“诗言志”，“文革”爆发前夕的毛泽东写下了《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表达了他对国内外形势的一些看法。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有其形成的复杂历史原因，下面以前苏联对中国核援助与毛泽东对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念奴娇·鸟儿问答》的写作背景
1965年夏，邓颖超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曾经问毛泽东是否有新作的诗词，并说：“很久未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毛泽东在9月25日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信中以诙谐的语气写道：“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①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自然不会因为邓颖超的几句玩笑话就两夜不眠，选择这两篇诗词送予邓颖超，自然是因为手头未曾面世诗词中这两首内容较能表达毛泽东当时的心境与志向。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全文如下：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1963年8月5日，前苏联、美国与英国三个国家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给正在努力研制原子弹并即将取得突破的中国以极大的震动。在9月6日《人民日报》与《红旗》联合刊登的社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中共指责苏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提出苏共在二十二大以后破坏中苏团结、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团结的十条“罪状”。这其中就有“苏美合谋垄断核武器，企图剥夺中国拥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国核威胁的权利（第六条）；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一心一意要同肯尼迪结成反动同盟，不惜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第七条）”②等。
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开始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但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却没有得到真正好转，尽早并且合法地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自然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的迫切愿望。1963年11月19日中共在对苏共的《五评》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这样做，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当然，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实际上，苏联领导挥舞核武器，并不是真正为了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③由此可见，毛泽东已经将拥有核武器的合法化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中国国内的“防修反修”相结合，并且成功地将中共摆到了国际共运道义上的制高点。鲲鹏之志的毛泽东自然不会屈从于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等人为全球战略格局所做的安排和对中国进行的束缚，要让这些蓬间雀先不要放屁，看一看天地翻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同美国之间由于国共内战、抗美援朝等原因，长时间没有建立顺畅有效的沟通机制，以至于经常需要借助第三方作为媒介相互传递政治信息。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就明确提出，总有一天，两国（指中美）的关系会正常化，“十五年还不够，就再加嘛”④。毛泽东在国际战略格局上的手法早已炉火纯青，尽管在当时的党内干部之中由于长期以来的政治宣传形成一种中美矛盾不可调和的普遍认识。但是，中共高层并不是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判断敌友，1966年3月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同巴总统和外长会谈时被问及中美关系等问题时，在没有新闻和摄影记者参加的情况下，提出：“只要我们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改变，美国也就会变。”话说出口，翻译竟然不敢翻译，在王光美的示意下，才翻译了这句话。⑤可见，毛泽东1969年国庆时邀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并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决心彻底改变中美苏大三角乃至全球战略格局的意图体现。
二、前苏联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支持与限制
早在二次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就对核武器产生浓厚的兴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刘少奇访苏时就曾受邀观看前苏联核武器试爆的纪录片⑥，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留给观者深刻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遂加紧前往莫斯科面见斯大林以求得新中苏条约的签署，取代国民党政府与前苏联在1945年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通过在莫斯科的努力，加之国际上出现一些有利于中共的态势，毛泽东最终使斯大林签署了新的中苏条约，新条约的内容与1945年条约大相径庭，可以看出斯大林做出了让步。⑦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经过党内斗争一跃成为新的苏共领导人。但是，向着权力顶峰攀登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扫除”了贝利亚之后，赫鲁晓夫面前还横亘不少亟须越过的“障碍”。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以一纸报告揭开了“非斯大林化”的大幕，这一惊天之举客观上削弱了苏共新领导人的权威。1957年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成功地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老一代领导人挤出中央领导层。国内外政局接连的动荡使得赫鲁晓夫不得不更倚重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全会结束后，赫鲁晓夫旋即派米高揚前往中国杭州面见毛泽东，以期得到中共的支持。毛泽东答应次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赫鲁晓夫也投桃报李，加大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支持力度，10月15日，对中国国防工业现代化和核武器研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以下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正式签署。次年9月29日，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以下简称《核协定》），将整个援助计划细化和具体化。尽管前苏联为中国提供的装备和图纸并不是最先进的，但是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中国还是很快掌握了核武器制造的主要技术。
正当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和谐的音符逐渐响起。赫鲁晓夫决定以通过延缓交付重要设备及图纸等手段向中共施压。当毛泽东选择不向国内外反对意见妥协进而奋起反击的时候，赫鲁晓夫撕毁合同并撤走了专家。前苏联的毁约行为给予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沉重打击，但不是致命的，四年后中国在罗布泊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三、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斯大林与1953年去世后，苏共高层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为了获取中共的支持，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借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之机率团携“大礼”前往北京，主动提出提前归还旅大和中长路并将中苏合营的大型企业中的苏联股份无偿转让给中国，并且新建和扩大原有援建企业（共计156个）、提供5.2亿军事贷款等。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博得毛泽东的赞许，但也让毛泽东认识到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品质。
在斯大林在世时，在众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中，赫鲁晓夫虽说不上是籍籍无名的，但也并不引人注目。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其革命资历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信而言，也完全不能和毛泽东相提并论。早在延安时期，历时三年之久的“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十几年后的赫鲁晓夫还在为争取和巩固自己在苏共党内一把手的位置而进行惊心动魄的斗争。
为了出其不意地消灭手握重权的竞争对手贝利亚，赫鲁晓夫同其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采取了断然手段。毛泽东听闻此事后颇不以为然，据师哲回忆：“毛泽东认为这种做法粗暴，对此有意见。”⑧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搞掉贝利亚表现出不屑，主要是因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高低分明的政治斗争手段所造成的思想水位差异。早在1942年“整风运动”方兴未艾之時，毛泽东就明确告知共产国际“整风”要怎么整：主要是和风细雨。毛泽东可以在打倒王明之后，又让他以44名中央委员中排名倒数第二（位列博古之前）的身份继续留在中共中央。不得不说，毛泽东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统揽全局的能力是远远强于赫鲁晓夫的。
就对国际战略格局掌控的能力来说，毛泽东也胜赫鲁晓夫一筹。1958年夏，毛泽东就曾经成功地利用中苏两国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合作方式上的分歧，将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共同发布一个《联合公报》，声称“会谈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的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⑨。在赫鲁晓夫离开北京后没有几天，毛泽东就下令炮击金门，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第二次台海危机”。对金门的突然炮击，对前苏联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但一举挫败了赫鲁晓夫谋求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缓和的尝试，还因为《中苏同盟条约》和《联合公报》的威慑力量使得美国干涉势力投鼠忌器，不敢贸然参战。
当然，为了避免英美势力可能的干涉，毛泽东在炮击开始之前就反复叮嘱国防部长彭德怀：“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搞军事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如若发生空战，“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⑩。尽管毛泽东发动金门炮战的目的名义上是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英美的斗争，但是赫鲁晓夫对此事耿耿于怀，与中国领导人发生争执。在1958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及这一过往之时说道：“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谈了一句话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11}
除了斗争水平的差异外，毛赫二人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也存在重大分歧，赫鲁晓夫的“三和主义”{12}与毛泽东的“革命理想高于天”是水火不容的。1954年的“十月革命”节前苏联驻华使馆在北京饭店举办招待会，毛泽东应邀参加并发表即兴演讲，不点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毛泽东号召不要向帝国主义退让、迁就、低头哈腰；人民总是要起来把一切反革命势力统统打倒，并一扫而光。赫鲁晓夫听懂了这个讲话，指示前苏联的报刊不能全文发表，只作简单报道（压缩至三分之一）{13}。渐渐地，在毛泽东的眼里，不仅赫鲁晓夫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其他苏共领导人包括整个苏共在内都已经“变修”。这样一种判断和认识，使得毛泽东很难再对中苏关系抱有幻想。
1964年10月16日，前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把赫鲁晓夫被政变下台这一重要信息通告了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伍修权后，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应，毛泽东连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针对这一事件展开讨论。虽然毛泽东已经料到新上台的苏共领导人不会彻底改变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但还是决定派遣以周恩来为团长、康生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推一把”，争取让苏共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但中苏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或联合声明。
当然，1965年的毛泽东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国内。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不但前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中共中央也已经出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决心要改变这一切，搅他个“周天寒彻”。“文革”爆发的突然性让众多领导人措手不及，毛泽东则通过三件事拉开了“文革”的大幕：聂元梓的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在天安门广场接见50万红卫兵，让整个中华大地“天地翻覆”。
注释：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65.
②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2.
③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01，402.
④毛泽东.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13.
⑤张绛.我所知道的王光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110.
⑥师哲.中苏关系见证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20.
⑦沈志华.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9.
⑧师哲.中苏关系见证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149.
⑨人民日报，1958-8-4.转引自：沈志华.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09.
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48.
{11}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186.
{12}指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
{13}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73，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