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德国19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兰克出生于德国图林根地区的一个叫维厄的小镇。他生长在信仰路德教的家庭里，父亲是位律师，受路德教影响颇深。
这位历史学大师并不是从小就对历史情有独钟，事实上，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兰克并没有把历史当做自己的主修专业课程，那时他主要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1814年，兰克进入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和神学，1818年，兰克大学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应邀前往法兰克福一所高级中学教授古典文学，成为了一位中学教师。在中学任教的7年时间里，因讲授古典文学时需要涉及到相关的历史知识，由此他养成了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而且他也受到前辈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年）的深刻影响，就这样，兰克的学术兴趣逐渐从古典文学转向了历史学。
其间，兰克完成了他的历史学“处女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亦译作《1494年至1535年罗曼与日耳曼各族史》，1824年出版），从此，他在历史学领域名声大震。1825年，兰克凭借着这部著作被柏林大学聘为历史学非正式教授，并于1834年升任正式教授，1841年获得“普鲁士钦定历史学家”荣衔，主持柏林大学历史讲座达46年之久。
可以说，“柏林大学”是兰克学术生涯的“关键词”。柏林大学里浓厚的学术气氛、著名学者光辉的思想和严谨的治学方法，都对兰克史学观点的形成和史学成就的取得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柏林大学图书馆里卷帙浩繁的书籍和资料更是让兰克如获至宝，他根据档案馆里47卷16、17世纪威尼斯外交大使的报告著成《奥斯曼人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王国》（被列为《南欧君主和人民》丛书的第一部）一书。兰克在这部作品中无论是史料运用还是整体结构编排都更加成熟老到，这部作品也为他带来了一笔丰厚的奖金。拿着这笔奖金，初出茅庐的兰克开始了他自称为“科学旅行”的环欧学术访游，也开启了他学术生涯一扇华丽的大门。
兰克的学术访游从1827年至1831年历经4年，足迹遍布欧洲各地。他先走访了德意志各诸侯国，访问过魏玛、德累斯顿等收藏官方文书的地方，又在法兰克福查到1414年至1613年期间的文献资料96卷。后来他开始周游西欧列国，先后到过维也纳、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伦敦、海牙、都柏林等名都大邑，无论是在国家档案馆还是在私人藏书楼，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其中在维也纳滞留的一年多时间里，收获最丰。他在档案馆里找到了更多威尼斯大使的外交报告。这些报告内容丰富，涉及到近300年来欧洲的重大政治、外交活动。这4年是兰克宝贵的“原始积累”时间，他收集到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他以后的研究著述提供了广泛的素材。
兰克一生著述甚丰，除上述两部代表作之外，较重要的著作还有：《塞尔维亚革命史》、《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普鲁士史新编》、《十六、十七世纪法国史》、《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史》、《华伦斯坦传》、《七年战争的由来》、《腓特烈大帝传》和晚年口授的七卷本《世界通史》。
凭借在史学界的显赫声名，兰克也拥有了较高的政治声望，他在1865年被封为贵族，1882年成为枢密院顾问，踏上了政治舞台。不过，史学这片天空始终是兰克最钟情最擅长的领域。
关于兰克，有一点长久以来被世人乃至史学界所误解，那就是将兰克等同于“实证主义史学家”。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兰克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很深，但是他的史学思想却与实证主义有很大出入。他的史学思想极为丰富，但一般人仅仅注意到他的史学方法所采用的实证主义方式。
兰克拒绝分析史料的深层结构，以及其所包含的历史现象与动机，强调在史料的考证之后，必须依赖“直觉”，而实证主义史家则强调观察与推理的结合，探求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因果规律。另外，在有关史学“客观性”方面，实证主义史学家认为“价值中立”不可为，称史学要依据“道德伦理”的标准，否则就丧失了史学的尊严和权威。兰克却认为在撰述过程中要“消灭自我”并保持“价值中立”。他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序言中写道：“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用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本书并不企求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它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罢了。”兰克指出：过去的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因为，其作者在研究时各有目的，或为未来的行动寻找历史借鉴和教训，或为攻击某人，或为某人辩护，或人云亦云地抄袭古人。因此，在研究历史的同时对过去的每个历史学家也必须加以研究。在有关同一事件的各种史料中，距事件发生时间最近的证人所做的陈述是最可靠的，而当事人的信件和记录比史学家的记叙更有价值。
兰克认为历史学应该是一门采取叙述体方式的独特的科学，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对史料去伪存真，重现历史真相。他的这种主张是在19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也希望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对事物的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认识。因此兰克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史学家，他们正希望自己这门学科摆脱哲学或神学的控制，并和文学艺术分道扬镳，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在兰克学派中，涌现出大批硕果累累的著名史学家，使兰克模式整整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近一个世纪之久，而兰克本人则被尊为近代史学之父。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兰克的历史研究的主题是政治史，所涉及的时间范围是16世纪至18世纪，地区范围是西欧各国。他是一个完全的“西欧中心论”者。他曾这样说道：“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而在他看来，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斯堪的纳维亚等6个民族组成的“罗马─日耳曼世界”才是所谓的“伟大民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其他国家和民族则仅仅是这一主流无足轻重的附属品。他认为亚洲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是迟钝和静止的，从蒙古人征服时期以来，亚洲一直处于野蛮状态。所以，在东方没有进步，只有倒退。兰克晚年口授的《世界通史》，尽管在序言中表白要“消灭自我”，完全公正客观，但七卷本的《世界通史》中除首卷对西亚、北非的历史作了极简略的叙述外，东方各国的历史在书中没有任何地位。
兰克生平笃信宗教，他常用神秘的基督教神学解释历史：“在全部的历史进程中，‘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是到处显现的。历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证明是‘上帝’的意志，每一个关键性的时刻都证明‘上帝’在主宰一切。”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宗教思想贯穿了整个西欧社会的发展史，人们耳濡目染深受宗教的影响，即便是秉承“客观”的史家也不例外。而且，兰克所谓的“上帝”对人间事务和人类命运的干预，只是一种个人的预感，是一种朦胧无形、难以言说的东西。因而，这只“上帝之手”并没有妨碍他阐幽索微、写出严谨的历史著作。
兰克史学的影响很广泛，尤其是对史学的专业化做出的贡献。1825年兰克仿照莱比锡大学语言研究班的模式，创建了柏林大学历史研究班。研究班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室，即在教授的主持下围绕着某个研究主题进行教学和研究。兰克认为，历史知识的传授和历史学家的培养光靠讲课是不够的，必须用研究班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制度培养出了许多历史学者，他们在德国及海外任教，从而将兰克的史学观点传播开来。1884年成立的美国历史学会聘请了兰克为第一位名誉会员，并授予其“历史科学之父”的头衔。
兰克一生长寿多产，著作等身，成就辉煌，地位显赫。他曾如此说道：“得以遨游于历代的历史宝库，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重过往日的种种生活，人生快事，莫过于此”，他对历史的热爱可见一斑。正是由于他对历史学的热爱，才使得其对近代史学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