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赵通儒（1909——1969），又名赵仰普，陕西子长人。1924年秋入绥德四师，不久入团，1925年转党。大革命时期曾任绥德团地委书记、党地委委员等职。大革命失败后，恢复陕北十余县党组织，是成立陕北特委的主要组织者，历任特委委员、绥德县委书记，清涧中心县委书记兼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等职。1930年春以陕北特委驻北平代表身份赴北平，接通了陕北特委与北方局的关系。在北平求学五年，身份为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学院、法商学院学生，在参加地下工作的同时，师从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达教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学理论基础。1935年春回陕北入苏区，参加了根据地的创建工作，领导军民围困解放了瓦窑堡，迎接党中央进驻了瓦窑堡。抗战时期两任伊克昭盟工委书记，是我党民族工作的开创者之一。建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秘书长。1969年去世。
赵通儒是陕北最早加入党与团的十人之一，也是十人中始终留在党内并迎来新中国成立的惟一一人。他参加了西北党团的创建工作，是土地革命早期陕北特委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他既是革命的亲历者，又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与理论根底，在西北党内是公认的文化理论水平最高的“红秀才”，建国后长期养病赋闲，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其中学术价值最大、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完整著作是21万字的《陕北各县早期党史资料》。《资料》共收集了27篇文章，包括两篇序文和两篇总论，七篇早期陕北特委七次重要会议的回忆录，以及中共在安定、绥德、榆林、清涧等16个县产生、发展和早期活动的情况。七篇会议回忆录写成于1951年6月，其余则写于1957年5月至1958年6月。
《资料》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让读者穿越百年岁月的时空隧道，置身于清末到1935年的陕北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地理、语言、风俗、商业、灾荒……在身临其境中全面了解那段历史，是同类著作中惟一能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感受的著作，反映出作者理论功底的精深、学识修养的深厚、社会知识的渊博、生活经验的丰富以及对陕北社会深入骨髓的惊人了解。
从本期开始，本刊将全文连载这部著作，以飨读者。
简序
1927年4月12日、20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及革命青年，血染珠江、长江的消息，传到陕北后，中国共产党绥德地委和共青团绥德地委，为了防止不幸，把当时许多党与团的各种名册、会议记录，第三国际、中央、北方局、陕甘区党委的各次代表大会决议、指示、文告，以及地委对上级的报告底稿和对各地的指示文稿，大加焚毁。
农历六月，西安政变，陕北由井岳秀下令，派其旅长刘润民、高双城封闭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延安第四中学。
由于当时反革命的敌人是封建军阀，他们还没有很多的搜查和反共经验，以封闭学校和驱散教员学生为主，不顾搜索文件和名册。所以，在猝然突袭之下，当时一些党团负责工作的人，出于不意，非常惊慌失措。却因早在一二月以前，已将大部文件或毁或转移，留校不多，而敌人又未提出要交文件，只好匆匆逃奔。
敌人见校门已关，教员学生已逃散，绥德对常汉三校长限以三条（一、三年不准在教育界任职；二、三家殷实铺保；三、三年不准离开绥德城），找保住城。延安在关门人走之后，再未入校搜找。绥德由于党团员多，学校关门后，夜晚由平民学校混入，移出所有未失文件，事后或焚或移，最后移出去者，多焚毁了。
从1927年夏秋白色恐怖开始，党内虽仍不断印发文件，亦多不敢久加保存。1924年、1925年，陕北绥德年轻党团员，用马列主义观点写的《批判孔子学说及思想》、《批判基督教圣经》，为国内外罕见文章，惜皆焚失。因此，1927年至1933年之文件，存者无几。
土地革命大爆发起来之后，反革命“围剿”之惨，难以笔墨记述，何暇保存文件。一方面敌人在许多村庄制造无人区，把梨果树砍光，把所过之村的门窗拆光烧光，把所入之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屠杀，把粮食猪狗鸡犬抢光杀光。一切革命工作的干部，日夜在山头山沟里侦查敌人，逃避敌人，向敌人作战，连饭也不顾吃，觉也不顾或不敢睡。一夜之间，须移三五处。一日之间真是席不暇暖，突不得黔。另一方面，当时工农干部多，知识分子少，又是面临战争，首先是对战争如何取得胜利。因此，很少的一些文件，也难久存久带。又要防止遗失后为敌人所利用。用过之后，大多毁了。许多人，只凭脑子记党政军的决议、指示、命令，据之工作。
1933年至1946年，或因土地革命内战，或因抗日战争，或因时局转变关头之忙乱，或因疾病纠缠，所以，许多材料无法整理。
1930年至1934年在北京，由于“九一八”、“察哈尔事变”、“福建人民政府事变”和全国红军发展，蒋介石在全国布置“围剿”，每日都在对反革命军警、特务、侦探进行种种斗争，既无法保存文件，又何许写东西保存？
1943年，延安在党中央领导整风后，列了一份表，把西北、陕北党与团从1924年至1930年上下左右的关系、时日简明列出，共抄两份，一份交西北局，希审阅参考后，转报中央。不料，不知什么缘故被弃于地，拾之送入档架，后不知下落。一份存之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原准备西北局将那份交中央后要时再给，不要时存于民委，供以后有机关或人需用时可以供应。1946年正月，发现被鼠咬坏。这种图表，既不写人名，只写各级党与团之机构名称以及彼此关系之年月日地。还不见容于人。
1941年为审查个人历史，只写了一个吴家坪战役前后的过程故事，约七八千字，1943年高岗为此大表不满。1944年，把陈伯村等调西北局工作，原因很多，陈等在1942年参加中央组织部座谈会，审处这个故事及1935年问题，也是原因之一。
1940年至1945年，曾不止一次，提供许多西北、陕西、陕北的史实，实事实人实史，供应当事征集党史及革命史资料。
但，以高岗为首的人，却连培养、教育、分配领导、任命他工作的党中央和陕西省委、北方局、西北工作委员会、陕甘区委、陕北特委不认，而且企图抹灭之，企图一手遮天，掩尽天下人耳目，瞒哄中央和毛主席诸领袖，自称王。1953年《陕甘宁边区简史稿》出现，暴露全部未曾告人及不可告人之私与密。
1951年6月14日至6月28日，为西北革命史展览会写下两部分材料。一部分是群众重大斗争及军事起义材料，当年七月展览会曾公开展出。一部分因是党的一些材料。由于当时全国初解放，土改未完成，镇反未搞潜伏的美帝及蒋贼特务，反革命很多。蒋贼逃台前，在国内埋伏下的物资人员也不少，比我们在1927年至1930年的条件优越得多。我们的革命展览会在当时的参观群众中，大多数是革命人民，其中不无潜伏反革命分子在吸收我们在极端困难下之经验教训。为此，当时，未将这部分，党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条件下的机灵活动历史史实公布。
稿子是1951年所写，史实是1927年革命低潮、反革命疯狂时期的极密革命工作一斑。至土地革命爆发之间，人不知，鬼不觉，已保密了三十年的往事。有些人作了烈士，有些人还活着，有些人作了时代的祭品。
在原来的七篇稿子基础上，又把各县和陕西及国民党在陕北早期的材料整理出十八篇，连两序共二十七篇。为抛砖引玉，为供研究经验教训，为供研究党史及革命者及史学家作参考或资料并以纪念一些死难烈士。
1947年在反革命黑牢中，为反革命暗害分子所暗害，每日夜以酣睡抵御一切暗害。1949年脱险恢复自由，由于味觉嗅觉丧失，不知酸甜苦辣，不知香臭。坏血病弄到皮肉不敢挨动，一触即烂，流黑糊糊。血不成血，肉不成肉，皮不成皮。两手两足，几等冰死，不只无血肉之色，而且夏暑不热，麻木不仁，失却痛觉。面目为敌人用火烧烂虽愈，不敢饮热水，茶杯热水热气近脸即烫得难受。“幻听”“幻视”，似狂非狂，似颠非颠，有时狂奔狂走，有时乱唱、乱笑、乱哭、乱叫，有时如痴如醉。从东北的日本医书中查出，“幻听”并无特效治法。自己努力挣扎研究，每日饮食大小便而外，只有睡眠。睡着之后，“幻听”“幻视”等亦无法纠扰。因此，1949年至1951年，每日酣睡二十小时左右，自顾不暇。逐渐看报，看书，写信，写短文，翻看外文，重温过去所读所看书籍，逐渐把酣睡由每日二十时渐减至十四时左右，辅以散步，渐改至每日最多睡十四、十二时。较之1949年初归和1947年、1948年敌监，痊愈多多了。较之正常健康、未遭敌人暗害者，差得还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