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的进步和史学理论的革新推动着史学方法的发展。所谓方法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客观对象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思路，包括专业理论和具体的研究手段。近年来，新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唯物史观的重新认识，新科技手段的运用，都曾带来史学方法的革新，是历史教学改革的重要依据。
一、现代史学方法的演变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历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特别重视历史因果关系的探讨。他在《新史学》中批评传统史学有四病二弊，并倡言“史界革命”，创立“新史学”。他界定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大抵前者史家不能有得于是者，其蔽二端：一日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二日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将如何研究历史的因果关系问题作了系统化的表述：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为研究范围；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握；第三，常注意集团之关系；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第八，观察所缘(缘即因缘，意即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无疑是新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方法之一。陈寅恪先生曾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归纳为三句话：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胡适整理国故的实证法影响也很大。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胡适对历史的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制度或学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两头，一头是事物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事物发展的结果。历史的方法就是捉住两头的方法，一方面指出制度或学说发生的原因，了解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用这个制度或学说的结果来评判它本身的价值。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在胡适看来，实证的方法主要是三个要素，一是重视事实，科学研究应从事实入手；二是要把一切思想观点都看作是一个特定的假设，是需要通过大量史料来验证的东西；三是重视验证，一切假设只有在经过事实的验证之后，才能判断其真假。实验、验证或实证，是科学研究中惟一重要的东西。实验的方法，就是实证的方法。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胡适把他的实验的方法，简化为“大胆的假设，细心的求证”十个字。假设是在对事实进行归纳、演绎的基础上提出的，求证则是用更丰富的事实验证所提出的假设。
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和疑古辨伪法。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了《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疑古辨伪的具体研究方法体现在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中：(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四项标准即是可供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傅斯年提出了“史料即史学”的史学方法。在傅斯年看来，所谓史学研究就是史料研究；“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方法，也就是研究史料的方法。一是史料比较法。二是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范本。
二、新史学方法的运用
改革开放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所谓史学方法论，就是唯物史观所提供的一些理论原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之外，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史学方法论的研究自然就被忽视了，一切有关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讨论，实际上都是围绕唯物史观的阐述。一方面没有在唯物史观之外提出历史科学独立的方法论研究问题，另一方面，就唯物史观本身的一些方法论问题，也过多地打上了政治烙印。现实生活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一切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历史观，使整个史学方法论思想都被贴上了阶级斗争的标签。
史学方法论体系，包括普遍方法、一般方法、特殊方法三个层次。普遍方法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一般方法指适用于一切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包括分析方法(如阶级分析、时代分析、逻辑分析、历史比较分析、历史系统分析、历史计量分析、历史心理分析、宏观与微观分析等)、实证方法(包括考证方法、辨伪方法、校勘方法、辑佚方法、训诂方法、假设与证明方法等)、叙述方法；特殊方法指适用于各专门史的个别方法。按照当代史学方法的分类，主要有量化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跨学科方法等。
1、计量方法
计量方法不只是统计方法，史学量化应当包括理论及用来证明理论推算两个部分。计量史学方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基础数学，其中包括集合论、或然率理论、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二是统计方法，包括推理统计、回归分析、选样设计；三是定性史料的量化，包括内容分析；四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的行为模型借用。前三者是推算技术，第四部分则属理论模型。
2、心理史学方法
心理史学方法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即利用心理分析的各派理论来研究的历史。在为数众多的心理学分支学科中，与历史学有关的有八类，即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知觉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没有密切关系的有四类，即比较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心理计算学、应用心理学。现代史学家张玉法认为，历史是许
多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构成的，而行为是心理的实现，故历史的本质是心。就心理分析而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寻找潜意识对人类行为的作用，二是心理分析派在解释行为时，特别注意个体过去的历史，尤其重视儿童期的生活经验，三是从性、情欲和情绪等方面来考察行为的动机，其中第二个方向比较容易使用。
3、比较史研究
就广义的来说，比较史研究有三种研究方向：(1)比较各国史家治史的方法和缺点，了解国与国之间史学、文化和政治的差异；(2)将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对同一史事的看法拿来比较，由异中求同，得到没有偏见的历史解释，这就是“科际整合”：(3)史家治史常以不同史观解释历史，如能经过比较，去除偏见，当能了解历史的真面貌。狭义的比较史研究是指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比较。张玉法认为“比较历史是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异同(resemblances and differences)，以及何以异，何以同。”以范围而论，主要有区域比较和时代比较。比较历史的价值有四个方面：一是使人们了解历史中真正伟大的事物归属于谁；二是它有助于人们寻找历史规律；三是人类历史上的国家民族偏见，只有靠比较才能消除；四是许多历史经比较后，原来的一些解释要加以修订。
台湾学者许倬云则主要从文明体系比较的角度来讨论比较方法。他认为“比较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很基本的方法。在方法学上，比较研究主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能不能拿两个东西真正的比?二是比的过程如何?比的方法又如何?人们做比较研究有比“同”与比“异”两种。比“同”者更关注历史的通则与通例，这是一般进化论者的工作。比“异”者关心异处，由异处寻找出促使其异的那些条件，这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差异。由此得出做文明体系比较研究，第一步是靠比较来找出历史河流的流向、流量，借此来肯定历史河流的方向、途径及质地；第二步是看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相互影响；第三步是看文明体系的制度有没有弹性，也就是说，在做比较研究工作时，除了比同、比异，比其内容与交会点，还要比较它的功能。
4、跨学科研究方法
跨学科研究，实相当于从各个学科的方法中，汲取适宜的因素，用以合成构筑独立的史学理论体系。一是跨自然科学诸学科的研究，如三论的引用，又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二是跨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研究。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社会学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分析，对史学有很大借鉴意义，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史学研究跨学科方法的首选对象。年鉴派史家都很重视史学与社会学间的关系，如“布洛赫不止一次地声称，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差别。”勒高夫在设想其跨学科方法时认为：“关键是要打破学科间的隔膜和区分，特别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而从学科整合原理上看，社会史应是以史学与社会学派为主体的跨学科整合成果。在跨学科研究方法上，年鉴派在社会学方面获益最大，因而评论者指出：“年鉴学派为法国树立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相互交流的榜样。”在年鉴派的跨学科方法中，社会学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年鉴派作为研究整体的社会历史的社会史学派，是综合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等多门学科的方法而形成的历史科学体系，在研究内容上以对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涵盖作为最大特征。所以，跨学科方法，乃是由于史学扩大研究领域而导致的多学科方法的综合和对于史学过度科学化倾向的反动，以及对史学人文性特征的再度认同，但它不足以否认史学科学化趋势的必要性。
5、新科技手段的运用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教育与研究手段大幅度更新，使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开始了从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的研究阶段向现代化研究阶段过渡。这主要表现在研究与教学手段日益现代化。其中尤其以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对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影响最大，它们在历史研究与教学中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信息量大：使历史研究集文献资料、学习辅导、图片、音像于一体，在单位时间内给读者以最大信息量，包括文字、数据、动画、图片、图表、地图、录像、声音等信息资料。
适用范围广：使历史学适用于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人学习使用。
传递性强：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改变了录像带、录音带、影片等资料与受众毫无交互性的弊端，满足使用者的不同需要。
生动形象：可以把各种媒体手段(文字、数据、动画、图片、图表、音视频)集中于一个学习软件中，因此可以较好地解决历史学习中直观性、生动性、形象性不足的弱点，激发学习者的学习欲望和热情。
史学研究领域随着人类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而呈现急剧扩大的趋势。它主要表现在：
(1)研究的时间范围不断扩大：主要指考古学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时间区段，表现为向远端和近端两个方向延伸。托夫勒认为：“考古学把没有文字历史的民族带进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史前考古学使历史学家的研究，不再以文字为唯一的研究依据，从而使没有文字的人类历史开始进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以考古学为依据的历史研究将把史学研究推向更加广阔的领域。
(2)研究的空间范围进一步拓展。除了人类社会史，还有自然环境史，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变迁的区域史研究日益兴盛；除传统欧洲中心论的欧洲史研究以外，还将进一步向美洲、非洲、亚洲、澳洲等地区扩展；尤其是世界整体史研究将成为研究重点。
(3)在研究的对象上，历史学将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等研究领域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扩展，以下几个研究领域，将成为历史学研究的热点：一是整体研究，以人类整体或世界整体为基本单位的结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人类种群等方面的研究；二是专门史与专题史研究，将突破传统的研究领域，把历史学关注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到自然史(包括地球演化史、太阳系形成史、宇宙史、气候史、生物物种进化等)、人口史、科技史、生态环境演化史等。历史学最有可能率先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融合的切入点之一；三是文化史已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四是社会生活史，特别是家庭、婚姻与特定人群的行为研究己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五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三、整体史的研究
首先，强调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要写“总体史”。所谓“总体史”，指的是一种综合地、全面地反映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史学模式。年鉴派第一代领导人费弗尔主张研究“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对“总体史”(Totalhistory)的理解已经有了发展，总体史“不是对历史做事无巨细的叙述，而是强调在人类的不同探求领域之间的关联”。他以《腓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两部巨著实践了年鉴派的总
体史构想。布罗代尔“将资本主义、它的进程以及它的资财与手段和世界总体历史联系在一起”。他解释说：“所谓总体，指的是一个统一体，它在15至18世纪之间浮现并逐渐地令人们感受到它对于人类整个生活、对于世界上一切社会、一切经济和一切文明所产生的影响。”
其次，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企图揭示从地理环境、生态到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政治趋势之间的联系，包括“众多活生生的实在的总和”。著名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理论，就是以此为认识基础发展而成的。他把总体上的社会称作“集合的集合”。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上，就要求在研究中能够把具体的研究对象和课题当做一个结构完整的整体，从整体上把握。与前述“总体史”相比，这里所谓“整体”，是在另一个相对低的层次上的整体，是构成庞大社会结构框架的具体组成部分。
第三，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包括多种结构要素的、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的、多层次的统一体。
20世纪史学影响较大的有两个学派：一个是兰克学派，另一个是由兰克学派发展来的“年鉴学派”。兰克名言是“事实是怎样就怎样叙述”，不但敢于展现人的生活，甚至试图通过描绘人的生活去展现人的精神世界。……所谓“年鉴学派”也是松散的联合，是指团结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一些历史学者，期刊副题为“经济、社会、文明”，表明其研究“全面历史”的主张。该刊是于1929年由两名历史学者马克·布罗克和吕西安·费沃创办的，前者著作《封建社会》是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必读书，后者是中世纪后期拉伯雷时代“反信仰”问题的专家。他们共同反对那种进行史料堆积、局限于对历史事件进行描述的历史方法，倡导“全面历史”(histoiretotale，或可译为“总体历史”)和问题的历史，从问题出发寻求解释，从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信仰和精神状态等进行全面的总体研究。
“年鉴学派”吸收了马克思对社会形态“大跨度”的模式和结构研究方法(即是在长期演进中发现规律，重视古今的联系)，同时进行时间和空间演化中的人类历史研究，与传统史学的最大区别是在对人类精神的作用方面，因为人类精神状态的演进是“年鉴学派”至为关心的问题。“全面性”还体现为史料的多样性，各类文书、图像材料、考古发现、口述材料都成为史料，称为资料的革命。但研究的着重点在于提出问题，通过深刻的分析给予解释，所以是解释的历史而非肤浅的叙述。勒高夫是继承“年鉴学派”衣钵的，他的“新历史”总结为几个关键词：大跨度、结构性、历史人类学、人类精神、物质文明、边缘人群、形象和想象。其“新”体现在对传统历史的新的研究方法，比如对身体、性、疾病等的研究，比如各种疾病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重要性，中世纪的恶疾是鼠疫和麻风，近代是肺结核和梅毒，现代是癌症，目前是爱滋病，而未来很可能是其他精神心理疾病。这是开放的历史，排除偏见和成见，反对脱离环境的孤立研究。
由上可见，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整体史研究是发展了一种综合的、整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视角，从历史整体性的高度来对待历史的研究对象。
(作者：余同元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