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儿童节是个好日子。这天晚上，我又拜访了文学巨匠茅盾先生。
当年，茅盾84岁，在北京医院住院。要见他必须通过“两关”：一是医院挂了“免见牌”——“医嘱谢客”；二是凡要见茅盾，必由他的儿媳陈小曼女士安排。自1978年12月在茅盾家中拜见他后，一年多来，我与陈小曼多有交往，请她转交信和照片，请茅盾题签的《小溪流》刊名以及我写的《毛岸英》《黄公略》等书的题名。这次想见茅盾，陈一口答应：“沈老在北京医院×楼住院，六一晚上你去吧。”
我和妻子按时赶到北京医院，在一个大房间里，只见沈老穿着无领毛线开衫，比一年前消瘦些，但精神尚好，一个解放军战士剥了桔子递给他，沈老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我说：“沈老，你的牙齿还好呀！”他回答：“假的。”我把沈老的半身塑像——湖南文艺美术师小林的新作，摆在他面前的小桌上，问他：“沈老，这是用浏阳菊花石雕的，你看像不像？”他瞄了一眼连说：“像，像。”
沈老刚用完桔子便与我“闲聊”，我把卡式录音机打开，他竟一口气跟我畅谈一个多小时，可见他精神好，谈兴浓。
代理“代理宣传部长”
沈老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大半个世纪，也是风云变幻的血与火的年代。除了文学创作外，他自身的经历也是一部丰富多彩的“书”。
“我的一生所搞的事情，作为一个作家，还算是比较丰富的。”他回味无穷地说。我以为这话是指创作本身，便随声应和道，沈老摇头说：“不，不是指创作题材，是指生活道路。”我建议：“你可以写回忆录呀，把一生的经历写出来，对后代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是啊，我还在写，已写到1927年的大革命了。”
沈老回忆了一段往事：“1925年底，为了派出代表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在上海成立了左派的国民党，恽代英是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我是委员兼宣传部长。我俩都是二次大会代表，开完了那个会议后，就把我留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那時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但实际上他管不过来，于是，毛泽东同志就代理宣传部长。那时（1926年春）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除了代理部长和我这个秘书，只有六七个工作人员，我这个职务等于办公室主任，我就住在毛泽东同志家里，方便些。当时，毛泽东同志正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所以宣传部的日常事务就由我办，我拟好稿子就让他看一下。杨开慧同志也住在一起，她除了帮忙抄抄写写，就是带孩子，管家务，那时毛岸英大概五六岁，毛岸青还在吃奶。”回忆到这里，沈老笑道：“嘿嘿，这中间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同志去韶关考察农民运动，他要我去代理他的宣传部长，这样，我就代理起‘代理宣传部长’来了。”
沈老这段回忆十分珍贵。我曾对毛主席的革命实践作过一些调查访问，关于他去韶关考察农民运动，还是头一回听说。
从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看到，沈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国共党政要人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和蒋介石、汪精卫及文化名人鲁迅、郭沫若、叶圣陶等均有交往，丁玲还曾是他的六个学生之一。他还亲历上海“五卅惨案”及广州中山舰事件。沈老可谓中国现代史的“活字典”和见证人。
“周总理保护了我”
书记。他有肺病，苏区生活艰苦，又要打仗，他的肺病很严重，也没怎么治疗，1933年11月20日突然大吐血，不治而亡，死时才33岁”。忆亲属，沈老感到惆怅，我听了也很难过。中年丧女是人生最悲痛的事，何况还有弟弟和女婿都是为革命英年早逝，真是满门忠烈。
沈老逝世三年后，我意外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茅盾回忆录》，我知道这是依照沈老的遗嘱赠送的，弥足珍贵。据沈老儿子韦韬回忆，沈老去世时，回忆录只写到1934年，仅完成预想的一半。但他当年的准备工作却远不止于此，加上他在1976年的口述录音及许多资料，“促使我们决心大胆地拿起秃笔，把父亲的回忆录续写完，了却父亲生前未能实现的心愿”。
（作者系文史学者、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