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代帝后非常重视其万寿庆典，江南盐商积极参与其中。其参与方式有三：其一，积极进献贡品；其二，踊跃报效银两；其三，积极筹办万寿点景。江南盐商的积极参与受到清帝的赞赏。他们一方面对其进行表彰，另一方面延长还款年限，以减缓江南盐商的经济压力。这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便利，但频繁的报效也为其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江南盐商参与清代帝后万寿活动是地方商人与宫廷关系的一个缩影，这种关系的存在成为经济良性发展的障碍。
关键词：乾嘉时期；江南；盐商；帝后；万寿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4）01—0028—08
万寿节是清宫的重大节日之一，它与元旦、冬至并称清宫三大节。清代帝后逢旬诞辰则要大庆，尤其是周甲、古稀、耄耋之年，庆典益加隆重。庆典期间，举国欢庆，京城内更有盛大的庆祝仪式。庆典的举办，涉及举国各个阶层，其中江南盐商是清代帝后万寿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对于江南盐商与清代帝后万寿的关系问题，既有研究将其作为两淮等盐商向清宫捐献银两的一个方面，且以数据统计为主①，以揭示盐商与皇室的“共生”关系②。笔者曾撰文探讨清代帝后的万寿点景问题，对江南盐商与万寿点景的关系略有涉及。总之，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笔者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奏案》、《内务府奏销档》及《宫中朱批奏折》，故宫博物院所藏《万寿庆典成案》等档案探讨这一问题，以求更为深入认知江南盐商参与清宫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重大影响。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江南盐商雄厚的经济实力
宋代以后，江南经济的发展逐步超越北方，进而，江南成为了繁华的代名词。明清之际，江南经济发展达到了封建时期的顶峰，江南商人积累了雄厚的财力，其经济实力位居全国之冠。当然，这主要是指江南的盐商。
清初，江南盐区迭遭战乱，国家正常的盐课税收受到极大影响。当时，两浙盐区“岁设盐引六十六万有奇”，但战乱导致人口锐减，以致盐引销售不畅。作为全国最大的盐区，两淮的盐引销售同样面临巨大问题。顺治十六年（1659），两淮巡盐御史高尔位因临洪等盐场“灶丁逃亡殆尽”，请求蠲免税课③。
随着清王朝的统治趋于稳固，清代盐业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以盐引为例，顺治初年，清廷盐引并无定额。局势逐步稳定之后，清政府方陆续颁布引额。这一时期的盐引延用自明代额数。当然，清政府也有所调整，两淮、两浙引额各增加一倍，分别达到了1410360引与667153引。由于顺康时期，清政府频繁用兵，兵费甚巨，遂频繁加引。雍乾时期，引额加增依然如故。至嘉庆五年（1800），两淮盐引达到了1685492引，岁课银2222930余两，两浙盐引704698引，岁课银974310余两，约占全国盐课总数的56.6%①。且两淮预提引目，两浙有余引，其数额多寡不定。
在两淮及两浙盐业的发展过程中，江南盐商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国家及社会需要的时候，江南盐商们都会捐输大量银两。根据捐输银两用途又可分为五类：军需报效、水利报效、赈济报效、备公报效、杂项报效。除此之外，江南盐商还投入巨资兴办当地的公益事业。在诸多捐输报效中，军需报效最为重要。早在康熙初年，两淮盐商已有军需报效。初期，由于财力未充，江南盐商的报效数额较少。康熙十七年（1678），清军平定三藩之乱，“需饷正殷”，淮商陈光祖等报效银135000两②。此后，江南盐商的军需报效成为一种常态。至乾隆朝，江南盐商的军需报效频繁且数额巨大。乾隆十三年（1748），两淮盐商程可正、程谦六等，为“大金川军需”，捐银80万两。乾隆二十年，两淮盐商程可正等，因“伊犁荡平”，公捐银100万两，“以备赏需”。乾隆二十三年，两淮盐商黄源德等，因“西北军需”，公捐银10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因“金川军需”，两淮盐商江广达等公捐银400万两，两浙盐商何永合等公捐银10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因“台湾军需”，两淮盐商江广达、程俭德等公捐银20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因“后藏军需”，两淮盐商洪箴远等公捐银400万两③，两浙盐商何永合等公捐银100万两④。
江南盐商雄厚的经济财力的取得离不开清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其频繁的捐输则是对清政府的回馈，但仅仅如此尚不足以为其提供足够的保障。他们必须赢得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清朝皇帝的信任与支持，为此，他们需要更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建立并不断加强这种联系。清代帝后万寿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遇，江南盐商积极参与其中。
二、清代帝后对万寿庆典的态度
清代帝后之中，长寿者甚多，但只有康熙帝、乾隆帝、崇庆皇太后、嘉庆帝、慈禧皇太后五人得享隆庆大典。有清一代，乾嘉时万寿庆典举办得最为频繁。乾隆十六年、二十六年、三十六年，乾隆皇帝为其母崇庆皇太后分别举行了六旬、七旬、八旬万寿庆典；乾隆五十五年，清政府为乾隆皇帝举办了八旬万寿庆典。嘉庆二十四年（1819），清政府为嘉庆皇帝举办了六旬万寿庆典。
清代帝后热衷于举办逢旬万寿庆典的观念发端于康熙。在古代，人的平均寿命相对较短，时人向往高寿，并将高寿之人誉为“人瑞”，而九五之尊的皇帝若得高寿，则为举国盛世。康熙皇帝六十寿诞尚未到来之际，王公大臣们即纷纷奏请兴办祝寿庆典，康熙皇帝欣然允诺。这其中既有对荣登高寿的喜悦，亦有登基以来，“治国有成”的豪迈情怀。康熙时期，通过几次军事行动，清政府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巩固了边疆，而政治的稳定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经济的恢复、发展，人口数量逐渐增加。清政府的统治日趋巩固，这一切都令康熙皇帝深有感触。他希望有人能够与其分享这份喜悦，六旬万寿为其提供了一个契机，“今朕式慰中外臣民之请，博考典礼，大沛膏泽，用称朕跻世于仁寿之至意！”① 万寿庆典即是这个与民共乐的平台。
而在康熙六旬万寿庆典之后，上至康熙皇帝，下至王公大臣，都还沉浸在庆典的欢乐气氛之中，他们并不满足于一时的欢乐，还希望能将这种盛况流传于世。于是，经过臣工奏请，康熙皇帝谕允绘制《万寿盛典图》。
康熙之后，清代帝后效法圣祖，多次举办万寿庆典。弘历登基之后，乾隆皇帝侍母极孝，不仅多次奉崇庆皇太后巡幸天下，还为其三次举办万寿庆典。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期间，乾隆皇帝不仅进献为数众多的贡品，还亲“率天下臣民，胪欢舞彩，敬迓慈禧”，欣赏“衢巷讴歌”②。乾隆此举实将万寿庆典作为展现他“尊亲之义”，彰显孝德的重要工具。而在其母薨逝之后，乾隆皇帝还否定了群臣为其举办七旬万寿盛典的倡议，以寄托对其母的哀思。
其实，乾隆皇帝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乾隆皇帝始终以祖父康熙为偶像，他在诸多方面效法康熙，且坚持任期不能超过乃祖。但在其它诸多方面，乾隆皇帝有诸多超越，不仅寿跻上耋，五代同堂，而且十全武功，无人可比。有鉴于此，他对八旬万寿庆典更为关注，提前两年半即筹办万寿事宜，“著派阿桂、和珅、刘墉、福长安、胡季堂、金简、李绶、伊龄阿总办，以期经理得当，用光氏钜典”③。事后，乾隆皇帝亦令人绘制《万寿盛典图》。
嘉庆时期，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日趋衰落，统治者内部贪污腐败成风，外则农民起义连绵不绝。此间更是发生了陈德神武门内刺杀嘉庆事件、天理教闯入紫禁城事件，此皆为有清一代所仅有。在这一背景之下，嘉庆皇帝更加需要维持虚假的盛世景象，以昭显自己治理有方、治国有成。于是，嘉庆二十四年他为己隆重举办了六旬万寿庆典。庆典期间，陕西人士杨钟岳奏称：“京师西北山内有伏藏之贼，觊觑皇会，欲乘机萌动。”对此，嘉庆皇帝非常愤怒，“人以皇会为可欣可乐，彼以皇会为可忧可惧！”④ 指责其言论荒诞。嘉庆皇帝的这一行为，其实质是对自我的精神慰藉。
清代帝后的万寿庆典也有其政治目的——显示天朝上国的强盛国力与赫赫威仪。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他们需要不断强化与蒙古族、藏传佛教方面的联系，为此，他们搭建了诸多平台，对其恩威并施，以巩固其统治。万寿庆典亦是其一。在此期间，各边疆少数民族的领袖及宗教领袖通常都要赴京祝嘏，此外，周边藩属国亦要委派使臣，或者其国王亲赴京师以为祝贺。清朝皇帝对其厚加赏赐，并令其与王公大臣一起于御道两旁迎驾，以仰瞻天朝上国的赫赫威仪，感受泱泱大国的强盛国力。乾隆八旬万寿之际，安南国王阮光平带领众多随员赴京祝寿。乾隆皇帝谕令福康安，阮光平一行“不必拘定人数”，“俾共遂瞻就之忱也”⑤。而对于其八旬万寿点景，乾隆皇帝更是认为“虽未免尚多华瞻，而规置安顿之处，均属整齐妥协。不惟外藩君长，暨诸国贡使人等，目睹升平景象，鼓舞欢欣”⑥。
总之，清代帝后的万寿庆典被赋予了太多的内涵，这使得其后继者乐此不疲。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此，王公大臣、各地商人也积极筹办万寿庆典，将这一活动推向了高峰。
三、江南盐商参与清代帝后万寿的方式
清代帝后万寿礼隆仪重，分由若干环节组成。鉴于商人的身份，他们所能参与的环节有限。但在这一过程中，江南盐商充分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其中。根据其参与的环节及方式，其活动可分三种：
其一，报效银两。清代有两套财政体系，其一是户部掌管的国家财政，其二是内务府掌管的皇室财政。其中，户部财政主要来源于国家的各项正项税收，包括各省地丁、关税、盐课等；内务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各关的盈余及内务府各项经营的收入等。这也就是说内务府的财政相对独立于国家财政。据统计，乾隆时广储司银库财库充盈，初期收入为50万两，至乾隆晚期达到250万两以上①。而清代帝后万寿花费巨大，仅万寿点景即需银100余万两，因此，内务府面临经费不足之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王公大臣、各省及盐商都有所报效。乾隆三十六年，崇庆皇太后万寿时内务府仅报效一项即入银110余万两②。在此项报效中，江南盐商是其主要来源之一，仅两淮盐商报效银即达到了20万两，约占总数的18%。
其实，早在康熙时期江南盐商已经为清代帝后万寿报效银两。康熙六旬万寿时，两浙盐商报效银2万两③。至乾嘉时期，江南盐商不仅报效银两的份额大，而且其数额也不断扩大。这一点可以从江南盐商历次为清代帝后万寿报效银两情况中得到证明，其具体情况详述如下：
乾隆二十五年，为崇庆皇太后七旬万寿修理乐善园之用，两淮盐商黄源德等恭进银10万两④。
乾隆二十六年，为崇庆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之用，两淮盐商黄源德等恭进银10万两⑤。
乾隆三十六年，为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庆典工程之用，两浙盐商恭进银10万两⑥。
乾隆三十六年，为筹办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庆典，两淮盐商等恭进银20万两⑦。
乾隆五十五年，为筹办乾隆皇帝八旬万寿盛典，两淮盐商恭进银200万两⑧。
乾隆五十五年，为筹办乾隆皇帝八旬万寿盛典，两浙盐商何永合等恭进银100万两⑨。
嘉庆二十二年，为筹办嘉庆皇帝六旬万寿庆典，两淮盐商恭进银200万两①。
嘉庆二十二年，为筹办嘉庆皇帝六旬万寿庆典，淮南商总捐纳道员鲍崇城捐银10万两②。
嘉庆二十三年，为筹办嘉庆皇帝六旬万寿庆典，两浙盐商恭进银30万两③。
对于江南盐商进献银两，清代帝后的态度耐人寻味。乾嘉时期，清代帝后尚且较为克制，对于此种进献银两常常却之再三，最后方予以接受，以维护其光辉形象——皇帝并非贪婪，接受是为了联系上下之情。所以，孝圣宪皇太后七旬、八旬万寿之际，乾隆皇帝再三谕令江南盐商报效银两不能过多。但至乾隆八旬万寿、嘉庆六旬万寿之际，他们面对江南盐商的巨额捐献稍事推辞即收入囊中。清末之际，慈禧太后更是要求江南盐商效法孝圣宪皇太后万寿时的做法，为其万寿捐献银两④。
其二，进献贡品。在中国，地方向中央进贡的历史非常悠久。至清代，满族统治者更是将进贡制度发展至封建王朝的顶峰。清代帝后万寿是臣子进献贡品的重要场合，但进贡制度的存在也带来诸多问题，清代帝王几次三番地发布谕令，禁止臣工进献贡品，以致严格规定了进献贡品的资格。江南盐商并未有进献资格，但是他们通过两淮盐政等代进。嘉庆二十四年，两浙盐政广泰即代浙江盐商进献祝寿贡品⑤。
无论是臣子，还是盐商进献贡品都要投皇帝所好。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清代帝王及皇室吸纳了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并为其深深吸引，从而产生了较高的精神文化需求。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顺治即对中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开始广泛临摹晋、唐、宋人法书。康熙皇帝对书法也情有独钟。他曾经写道：“朕于古人诸法书无不展玩临摹，而于米、赵墨迹，尤真爱不忍释手。仿成卷轴，动至盈千。用冀天人交，尽得古人微意，而自忘其握管濡翰之劳也。”⑥由于康熙皇帝书法师从沈荃，故非常推崇其书法，他认为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⑦ 因为嗜好董其昌的法书，康熙皇帝曾大肆搜罗其书法，文武百官也投其所好，广为搜求，丰富进献。
对于其它古董珍玩，清代帝王也非常喜爱。康熙皇帝曾经对皇子们说：“朕用膳后，必谈好事，或寓目于所作珍玩器皿，如是则饮食易消，于身有大益也。”⑧ 较之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对艺术珍品的喜好也毫不逊色。他具有极高的艺术品位，对古董珍玩也格外用心，“在藩邸数十年，所蓄器玩颇有”⑨。乾隆皇帝不仅对书画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对青铜、古砚、瓷器、漆器、玉器等古玩，无不爱好。几暇之余，时常把玩，题诗咏志。乾隆身处中国封建王朝的盛世，他则将皇室的古玩收藏推向了顶峰。
江南盐商所进献的贡品主要是委派人员赴苏州等地采办。贡品的种类非常丰富，既有绫罗绸缎，亦有古玩书画，还有钟表家具等当代精美的工艺品。乾隆二十六年，孝圣宪皇太后七旬万寿时浙江盐商吴玉如等进献玉器、铜器、瓷器81件①。
江南盐商不仅以个人名义进献贡品，而且两淮盐政官员等所进的很多贡品实际上也是他们购求所得。乾隆三十三年，前两淮盐政普福缘罪究办。经普福交代，虽然两淮盐政有办贡专款，但他并不预付盐商采办贡品的费用，而是进呈之后，根据乾隆皇帝赏收与否再做支付，乾隆皇帝赏收者给予价值，未曾赏收退还本处者概不给价。并且，普福将退还贡品之中的优等者存留以备下次进贡，其不堪应用者则退还盐商。据统计，仅吉庆、高恒、普福三任盐政期间，两淮购办贡品银高达57万余两②。正是通过种种舞弊手段，两淮盐政将盐商采办的诸多贡品据为己有，进献清帝，以为自己谋取利益。
其三，办理点景。点景是清代帝后万寿逢旬大庆期间，在街头临时布置景物与景观。此景观从畅春园（圆明园）至神武门（西华门），绵延20余里。其设置的目的是为了营造出举世庆祝的盛况，便于清代帝后从御园返还紫禁城之际进行观瞻。至于点景的内容则包罗万象，有写照江南风景的假山、河流与园囿；有装饰一新的店铺与民居；有别具风情的异域建筑；有为帝后祈福的经坛、僧众；有官员迎驾的彩棚、龙棚；还有反映北京民俗的杂耍、戏剧；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迎驾耆老等等。当然，祝寿是万寿点景的主题，这些人文景观具有浓厚的“寿”文化气息，象征长寿的蟠桃、灵芝、仙鹤、松柏等物随处可见。
在诸多点景之中，戏曲是时人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深受民众喜爱。清代著名文人赵翼曾目睹崇庆皇太后六旬庆典时街道两旁的演戏盛况。“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③ 但乾隆八旬万寿之际最为引人瞩目的点景当属僧人。据文献记载，当时西直门喇嘛僧人千名颂经庆祝④。
万寿点景的制办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内务府无力一己承担。在此情况之下，各省督抚及在京各衙门纷纷呈请办理点景事宜。江南盐商也不甘落后，亦参与其中。崇庆皇太后六旬万寿之际，盐政高恒等奏称：他们所辖各处盐商，请求入京办理点景。对此，乾隆皇帝欣然允准，令其与各省督抚一起在西直门外办理点景事宜⑤。后来，乾隆皇帝谕令两淮、两浙盐商承担西直门至西华门街道两旁的点景布设工作。其实，早在康熙之时即有盐商赴京办理点景事务，至乾隆朝盐商赴京办理点景情况更盛。初期，两淮、长芦及浙江盐政及盐商在办理万寿点景中的地位并无特殊之处，至乾隆二十六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两淮、长芦及浙江盐商开始全部承担起西直门至西华门一路的点景工作。此后，无论是乾隆三十六年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还是乾隆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八旬万寿，自西华门至西直门一带，被分为三段，交由两淮、长芦、浙江商众赴京自行办理点景事宜①。据内务府统计，此次来京办理点景盐商共47名，其中两淮盐商12名，浙江盐商10名②。
江南盐商办理点景并非易事。乾隆帝诞辰日为八月十三日，于乾隆五十五年举行了八旬大庆；乾隆帝之母崇庆皇太后诞辰日为十一月二十五日，于乾隆十六年、二十六年、三十六年分别举行了六旬、七旬、八旬大庆；嘉庆帝诞辰日为十月六日，于嘉庆二十四年举行了六旬大庆。以时间观之，乾隆皇帝寿辰处于深秋，嘉庆皇帝寿辰处于初冬，而孝圣宪皇太后之寿辰则处于隆冬。当时所布点景多以草木为饰，所以布置点景要防雨、防风，尤其是在冬季，天气寒冷，必须远离烛火，这对点景的布置非常不便。乾隆皇帝对此深有感慨，“幸荷上天恩佑，弥月晴明，设或连遇风雨。岂不徒耗物力耶！”③
此外，盐商所办点景材料都是各自事前备办。当需要布置之时，盐商将材料由所在地方运至京师组装。江南盐商对此非常积极。乾隆三十六年，孝圣宪皇太后八旬万寿，浙江盐商春间即要求赴京办理点景。乾隆皇帝认为皇太后万寿在十一月间，而浙江盐商春间即赴京办理点景，时间太早。另外，乾隆皇帝也“因思淮扬为浙江进京必由之路，恐商众等见浙商先期北上从而效尤”，这将对京城带来不利影响：“伊等在京为时太久，费用必更较多，且聚集人多，必致米粮食物从而腾贵”④。为此，乾隆皇帝谕令各商于秋间酌量时日再行起程，于十月初到京即可。此后，江浙盐商筹办万寿点景都提前一个多月启程，由水路赴京。
筹办点景是赢得皇帝信任的一种途径，为此，江南盐商及两淮盐政都非常谨慎。在他们看来，点景布置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不能被其他承办者比下去。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不只他们，各承办方都有此念。最后，万寿点景成为各方，尤其是盐商争奢斗靡的舞台。对于这种现象，乾隆皇帝也有所察觉，他发布谕令：要求崇尚节俭。不过，其谕令形同具文。
四、江南盐商参与清代帝后万寿的作用
江南盐商不计成本的投入对万寿庆典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内务府举办万寿盛典提供了经济支持，为皇帝提供了愉悦身心的贡品，并且他们将江南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带到京城，使得京城人民足不出户即可领略江南风情，这极大地增添了帝后万寿的喜庆色彩。
总之，江南盐商与诸多机构一起营造出了乾嘉太平盛世的景象，实现了清代帝后与民同乐的愿望，展示了大清王朝的赫赫威仪。乾隆皇帝等非常满意，并对其行为进行嘉奖。
乾隆十六年、二十六年，两淮盐商等襄办皇太后万寿盛典，乾隆皇帝先后赏赐其缎疋、貂皮等物。
乾隆三十六年，两淮、浙江盐商等襄办皇太后万寿盛典，乾隆皇帝加恩将两淮提引案内应行赔交银两在原有基础上展限三年完纳，并适当调整盐斤价格；两浙盐商每引加余盐5斤⑤。
乾隆五十五年，两淮、两浙盐商襄办乾隆皇帝八旬万寿盛典，乾隆皇帝加恩嘉奖，“著将该商等本年应交柴塘生息银十二万两，于五十六年（1791）为始，分作三年带完”。两淮盐商“情殷祝嘏，踊跃急公”，“爱戴输诚”，乾隆皇帝“特沛恩施”，所有办理点景之淮商25人俱于现有职衔“各加顶戴一级”①。不仅如此，对于办理点景之两淮盐商12名，两浙盐商10名，还赏赐了宫沙、荷包等物②。
嘉庆二十四年，江南盐商赴京办理万寿盛典，嘉庆皇帝将出力人员予以议叙，以为嘉奖③。
要而言之，以价值而论，无论是乾隆，还是嘉庆的赏赐都与江南盐商所出相距甚远，但从付出与回报的角度而言，江南盐商的付出所得甚巨。正是通过这一途径，江南盐商以下位者与上位者建立了联系，并且得到上位者的欣赏。这种欣赏使得江南盐商得到进一步经济权益，从而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
江南盐商参与清代帝后万寿与其参与皇帝出巡、及向内务府进献备公银两一起，共同组成了江南盐商向清帝进献的整体。这种进献体制过分强调了江南盐商的捐献义务，其结果则是违背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规律，令江南盐业的发展陷入困境。总之，它是地方盐商与宫廷关系的一个缩影，这种关系的存在是阻碍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邓 军）
Salt Merchants from Southern China and Limitless Longevity of Dowager
Empresses of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Teng Deyong
Abstract： The dowager empresses of Qing Dynasty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to the celebration of their birthdays， and salt merchants from southern China took part in it actively. Three ways they engaged in were presenting tributes， donating teals of silver， preparing landscapes for the visit on the ceremony. The emperors praised them for their initiative， and meanwhile prolonged the repayment period to mitigate their financial pressure. Although this benefit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frequent contributions and donations placed a heavy financial burden on salt merchants. Salt merchants’ involvement in the celebration of limitless longevity of dowager empresses was a mini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royal court of Qing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became the barrier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Key words： the reign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southern China； salt merchants； dowager empresses； limitless longe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