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先秦两汉时期，太子丹、荆轲故事经历了一个由史学到文学的发展过程，《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和《燕丹子》清晰地体现了这种演变轨迹，由线条式地记录模式转变为人物性格饱满、情节丰富的故事系统。本文将从三部作品着手，努力寻找太子丹、荆轲故事流变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学发展规律。
关键词：太子丹；荆轲；战国策；史记；燕丹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0-0-02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在历史中流传甚广，关于太子丹、荆轲的故事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战国策》、《史记》和《燕丹子》三部作品中，这个故事系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主题，融入了不同作者的主观倾向。
《战国策》体现了战国纵横家的思想，很多故事充满了智慧与权谋；《史记》是相对严谨的史学著作，同时也倾入了司马迁的个人情感色彩；《燕丹子》在中国小说史上意义重大，结构完整、情节丰富。三部作品体现了太子丹、荆轲故事的传承流变。
一、《战国策》：线条式的本事记载与纵横家的权谋机智
《战国策·燕策三》中记载了太子丹和荆轲的事迹，与后世同类题材相比较，《战国策》的记载相对简略，但是基本框架已经具备，交代了荆轲刺秦王故事的前因后果，成功刻画出了太子丹、荆轲、田光、樊于期、高渐离等人物形象。但是《战国策》对本事的记载仅仅限于粗线条勾勒，并没有进一步的进行深入刻画，尤其是对于重要人物的塑造缺乏必要的铺陈与渲染。
《战国策》在描写太子丹和荆轲的故事时，表现出纵横家的机智与谋略。由于太子丹不强调与秦王的个人恩怨，始终将燕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功利色彩非常明显，太子丹也就表现出纵横家所期待的智慧和与之相关的语言技巧。太子丹始终的顾虑是“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恐其祸至”，他始终站在国家的角度有一种忧患意识。在樊于期投奔燕国得到鞠武的反对后，太子丹顾虑的是“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时也”，北宋鲍彪评曰“知祸且至，而犹为之，自疑命止于此”，太子丹并非出于仁义之心或爱才而收留樊于期，而是为收买人心、加以利用，果然后来樊于期自颈献头，成为了工具。荆轲开始并不想承担刺秦的任务，自称“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但是“太子前顿首，固请无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问，供太牢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太子丹的地位非常尊贵，如此殷勤的对待荆轲，其实是一种情感攻势，最终的目的是荆轲的牺牲换来刺秦的成功。当赵国失守、唇亡齿寒之际，太子丹便开始催促刺秦进程，当荆轲提出用樊于期的人头作为见秦王的理由时，太子丹却将皮球踢给了荆轲，自称“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而一切条件具备，荆轲“顷之未发”时，“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乃复请之曰：‘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太子并非对荆轲投入了真感情，而是将他当作一个国家死士，本质上终究是个工具而已。因此，可以看出《战国策》的叙事有很强的功利性和政治性，本质上是“策”，太子丹、荆轲的故事也并非像后代所传颂的那样是一段佳话，而是掺杂了许多计谋和利益。
二、《史记》：实录的汇总与个人情感的倾注
《史记·刺客列传》中有记载太子丹、荆轲的故事，可以说是司马迁对前代相关资料的汇总，其中很多情节、对话和《战国策·燕策》大体相同。由于出现在《刺客列传》里，司马迁对刺客荆轲的描写变得格外详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燕召公世家》中对太子丹着墨也并不多，由此也看出司马迁对荆轲的个人推崇倾向。
首先，司马迁对太子丹、荆轲事迹进行了全面汇总，很好的保存了相关史料。《战国策》的相关内容，《史记》全部收录其中，同时也不难看出《史记·刺客列传》于《战国策·燕策》又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集中润色加工，使得语言更加流畅，史料更加翔实。司马迁对荆轲事迹的记载基本上延续了前代的线性叙事方式，按照时间顺序交待前因后果，符合历史著作的规则。作为一名史学家，司马迁虽然并未完全做到“述而不作”，但是对历史资料的驾驭能力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其次，司马迁特别对荆轲的事迹进行了大量补充，并且倾入了对刺客行为的浓厚情感。司马迁在继承了《战国策》相关记述的基础上，对荆轲的描写有进一步的补充和润色，尤其是对他在遇到太子丹之前的生平历程有很详尽的描写。司马迁还增添了高渐离的相关资料，尤其是将他在荆轲死后，筑击秦始皇的情节补充了进去，丰富了对刺客的描写内容。《刺客列传》篇尾，“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司马迁对刺客的行为大加赞颂，这是他比《战国策》单纯地进行历史记载进步的地方。
司马迁对刺客的英雄化渲染与个人情感的倾入，丰富了太子丹、荆轲故事系统地深层思想内涵，为今后故事的发展过程定下了基调。可以说，在司马迁笔下，太子丹、荆轲故事是实录精神与个人主观情感的有机融合、并存。
三、《燕丹子》：故事结构的颠覆与再创造
《燕丹子》对史学的叙事方法进行了极大颠覆，脱离了史传文学的传统笔法，具备了很多小说的性质，传奇成分增多。
首先，《燕丹子》采用了主观化的叙事方式。它抛弃了全景式的历史背景描写，而是重点突出了个体在故事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整个故事几乎全部用人物对话、心理活动、动作等进行推动。
故事的真正主角是太子丹。《燕丹子》作者充分尊重太子丹的个人情感，在这里，太子丹奉养勇士的目的不再是将燕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太子丹同秦王的个人恩怨，刺秦的目的不再是护国，而是复仇。《燕丹子》开篇重点介绍了太子丹如何受到秦王的侮辱、陷害，以至于回国后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种起因完全是个人化的，因此太子丹在同鞠武、田光、荆轲的对话中，始终强调他所受到过的侮辱，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却很少提及，这是一种明显的个人色彩浓厚的特点。鉴于此，这里的太子丹形象较之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太子丹不再像《战国策》里一样，充满计谋和纵横家气质，而是充满了复仇意识和主观情感，所以他变得礼贤下士，与荆轲的关系变得情同手足，以至于“太子常与轲同案而食，同床而寝”，对荆轲的种种特殊待遇，不会让人联想到一种利用和计谋，因为荆轲的死终究是为了完成太子丹个人的复仇愿望，因此太子丹变得格外珍视同荆轲的个人情感。太子丹将国事看得很轻，而将自身的受辱经历和复仇目标看的很重，经常会说出“若事可成，举燕国而献之，丹甘心焉”这样的话，这种表现不是一种合格的太子行为，在史书中一定会变成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但是《燕丹子》作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拥有这样的主人公将会给作品增添不少感染力和震撼力，加重了作品的悲剧力量。
荆轲在《燕丹子》中的形象也有所改变，最值得注意的是荆轲性格中增添的纵横家气质。荆轲除了拥有隐忍、刚毅的性格外，还拥有了惊人的智慧和口才。比如面对夏扶在宾客满座的宴席上的质问，荆轲从容不迫，回应得有理有据，颇具气势；面对太子丹的试探，荆轲也表现出智慧，提出了用樊于期之首和燕督亢地图进献秦王的计策，淡然冷静的态度也体现了非凡的气质；最后见到秦王的时候，对秦王加以训斥的情景，也带有纵横家的特点。这一系列的情节设置，是作者增强故事可读性、刻画人物形象更较饱满的客观需要，丰富了荆轲形象的个性化色彩。
其次，《燕丹子》对情节进行了大量的增饰，虚构、传奇色彩加重。
“道听途说”、“作意好奇”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特点，《燕丹子》已经具备了很多这方面的特征，这也是它区别于《战国策》《史记》的最明显特征。《燕丹子》开篇叙述了太子丹同秦王的个人恩怨，当太子丹欲归国时，“秦王不听，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可见，太子丹与秦王的故事在司马迁的时代已经流传，但是《刺客列传》没有采纳，《燕丹子》却采纳了，这说明《燕丹子》已注意将奇闻异事融入到叙事中。
《燕丹子》相比于《战国策》和《史记》还有很多增饰之处，比如太子丹同鞠武的书信往来、田光与太子丹的具体交往过程、太子丹“自驭虚左”迎接荆轲、荆轲舌辩夏扶、太子丹对荆轲献金掷龟、进马肝、断美人手等等，这些增饰之处均不见《战国策》《史记》中有相关记载，很可能是“道听途说”的民间传闻。这种描写于史学不符，可是加在文学作品中，却极大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与可读性。
《燕丹子》的作者还不具备“始有意为小说”的意识，胡应麟评价 “《燕丹子》三卷，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即《燕丹子》具备小说和杂传的双重特征，还没有彻底摆脱历史传记的影响。所以，《燕丹子》的叙事依然遵从线性结构，但是在荆轲如太子丹见面后，又集中笔墨描写荆轲的种种事迹，对线性结构又有某种程度上的突破。可以说，它是历史传记到小说创作过渡阶段的产物，也显出了文史分家的趋向，因此《燕丹子》的存在意义非常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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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蕾.《史记》与《燕丹子》荆轲形象塑造之比较[J].河北学刊，19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