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的巧合。2011年12月26日晚，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者、毛泽东及民国史研究专家高华教授病逝；这一天，正是毛泽东的诞辰日。高华曾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而蜚声学界。
高华与病魔奋战数年，最终被击倒，令海内外学人深感惋惜。
提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当代大陆有“杨杨高沈”四大名家，是指杨天石、杨奎松、高华、沈志华。近年还崛起一位王奇生。他们的著作对梳理被严重扭曲的中国近现代史功不可没。而此一功绩，无论怎样评价亦不为过：没有准确的历史事实，即无正确的历史观，亦不能对今下及未来有合理见解及预判。
四人之中辈份最高的杨天石，盛赞高华“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很有气派”。杨奎松（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评价高华是研究毛泽东的“排头兵”，党史学界的佼佼者，在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高华都领风气之先，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学者的诚实、正直和独立思考。
以研究国共组织史而著称的王奇生（北大历史系教授）则认为，每年都有好书评选，有些年度好书可能是和一些历史事件及现实关怀有关，但能沉淀下来的不多，高华的著作，就经受住了考验，成为经典。
立志探求历史真相
高华1954年生于南京，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因家庭“成分”不好，考入外语学校遭拒。据他的好友许纪霖回忆，“文革”时高华目睹父亲为避杀身之祸离家逃亡，家门口贴满了捉拿父亲的通缉令。这一切使他对中国政治和中共党史充满了好奇，想一探究竟，中国20世纪的历史悲剧到底从何来？
“文革”期间做了8年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高华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一路读到博士。1980年代后期，高华
开始广泛收集资料，为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做艰苦的准备。
中国当代的历史研究有一些“奇特”现象，比如历史系招生，一般古代史会比近现代史的录取名额多。个中原因乃是极“左”政治生态导致的畸形学术环境，古代史领域容易出“成就”，发表文章著作阻力小，晋升评级有诸多优势；而近现代史与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牵扯过密，禁区林立，一不小心就触雷，发表研究成果不易，还动辄得咎。因此古代史专业就招生多，聪明者也愿意绕过高山直奔平原。
高华正是闯入雷区的首批学者之一。1980年代他亦对友人表明，或许研究成果有可能一辈子放在抽屉，即便发表，无助于职称待遇，不带来麻烦已属幸事。
20年间，高华沉浸在文献档案、回忆录、日记的海洋中摸虾捉鱼，最终写就成名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很显然，题材敏感，无法在大陆发表，最后由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在本港推出。
著作一面世即引起轰动。其实此前关于中共党史的书籍，无论大陆还是本港，正规的还是地下的，早已汗牛充栋。只是，它们要么是主旋律风格，要么走野史奇闻的路子，由专业历史学者写就的严肃党史巨著，实在寥寥无几，何况涉及最敏感人物和历史进程。著作在本港出版，显然突破了诸多禁忌，写作也少了颇多束缚，更增添了看头。
“红太阳”的升起
高华在“红太阳”一书中表达这样一种历史观：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而“红太阳”正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事件生发的前因后果和整个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共官方对以前的历史进行过修正，比如否定“文革”、肯定反右大前提下指责扩大化、肯定“大跃进”动机良好的前提下批评激进和浮夸，对于工商业改造、土改和延安整风则持正面看法，这些评价尺度体现了现实政治的微妙之处。
高华的书，却正好是对官方大加赞颂的延安整风的否定。因此“红太阳”一书自然引起了所谓左中右派不同的观感与看法。一方认为高华歪曲毛泽东形象，否定了延安整风的伟大功绩；另—方则觉得高华还原了被掩盖多年的事实，描绘出一个真实的整风图景和毛泽东形象。
“红太阳”一书并非没有局限性。历史学研究严重依赖档案，一手文献往往是使历史事件最终定论的重要依据，大陆的档案开放程度较低，给高华在内的所有党史研究者带来了障碍。后世史学者只能更多依赖回忆录、自传一类史料价值较低的资料研究。
高华的著作成书年代稍早了一点，正好在世纪之交。2000年以后，苏联解禁档案纷纷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使颇多长期争议的历史迷案得以有定论，学界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高华写作“红太阳”时正巧没赶上。
例如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合作，从1994年起，陆续编译“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系列丛书，按年份出版。由于两位编选人员，一位去世，一位生病，最关键的一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没能按计划出版，而这部文献正是高华的“红太阳”最需要的核心材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离开苏联史料，一切都只能是片面研究，无法做出精准的总结概括。
高华由于对国际共运史、苏联史、各共产党国家史的考察欠缺，使得“红太阳”一书的总结概括略显片面单薄，还值得学者们讨论推敲。不过他所做的一切肯定是有益的学术探索，对后世研究者大有裨益。
北京律师朱元涛在香港三联书店买了“红太阳”一书，结果在首都机场被海关没收，海关还给此书扣上了“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否定延安整风运动”的大帽子，认定此书属于“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印刷品”，所以封杀。
朱元涛不服气，认为一个学者历时20年的研究成果，从专业背景上说，海关根本不具备鉴定该书品质的资格，这是对学术的不尊重，于是跟海关打起了官司。最后北京高院终审判决撤销了海关的没收决定，朱元涛取回“红太阳”。此事被海外媒体密集报道，更加助涨了“红太阳”一书人气。顿时洛阳纸贵。
“红太阳”得到海外内学界和自由派赞誉如潮自不多说。却也遭到了左派的长期批评指责，斥其为“帝国主义走狗”、“西奴汉奸”、“资产阶级打手”。其中最有分量也比较“理性”的是著名左派写手老田的批评文章。他通过分析，认为高华是因为父亲和自身遭受过‘不公正待遇’，心理生活在黑暗之中。言下之意，即说高华著书有着“叵测动机”。
老田道：“高华的父亲是地下党出身，是党内弱势群体，在党内竞争中长期是失败者，还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起码高父不仅没有做到和他的老资格相称的官位，据说因为在党内竞争中屡遭打击，所以长期怀有一种心理恐惧，生活在黑暗心理中间，并严重影响了高华……在高华的叙述背后，结果带来这样的问题，他在‘红太阳’一书的叙述中间，过分强调了问题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报复心理。”
外界风传高华在写下此书受到很多压力，但据杨天石说，“红太阳”出版后高华仍在南大晋升为教授，高度赞扬该校在学术上之宽容。
高华被检查出患肝癌，长期与病魔奋战。据说学者朱大可曾告之杨锦麟，高华因治病花费甚多，经济拮据，但作为读书人，从不在这方面向人提及。朱希望杨能帮忙搞点募捐，解高华之急。杨锦麟后来在微博里呼吁此事，但高华闻知，不喜这种做法，于是杨又将微博删除。“想起这段事，心里很是酸楚。”杨锦麟说。人大张鸣缅怀高华称：“有的人著作等身，却不及他一本‘红太阳’，高华虽穷，其实富有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