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是郭乃安先生的音乐论文集，是郭先生大半生音乐道路的缩影。笔者通过对文集中有关论文的解读，分别从音乐本元、音乐美学、音乐评论三个视角来阐释郭先生音乐学的人本观点。
关键词：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人本观点
中图分类号：J60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4.04.004
郭乃安先生今年95岁高龄，从事中国音乐理论研究工作近七十五个春秋，是我国当代杰出的音乐学家。先生理论研究涉猎范围广泛，成果见诸于文字的虽然不多，但通过这些文字，能够领略出先生在音乐理论诸方面的独到观点和思维方式，他的许多理论见解对我们进行音乐学的研究和学习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诸多理论见解中，“以人为本”时隐时现的贯穿在先生的文章中，最集中的体现便是他的论文集《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该论文集选录了郭乃安自1945年以来大半个世纪中发表过的大部分文章。 。引用先生自己的话，该文集是他音乐艺术道路的影像。自此，笔者在下文中，将以此文集为对象，窥探一二。
一、音乐研究——要把目光投向人
1.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
在音乐学研究所关注的事象中，究竟是以“音乐”为主体核心，还是以“人”为本元；一首作品、一件乐器、一种音乐文化，如果没有人去欣赏、演奏、探索，它们的存在是否还具有真正的意义？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古今中外从来不乏音乐学家、学者的多方位、各个角度的讨论，郭先生的论文集《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所提出的重要观点便是以“人本”为本元。他说，“音乐，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创造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乐的意义、价值皆取决于人”；“在音乐本身与其外部诸条件的交互关系中有一个中心的接触点，那就是人”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第16页。 。并最后得出经典性結论：“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第16页。 。也就是说，忽视了人的作用、人的感受、人的发明以及人对一切音乐活动的价值，就算理论、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亦没有了人本关怀，也就失去了音乐的灵魂。该观点一经提出，即在当时的音乐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时至今日，仍具指导性意义。
论文集直接沿用了郭先生的一篇论文的题目。2006年，笔者第一次采访先生时，先生还特意与我讲述了这篇论文题目的来历，《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的初稿伊始并非以论文的形式呈示，它是先生在一次学术座谈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随后，《中国音乐学》想要发表，郭先生便根据文章的核心宗旨，定了“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这一题目。郭先生有这样的决定，并非信手拈来，而是在研读了当时许多音乐学的文章，以及与同行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时，感受到某些音乐理论的研究和成果由于缺乏对音乐本体的“人文关怀”，而无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了解音乐。先生经过深思熟虑拟定此题目，便是冀希有一篇文章能够针对“人本”抑或“乐本，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最终目的是使广大音乐学者将学术关注的重点放在以人为本的基本面上。
论文初始，便开门见山地提出：音乐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象，它的缔造者是人，拥有者也是人，人的审美趣味、个人喜好、欣赏水准等因素影响着不同音乐的发展和走向，即音乐的意义和价值与人密不可分。当然，音乐理论的研究更离不开人的作用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第16页。 。上述已清晰的表明了先生的学术观点，无独有偶，居其宏老师在他的文章《建立以人为本的音乐发展观》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在人与音乐相互关系问题上否认以人为本这一基本事实，……甚至不惜要求人们牺牲现时的审美需求，放弃自发的音乐创造，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异化”居其宏：《建立以人为本的音乐发展观——在“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人民音乐》1999年第5期，第10—11页。 。
2.音乐的本质和发展离不开人
音乐学包含两类研究，一种是音乐本体的研究，诸如音乐声乐、律学、音乐形态学等，一种是交叉学科类属的研究，诸如音乐治疗学、音乐社会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等。音乐从古至今便有之，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产物，必然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不能忽视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的纵向研究。然而，将它与人隔绝，排除了人在其中的作用，音乐本身再辉煌，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郭先生在文章中从各个音乐领域入手，对音乐与人的相互关系方面进行阐释：
首先是音乐声学方面，音乐声学是从声学角度入手，探索音乐的音响现象的子学科。它会不会因为自身具有的极度客观性，而就与人的因素脱离了关系呢？先生用实例有力的否定了这一点。他指出，毕达哥拉斯的音程协和论观点是“两音振动频率比越简单，音程越协和”，然而有两个音程，其一是439/440，另一个是440/440时，前者显然用毕式理论解释是属于极其不协和的音程关系，而后者因为比值是1，即最协和。可实事上，这1/440的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吗？如果加入了人的因素，用人的耳朵去听是很难将其区分开来。这说明了音乐声学也是需要由人的因素来界定。在实际演唱和演奏中，音乐声学的作用也仅限于人耳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之内，超过这一范围的声音，虽客观存在，也失去了实际意义。进而，音乐声学的研究往往不能排除人的音乐，单纯的物理量不能给这种现象以完满的解释，必须和人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它的本质。
其次是律学研究方面，文中指出：“任何律制的产生虽都有它物理的自然依据，但总是出于人的发现与选择”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第17页。 。文中以口弦为例，说明尽管口弦的音都逃不出泛音列的范围，但不同地区的口弦却能发出风格各异的曲子，原因就是不同地区的人由于文化、审美等方面的不同，使得他们从泛音列中所选取的谐音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加入人的因素，才能更好的理解它的本质。
再次是曲式结构方面，郭先生以中国传统乐曲《老八板》为例，这首乐曲的节奏很有特色，它是借用了南方锣鼓乐中特有的“三、五、七”节奏的不同组合进行的创作成果，这样对称的结构形成了强烈的形式美。而这样的作品，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并不少见，不得不承认的便是人的意图和思维方式在该类曲体结构中所起到的作用。
音乐研究除了上述音乐本体研究之外，还有许多是音乐与音乐以外的学科相结合的研究。例如：音乐美学是音乐与美学的交叉学科，音乐心理学则是音乐学与生理学的结合，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等。这便有了新的研究属性的问题（“双重”或“多重”）容易困绕我们。先生在文章最后很好的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任何音乐现象无非是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需要了解历史背景，是因为它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情绪、意志和愿望，因而也就影响着人们的音樂活动”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第20页。 。
3.音乐的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联系
文章末段，由于当时所处的时代特点，先生还提及了人的阶级性问题，这里所指的阶级并非人的地位异同，重点强调了同一阶级也会有不同的立场。魏晋时期的文人代表阮籍和稽康同属地主阶级，但他们的性格、思想、行事特点等却南辕北辙，当然从对音乐的爱好上也能看出些许。音乐的发展从古至今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步伐一致，无论是商周青铜时代，还是唐代歌舞大曲时期，音乐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当今，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音乐理论相对于其他的人文学科落后，提议中国音乐学在21世纪的今天，更要加强与人文学科、物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联系、融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样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走向，认知——了解——研究——再度认知——再度了解，这一运动模式将永无止境，这无疑是无比艰辛却又充满探索、极具意义的精神劳动，在行进的过程中，时常停下来进行自我反思，就能够举一反三、事半功倍。此文对当今的音乐学研究或许可以在某些方面，起到一定的反思作用，正如文中所说：如果不去关心一定环境、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们的精神活动，便很难淋漓尽致的准确展现那个时代的音乐现象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第16-21页。 。
二、音乐美学——在音乐的艺术创造中
重视人的思想感情表达
20世纪的中国传统美学曾经历以西方音乐为代表的所谓现代元素的冲击，更有甚者，有些学者对传统音乐的自身价值也产生了怀疑。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萧友梅提出的“旧乐落后”说：他的观点是将西方音乐看成“具有世界普遍性并具有较高发展程度的音乐；由于普遍性，方可与其比较；由于程度较高，方比较出中国旧乐之落后。中国音乐的根本缺陷是没有和声，没有‘转调’”；“无论怎样优美的曲调，如果唱来唱去都只是一个样子，听的人一定会感到厌倦；有了和声，它便可以发出千变万化的音响”。魏廷格：《萧友梅的音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上）——有“罪”还是有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第33-39页。 对此郭先生在其论文集《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鲜明的回应了这一论调，提出流传在民间形式多样的艺术形式、尤其是传统音乐，蕴含着最广泛和最普通民众对美好的憧憬，对善恶的褒贬，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宝库。这种在音乐的艺术创造中重视思想感情表达的过程，与西方音乐一样具有相当的美学价值。郭先生在美学方面的造诣通过他的这篇论文集中的文章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笔者扼要选出几篇具有代表性的加以论述。
1.中国民间音乐曲调的特殊样态——“曲调的可塑性”
在《试论民间曲调的可塑性》一文中，郭先生围绕中国民间音乐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同样的曲调被不断地填入新词并适用于不同的时代和场合，即所谓“一曲多用”进行阐释。提出这种现象从文学角度来看，作品因此而变为新作；从音乐角度看，曲调以其超越时代的稳定性长期流传。在每次与新的唱词相结合时曲调又会有所改动。这一变又不变的现象，被郭先生称之为“曲调的可塑性”。
相对于“民间曲调可塑性”这一母题，先生又将全文分为4个子题分别进行阐述：民间音乐的集体创作方式和可塑性；民间音乐创作的概括性思维和可塑性；民间曲调的叙事性、抒情性和可塑性；从音乐形象地创造看民间曲调的可塑性。前两部分重点着墨于民间音乐的创作技巧（填词）与创作思维（概括性）上，在创作的“集体性”这一段落中，先生突出了“填词”在民间音乐中的重要性。正如乔建中老师所说：“他（郭先生）认为，正是因为一次次填词，参与者才一次次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创造任务；正是一次次填词，才重新赋予那些作品新的艺术生命；正是因为填词，旧曲调才扩展了它们的适应性，提升了自身的‘可塑性’”乔建中、韩锺恩、洛秦主编：《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之《中国传统音乐》，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而创作思维这一角度，文中一开始便举出《兰花花》《走西口》《孟姜女》等实例，说明在我们民间声乐作品中，有大量的叙事——抒情性歌曲存在并且占有很大比重，而叙事性这一特点并不仅仅体现在歌曲中，说唱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叙事体的音乐形式，戏曲音乐更是从民间叙事歌曲、说唱音乐中发展而来，无论从唱词内容抑或音乐曲谱中保留了许多叙事歌曲的特点；由此引出“为多段情节不同的歌词创作一个统一的曲调，自不能不舍弃一些对于题材的细节的描写，而直接地用音乐去揭示题材的核心内容，以及它的本质的思想和感情”郭乃安：《试论民间曲调的可塑性》，《音乐研究》1960年第2期，第59页。 。在这样的音乐创作中，概括性思维相对于具体性思维显的犹为重要；段落最后用正反合的方法进一步论证了概括性思维的共容性特点，恰恰因为此特点，民间曲调的可塑性是和民间音乐创作中的概括性思维特点相联系的。关于音乐形象的创造与“可塑性”的关系，这一段落实际上是先生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从更抽象的层面，即美学原理来研究“可塑性”的根由。文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当我们考察民间音乐中同一曲调以不同内容的歌词时，决不能简单地当做音乐的内容没有变化，并由此得出民间音乐创作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结论。应该把曲调看作构成音乐形象和音乐的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正因为它不是音乐内容的全部，所以民间曲调的可塑性才有产生和存在的可能”郭乃安：《试论民间曲调的可塑性》，第62页。 。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先生想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千百年来，民间音乐就是这样生生不息，常唱常新，常变常新，保持了自己的生命青春。文章有很强的理论性，流畅清晰，文笔凝练，受到民族音乐学界和音乐美学界的广泛赞誉。C·恩伯--M·恩伯夫妇说：“在科学上，理解就意味着进行解释，因此，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可靠的解释。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而先生的这一文章便很好地解释了“音乐事象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它不仅是音乐学家描述的对象，同时也是他们解释的对象。”更进一步说：“被分析解释的音乐事象可以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若干或个别音乐体裁类型和音乐文化类型，也可以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若干或个别音乐构成特征和音乐构成规律。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读完全文，不难得出民間曲调“可塑性”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中国民间音乐中的“可容性”；更是广大人民在音乐的艺术创造中重视思想感情抒发的结果；进一步确凿的说明了中国音乐“以人为本”观点。
2.浩瀚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遗产
郭先生的另一篇涉及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文章：《一个有待开发的宝库——中国音乐美学遗产》，是先生应约吕骥的邀请做出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问题”的题目。这在当时还未有人涉猎，正如文章指出：虽然以往也有学者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进行过或多或少的研究，但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系统的研究还未开始，专题性质的就更是凤毛麟角。这一点相较与音乐的其他领域，显得有些落后郭乃安：《一个有待开发的宝库——中国音乐美学遗产》，《人民音乐》1979年第11—12期合刊，第14-19页、第9页。 。上述正是先生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文章主要从古代音乐美学的四个特点引经据典，加以论证：
（1）音乐产生于人们表达自身思想感情的需要。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即为乐论，而最早的美学理论就是音乐美学理论。在我国古代，熔诗歌、音乐、舞蹈为一炉的“乐”是各种艺术形式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形式，相当于希腊的悲剧一样为艺术问题讨论的中心。而“表情论——艺术是人们的思想感情的表达的理论”则在“乐”这一艺术实践中占有绝对优势。如：《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经》的一些诗篇中也有此观点的反映，如：《魏风.园有桃》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等等。由此先生归纳出重视思想感情的表达，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一大优点”。
可贵的是，文章并没有踯躅于对此的判断，还进一步指出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状况与思想感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音乐之道，与政通也”。文中指出，从周代就设有的采诗之官用以搜集各地民歌这一制度，便可得之古时民歌就是用以反映政情的。所谓《汉书 艺文志》说：“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也正因此，《诗经》里的国风才得以保存下来。在我国古代的美学中，不但认为音乐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而且还认为音乐对于社会的风气和人们的道德以至国家的政治能够给予有力的影响，在论者的眼中，音乐成了进行教化的一种最有力的工具。由此，先生推论出“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社会功利主义的倾向是比较突出的。”
当然，封建统治阶级既然可以利用《乐记》的理论来加强对音乐的控制，自然会产生一种反控制的理论，即——“声无哀乐论”。
（3）音乐为自然产生的音响的客观存在——“声无哀乐论”。此观点的持有者为嵇康，其实早在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学派，便持有类似的观点。大概便是认为：音乐是一种自然产生的印象的客观存在，不会因为过世的变迁而改变它的性质；音乐只有美与不美的差别，而与哀乐没有关系；哀乐是人们被外物触发的感情，也与音乐没有关系。先生在文中认为：嵇康的“声无哀乐”的思想，一方面从音乐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这一角度上来说，它是唯物主义的表征，另一方面却无视了当时音乐所赋予的社会性，却又具有唯心主义的色彩。后者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合实际的，甚至是荒谬的。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唯心论被用作了当时争取思想解放的理论武器。到了唐代，李世民重俗（乐）轻雅（乐），在一定程度上是“声无哀乐论”的延续。先生在该文中这样评价嵇康，他的贡献在于对音乐的思辨中恰恰涵盖了音乐艺术本身固有的矛盾，譬如音乐形式、内容间的矛盾，作曲家创作曲子的意图与演绎者对作品的诠释间的矛盾，音乐的本身性质与欣赏者的理解之间的矛盾。
（4）“和”——评价音乐的重要标准。先生在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有力说明“和”字的非凡涵义。文章伊始便指出，“和”本是古代乐器笙的称谓，意思就是将高低各异的音管组合成簇，形成能够同时作响的乐器。“和”字更深层的意思便是将有差别的、参差不齐的事物统一起来。西周末年一位叫史伯的史官，将“和”提到了另一高度，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文章用一定的篇幅说明了“和乐”的相关论点，指出《乐记》《乐论》中的“和”强调的不是矛盾方面，不是差异性，而是同一性、统一性，带有统一的色彩。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形态，与西方音乐美学大相径庭。郭先生提出的上述四种观点，恰恰与中国文化中“知行合一”的传统相吻合。先生的这篇文章开创了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先河，对当前音乐美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三、音乐评论——是否亲近人民大众是
衡量音乐好坏最重要的标准
郭乃安先生的论文集中，有一定篇幅的文章是针对当时颇具时代特征的音乐作品发表的评论性文章。在这近20篇的音乐评论中，可以体会到先生对音乐的评价标准始终是与人民牢不可分。是否亲近人民便成为先生评价一部音乐作品好坏的尺码。这一观点早在1945年3月，郭先生为《中国民歌》第一集所写的序中已有所体现，他提出搜集民歌、研究民歌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创作真正反映人民生活的音乐”。
在這一论点的基础之上，先生通过音乐评论的方式在音乐的独创性、音乐的特点、欣赏的趣味性、作曲的技巧等问题上有精辟的论述：《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9年12期）和《看歌剧〈望夫云〉》所想到的两个问题》（《人民音乐》1962年12月）等文中，他提出要宏观的看待音乐作品，也就是以发展的眼光一览众山小的关注音乐的进行趋势，注重把握音乐作品的审美倾向和艺术属性，进一步关心音乐文化与音乐本体的结合，微观结构与宏观曲体的结合，文字与音韵的结合，倡导具有实际意义的的实事求是、有远见卓识的批评。
除上述文章外，还写了其它诸多歌剧方面的评论，如《谈歌剧〈草原之夜〉》（《戏剧报》，1955年第7期）、《关于歌剧〈刘胡兰〉新作的演出》（《戏剧报》，1954年第11期）等等，文章体现了先生“以人为本”的音乐学观点。《谈歌剧〈草原之夜〉》中说到，新的歌剧的唱词如何才能够让观众较容易听明白时，郭先生指出：难懂晦涩的词句不建议我们使用，我们的创作目标始终要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这将是我们坚持不懈前行的方向。如果脱离了群众，便会最终使新歌剧的发展失去原动力；《关于歌剧〈刘胡兰〉新作的演出》中说起英雄人物形象如何才能准确表达的问题时，先生指出：演员要通过更多的实地考查、田野实践、设身处地的换位体验英雄人物自身的思想感情，体会人物对她所处时代现实生活的看法、态度及情愫，以这种方式，演员自身便会融入到舞台中去，使歌剧更具有真实感。
笔者认为，实际上这个标准到今天仍然有它重要的价值。当今的一些艺术形式，如交响乐、戏曲、说唱音乐等，如果将自身锁于自认为“艰深”的囿固中，不顾人民群众的喜好和需要，抱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态度进行自我的循环发展，得到的结果肯定是被人民群众所淡忘、所冷遇。在这一点上，已经有一些艺术形式意识到了症结所在，纷纷提出“走进交响乐”、“戏曲要走向群众”等口号。但无论如何，姑且不论是否真的能够让它们走向人民群众，单纯就“走”这个动态的词语来说，是否也意味着本来存在的距离呢？结语
以上通过郭乃安先生的论文集《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映射出来的些许中国传统音乐的相关论点，对于先生一生的音乐学术成就来说，真可说是一鳞半爪而已。但就从这些文章论点中亦能感觉到先生从人本的角度宏观把握中国传统音乐的能力和宽广的视野。正因有先生这样独到的眼光，才可使我等晚辈有更深入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机会，有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继续向前迈进的勇气。黄翔鹏先生说过：“传统是一条河流”，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一端去回望源头，遥想几千年的音乐，看到的皆是支流交错，作为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会有不知从何下手的焦灼感。而一位优秀的音乐理论家不仅仅要在其研究的专业领域中有很深的造诣，更重要的是读完了该著作或文章，会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启发。郭先生便当之无愧在此行列中，这篇论文集已出版16年，仍不失为业内佳作，常读常新。
作者简介：吴璨（1983～），女，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广州 510000）。
收稿日期：20141002
（责任编辑：孙凡）
Abstract：hat theYinyue Xue， Qing Ba Muguang ou Xiang Ren （Musicology，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uman） is a collection papers of music by Guo Naian， and also it is the epitome of Guo"s music life. hrough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evant articles from the collection papers of music， the author elucidated Guo Naian"s humanistic perspectives of musicology from three visual angles of the music original source， musical esthetics， and music review.
Key Words： Guo Naian （1920.11.16～ ）； Yinyue Xue， Qing Ba Muguang ou Xiang Ren （Musicology，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uman； humanistic perspecti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