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过二胡、曲笛、月琴、四弦琴、单簧管、短笛等，还担任过长笛独奏。在清华大学就读二年级时，毅然决定终生从事音乐事业，跟随外籍钢琴家古普克教授学钢琴，同时学习作曲理论。1936年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留校任音乐室助教，自此正式踏上专业音乐道路。
阳春白雪的音乐创作风格
1937-1946年，张肖虎因照顾母亲并未随清华大学南迁，在天津的这一时期也成为他创作历程中极其重要的一段。这一阶段主要包括：艺术歌曲《声声慢》、《杜鹃》、《西湖三忆》、《春柳》、《航》等，其中大部分是以李清照、白居易、徐志摩、孙毓棠、俞平伯等人诗歌为词创作；歌剧《木兰从军》、《松梅风雨》；宗教作品《宗教曲》、《圣诞曲》；管弦乐《幻想曲》、《苏武牧羊》交响诗、《进行曲》；室内乐《四重奏》、《木兰幻想曲》、《横笛四重奏》；钢琴曲《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钢琴五重奏》（极乐呤、如梦令）、《船曲》、《无言歌》；竖琴独奏《阳关三叠》以及为学生和群众创作的部分歌曲和合唱曲等。这些作品中不乏一些模仿西方创作技法的习作，但通过这大量的作品我们仍然能够窥见张肖虎对西方创作技法运用的日趋熟练。1952年，苏联音乐理论家施聂尔逊在他所著的《中国音乐文化》一书中评价张肖虎：“作曲家是用欧洲浪漫派的技巧手法写成，在专业上熟练掌握了欧洲（古典音乐）的写作手法……交响诗的主旋律是采用《苏武牧羊》民歌的旋律，作曲家很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音乐主题。”并称赞其中一个舞曲主题的描写可媲美鲍罗丁歌剧《伊戈尔王》中的著名舞曲选段《波洛维茨人的舞蹈》。
新中国成立后，张肖虎的创作是“遍地开花”。群众歌曲（包括重唱、合唱、组歌等多种形式）、儿童歌曲、歌剧（集体创作）、戏剧配乐、器乐合奏、钢琴曲、舞剧配乐、为民歌配钢琴伴奏以及改编、戏曲音乐（京剧）等众多领域均有作品。改革开放后，又创作了多部大型体裁的器乐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代表作——民族舞剧《宝莲灯》和管弦乐作品《浔阳曲》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而成的。
《宝莲灯》是我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于1957年创作完成，同年7月由中央实验歌剧院（现中央歌剧院的前身）首演于北京。1959年由苏联新西伯利亚歌剧舞剧院演出，被列为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节目，后拍成电影。首演后，上海、山西、吉林、黑龙江等省市级歌舞团体相继公演，并出访苏联、波兰、朝鲜、日本等国家，获得国际声誉。相关报道评论其“充满了优美的旋律，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音乐形象富有概括性，既有深度，又有广度”。1981年赴香港参加“香港艺术节”，也得到了广泛好评。该剧共三幕六场，以中国民间传说“沉香救母”故事为原型，音乐吸收融化了民族古典音乐、戏曲及民歌的音调，抒情性、戏剧性、舞蹈性相结合，既借鉴了欧洲交响乐及舞剧音乐创作手法，同时在民族化和声语言和转调方法上具有创造性，对“三圣母”这一角色的刻画运用了“主题贯穿”的手法，结构上运用了插入舞曲的写法。
《浔阳曲》创作于1956年，以琵琶曲《浔阳夜月》（原名《夕阳箫鼓》、《浔阳琵琶》，后根据各改编版本、曲谱各异，名称亦有《浔阳夜月》、《浔阳曲》等）中的旋律片段为主题写成一首抒情管弦乐，创作中将西方作曲技法、配器等与民族五声音调相融合，是一首中西合璧的作品，它的材料、音型、调式，换头合尾、连环等创作手法均来源于我国传统器乐曲创作特点；而它的曲式结构、变奏手法、转调、节奏型（切分节奏）、倒影模仿等作曲技法又体现出作曲家对西方作曲技术的精通运用。配器除竹笛等民族乐器外，以西洋管弦乐队为主。与其他改编版本相比较，张肖虎先生的《浔阳曲》是一首对原曲改编变动较大的民族管弦乐作品。该作品被当时作客中央乐团的德国指挥家戈斯林称为“既纯美又丰富的、多方面的、风格高雅”的作品，后经由法国广播电台向法国听众播出。
张先生对民族传统音乐的深厚情感，与他的学习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多年来民族传统音乐的积淀，也给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结构、调式、旋法、配器、和声的民族化、音乐情绪、作品感染力等方面都有着恰到好处的安排与融合，形成了其对于民族音乐的独特研究成果，且始终秉承了“阳春白雪”的气质和格调，将民族风格与时代气息融会在西方音乐创作的结构框架中。
基于他在发展中国民族音乐方面的成就，国际民间音乐学会会长、英国作曲家V.威廉斯曾致函约请张肖虎为该会会员。
高屋建瓴的音乐理论思想
除创作外，张肖虎的贡献还体现在对音乐理论的研究上。他对于音乐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始终是与创作并行，与此同时不断总结、提炼，结合自身丰富的创作和教学实践，围绕音乐创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六十多年的音乐生涯中，以其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敏锐独到的洞察力和勤于思索、笔耕不辍的写作热情，探索出许多应用于作曲指导的理论成果。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编写了许多教材性质的著作，包括《乐学基础》、《歌曲作法》、《配器法》等。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编写了《乐器法》、《曲式与和声分析》、《五声性调式及和声处理》、《和声学》、《转调的理论与实践》等教材，其中部分还被许多地方综合性大学的音乐系用做教材。张肖虎先生多年来在音乐理论上的研究成果凝练于已出版的三本主要著述中：阐述民族调式与民族和声运用的《五声性调式及和声手法》；以主调音乐为主，立足于欧洲共性创作时期的典型作曲技法总结锤炼，主要用于指导实际创作的《和声学学习新法》和《音乐结构与作品曲式分析》。
《五声性调式及和声手法》之所以视为其音乐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其原因在于张肖虎高屋建瓴地分析、归纳了中国民族调式的基本特征以及和声功能的民族化，在如和声的“异调配置”手法的系统化阐述等观点上具有独创性。调式上虽立足于五声调式，但又不拘泥于五声调式；和声上则同样不拘泥于三度结构，拓展出分别按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建立的非三度结构。并提出调式与和声的相互作用，调式特点影响和弦结构，同时和弦结构也体现出调式色彩。此外，在民族调式的理论问题上也有着或独到或发展的精辟见解，且直接指导创作实践，这种宏观的理论指导为创作实践提供了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和声学学习新法》是张肖虎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他早年研读并翻译的哈佛大学和声学教材以及德国和声学教材等多本教材的总结提炼，伴随弹、听、指挥、创作许多作品的实践领悟，对和声这门学科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认识、分析，所以本书中对和声学内涵的深度透析与他60多年间的学习、创作和教学是密不可分的。本书之所以称为《和声学学习新法》，用张肖虎自己的话来说，是“试图与读者探讨更为本质的问题，深入地认识和弦结构、和声性能的理论原则及写作方法，结合分析，进行实践，以加强对音乐的感受、欣赏、理解和表达的能力”。
《音乐结构与作品曲式分析》一书在内容上侧重曲式结构分析讲解，同时还包含了与理解音乐相关的各种角度的各项内容，如材料与结构的关系、陈述型音乐的风格特征、音乐的织体形态及其表现特征，以及音乐的民族风格分析等。张肖虎多年总结实践的理论经验在本书中直观呈现，并指导创作实践，例如，怎样用陈述型从乐段内部结构逻辑发展的运动形态来分析的视角切入，从而更好地理解、分析音乐的结构与内容；总结织体的分类与写法，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地提炼、归类、概括、提升，形成系统的、具一定理论性的教学指导方法；对民歌曲式结构总结、分类，分析民族音乐包括说唱和戏曲音乐中的变奏手法及变奏曲等，从中都体现了张先生以曲式结构讲解为线索，最终落脚于细致入微的分析音乐，尤其强调统观整个音乐本体的宏观架构理念。同时还可以看出张肖虎根植民族民间音乐的赤诚情怀与不懈努力，对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肖虎知识渊博、底蕴深厚，博采众长而又集其大成，同时富有开拓和创新精神，对作曲技术理论的各门都提出了系统的主张，独辟蹊径，多有创见。他撰写的作曲或作曲技术理论著作，始终贯穿着“整体性”这样一种理念，即音乐创作的各种技术，如和声、曲式、旋律、复调等，并非一个个孤立的单纯的门类，而是综合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成为音乐艺术形象塑造的有效手段。为避免单一、机械或纸上谈兵式的学习音乐，他坚持所有的创作手法、结构搭建，都是为音乐整体而服务这一原则。以严谨、科学的态度，结合自身的音乐创作实践和音乐教学实践，探索音乐理论并对之进行有理有据、高屋建瓴的总结概括，其独到和创新之处显而易见。
博观大爱的音乐教育情怀
作为艺术教育家，张肖虎对教育的关怀涵盖了专业音乐教育、高师音乐教育、基础音乐教育以及社会音乐教育。在阐述其音乐教育思想的著述中，不仅面向普通音乐教育，更涉及到教师的培养，高校师范学科的建设，基础教育中课外、校外音乐活动的开展，以及民族音乐和音乐教育体制等多个方面。事实上，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天津时期，张肖虎就同其他几位音乐家联合创办“天津音乐专修院”，清华大学管弦乐队、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更名为北京艺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当时校址在天津）、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都留下了他躬身耕耘的身影，特别是1980年参与的中国音乐学院复建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复系的工作，更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
面向专业和高师音乐教育，围绕不同层次和接受对象的音乐教学，张肖虎编写了一系列符合现状并致以实用的教材，如前文提到的《歌曲做法》、《配器法》、《和声学》、《音乐结构与作品曲式分析》等，其中渗透了自身创作、研究和教学的感受和经验，以他所担任负责人和任教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为辐射，为我国的高师专业音乐教育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张肖虎在繁重的创作与本职教学工作之余，对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和受众面大、影响广泛的社会音乐生活给予高度关注，付出大量心血，开展了一系列与中师、中小学以及社会音乐教育相关的工作。1983年组织创立北京市音乐教育研究会并任会长；1986年聘为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学会顾问；担任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1987年任第一届中国音乐教育研究会（现更名为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事长。与此同时，他编著了许多理论或纲领性的指导思想，参与编写教育部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主编《九年义务教育五四制中学音乐教材>（一套八册）、《中学百科全书·音乐卷》，积极参与音乐教师自学教材编写及卫星电视音乐讲座录制，并作为主要负责人参与了教育部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的编写，参与中小学音乐师资培训赴全国不同地区的学校或教育机构进行艺术交流等系列活动。并在许多杂志上刊发了围绕教学理念、学科建设以及教师教育等方面的文章。他曾在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研究会闭幕式上的一首四句短文勉励音乐教育领域的教师和学者：
歌声飞扬大地春，
美育泽润祖国魂。
祝贺乐教建学会，
桃李芳沁代代人。
张肖虎始终强调音乐的美育作用。他认为音乐教育的目的“不只是普通学校的目的和任务……是全社会的、终身性的音乐教育”。他提倡应认识到艺术教育独具的审美教育功能，审美观、审美能力、审美趣味的培养，“决不是其他教育手段的职能可以代替的，因为它与品格、情操、道德风尚、文明水平、教育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音乐教学的目的和任务，应该是达到在德育、美育、知识技能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突出民族性等四方面的要求上，遵循音乐教学的特殊规律，在选择教材上要注重作品的思想性，从兴趣出发，培养创造力。他将在音乐教育领域多年总结的经验、认识、感悟加以提炼，形成指导思想和理念；同时他又以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高度的责任心全身心投身于幼师、小学、中师、高师以及社会音乐教育的基层第一线，与实际相结合，将音乐教育相关问题事无巨细地加以揣摩、论述，不断探索着适合我国音乐教育国情的方法。张肖虎高站位地俯瞰中华民族艺术教育事业的历史发展，以其音乐家的艺术功底做保证，以高瞻远瞩的教育思想做引导，以身体力行的实干精神将我国的艺术教育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张肖虎的艺术生涯中，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将创作、研究与教学三位一体，环扣相契，互为促进。他在音乐领域学贯中西，纵横创作、教育、研究、活动等多个领域，高屋建瓴、厚积薄发、要言不烦，纯然大家风范。他将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和日常的所思所想通过研究成果呈现出来，这些成果体现了他对艺术、学术和教育崇高的人文情怀。由于他同时具备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心，使得他在艺术生涯中，始终对音乐事业充满着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与中国近现代音乐事业同步成长与发展的音乐家，他以坚定的爱国思想、坚实的音乐根基和积极的创造热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中，为我国近现代音乐艺术、音乐教育和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的热忱并做出了杰出贡献。
熟悉张肖虎的人应该都知道他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创作是抒发感情，教学是传授知识。而人的价值就是无私地奉献知识和感情。”正如王兆乾先生所言：“斯人斯言，垂范可师。”
谨以此文纪念张肖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