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跨学科研究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和分化的過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知识生产的新方式。我国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正式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然后在21世纪之后进入发展提高阶段。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主要依靠四种路径：国家政策推动、社会需求、同类组织发展经验、学科自身发展。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看，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变迁，一方面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研究型大学为追求合法性，通过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产生的组织趋同行为。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新制度主义；组织变迁；组织趋同；合法性
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大学组织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其中，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出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改变。我国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起步，20世纪80年代才在国家政策推动、社会发展需求、同类院校发展经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蓬勃发展起来。我国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多依托于国家组织的重大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部委重点项目等，而有能力从事这些重大科研项目的大学通常都是研究型大学。因此，以研究型大学为研究对象，本文将探索我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变迁历史，寻求其发展历程中蕴藏的制度逻辑。
一、 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变迁历史
我国的跨学科研究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思想界和科学界的“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中萌芽。此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学术思想逐渐受到各学术团体的重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纲领提出“贯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思想”；40年代初，“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提出“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跨学科研究在高校中发展起来，经历了正式起步、蓬勃发展、逐步提高的阶段。
1. 正式起步阶段：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仿效苏联的专业化模式，对旧的大学模式进行改造，建立了单科大学或学院为主的新的大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学主要以教学为中心，不重视科研。高度集中的科技体制使得“两弹一星”等重大跨学科研究项目取得巨大成功。1956年，国家制订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将大学列入国家科研的一个方面军，大学开始考虑发挥科研的功能。1984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正负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尽管在这一时期跨学科研究逐渐起步，但是，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国家较少依赖大学，主要通过政府科研机构的力量来进行跨学科研究。1985年4月，我国首届交叉学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展示了我国交叉科学的发展形势与成果。同年，我国开始进行国家科技体制改革，高校的科技创新工作也随之得到重视。此后，我国高校的跨学科研究在高校科技创新工作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2. 蓬勃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提出“为了集中力量完成国家下达或者有关部门提交的重大科学研究或科技开发任务， 发挥研究型大学具有优势学科领域的科研潜力和学术影响， 开拓有前景的边缘交叉学科及承担综合研究课题，……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设立科学研究机构”。在此推动下，我国高校成立了许多跨学科研究中心，但基本上都以虚拟组织的形式存在，挂靠在院系下面，经费缺乏、工作进展缓慢。进入90年代以后，高校重点专项的实施，包括“211工程”、“985工程”、国家重点学科等，为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和中科院相继组建了跨学科的研究组织。例如，1997年，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成立，并定位为北京大学纳米科技研究的公共实验平台、虚实结合的学科交叉性开放研究平台。90年代末，我国高校共建成88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截止到2000年，科技部已批准成立5个国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是我国跨学科研究的主阵地，主要依托研究型大学与国家科研院所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以国家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在新型前沿交叉领域和我国特色与优势领域开展研究。
3. 逐步提高阶段：21世纪初至今。进入21世纪以后，跨学科研究机构在国家政策、社会需求、学科自身发展需要的推动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众多研究型大学纷纷建立各种形式的跨学科研究机构。2000年，科技部开始推动学科交叉、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的试点工作。截止到2016年，已启动14个试点国家实验室的筹建工作，正式批准成立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003年2月，教育部发布《2003-2007教育部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紧密结合关键领域的前沿学科研究和国家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促进学科综合”。“985”工程的二期建设也强调了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2003年4月，在学科间分割愈加厉害、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的背景下，浙江大学成立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旨在对各学科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解决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问题。2006年4月，北京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研究的平台——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旨在管理在“创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一期）”支持下成立的多个跨学科研究中心。2007年11月，清华大学联合医学院、传播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整合生物学和医院研究、健康传播、社会学、法学等多个学科，成立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致力于艾滋病有关的医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法律伦理、公共教育、卫生经济、公共政策等。2009年3月，受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的影响与学科发展需要，中科院上海计算机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立，以数学为手段、计算机为工具进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我国研究型大学建立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形式多样，涉及学科领域较广，较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发展更为成熟。
二、 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梳理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变迁历程，我们发现，其发展主要依赖四种路径：国家政策层面的推动、同类高校的发展经验、社会的需求、学科自身发展需要。
1. 国家政策层面的推动。国家政策与财政支持在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发展变迁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起步阶段，《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赋予大学参与国家跨学科研究项目的机会。在蓬勃发展阶段，国家重点专项的支持，使得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蓬勃发展起来。1991年～2015年，我国高校科技研发经费的支出持续稳定增长，由13.7亿元逐步提高至998.6亿元。21世纪初，《2003-2007教育部振兴行动计划》、“创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等为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发展提供政策保障、资金支持。
2. 同类高校发展经验。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发展，还受到同类高校跨学科研究机构发展经验的影响。第一，国外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成熟发展经验为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例如，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在19世纪60年代萌芽，经过二战时期的快速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进入活跃繁荣阶段，积累了成熟的发展经验。著名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有麻省理工大学的雷达实验室、电子实验室，斯坦福大学的“Bio-X计划”等。世界知名大学，包括日本东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对跨学科研究的普遍重视，也影响着我国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国内学者关于国外知名跨学科研究组织的探索与研究为我国研究型大学建立跨学科研究组织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第二，组织发展具有趋同性，国内研究型大学建立跨学科研究组织也会引起其他研究型大学的模仿，例如，20世纪90年代依托大学重点实验室发展跨学科研究机构，21世纪初期各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成立。
3. 社会需求推动。社会需求也是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发展的动力之一。跨学科研究机构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解决运用单一学科知识与方法没有办法解决的复杂的、综合的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20世纪90年代，国家重点专项支持的科研项目多数是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开展的。比如，1991年～2009年間，我国高校理工农医领域与企业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专利出售数基本上都呈现出波动中稳定增长的发展状态。其中，技术转让合同数量由1991年的4 685项增长至2009年7 828项，专利出售数由331项增长至1 571项。这说明，我国高校的科学研究活动与产业界的发展需求紧密相连。高校为解决产业界面临的技术难题、发展难题，与产业界展开校企合作，利用多个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与技术解决产业界的难题。
4. 学科发展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的演变与分化，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依赖性逐渐加强。不管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都不断催生出新的学科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知识创新与生产的新方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应运而生且形式多样，成为大学内部的重要学术组织之一。
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到来，电子计算机、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原子能、微电子技术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这些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科学开始向更精细、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以生物学为例，20世纪后半叶，受现代技术的影响，为了解决生物科学领域的新问题，生物学领域诞生了一批新的学科方向，比如，生物信息学、生物无机化学、计算机生物学等。199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首次提出“BIO-X”的概念并成立研究中心，致力于生物工程、生物医学、生物科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与教育。“BIO-X”是以生物学为中心开展的跨学科研究，以多种学科与生物学的交叉融合为特色，解决以生物学为中心的问题。其中，“BIO”代表的是生物学的英文缩写，“X”指的是物理学、化学、信息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医学等各种学科。受此概念影响，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进行生命科学相关的多学科研究。
三、 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变迁的制度逻辑
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变迁，一方面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研究型大学为追求组织合法性，在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与社会规范机制的合力下发生的组织趋同现象。
1.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共同作用。新制度学派的观点认为，制度变迁主要通过两种形式来实现：一种是受利益驱动、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一种是由国家强制推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具体来讲，“诱致性变迁指的是为响应获利机会，个人或一群人、企业团体自发对现行制度的安排进行变更或替代，或者是创造新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
通过分析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历程，发现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变迁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共同作用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期（正式起步阶段）和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末（蓬勃发展阶段），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助；在21世纪初至今（逐步提高阶段），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导，强制性制度变迁跟随。具体来说，在50年代～90年代末，国家的政策提倡与财政支持是推动我国跨学科研究机构建立的重要推动力，例如“985工程”建设，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从21世纪初至今，国内外同类组织的成功经验、学科自身的分化与融合、产业界的发展需求与国家政策的支持，共同推动了我国研究型大学在这一阶段的跨学科研究结构的建设。“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政府提供的外在的制度安排与大学的内生制度需求之间形成了一致性的目标”，政府和大学的共同作用推动了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制度创新。同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适时地激励研究型大学和产业界的内生性制度需求，从而使得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共同发挥作用、运行良好。
2. 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引发的组织趋同。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学派中最重要的机制。“合法性（Legitimacy）”这一概念是韦伯提出的。他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以某种权威为基础的，组织的合法性来自于三种权威：个人魅力、传统和法理。周雪光对合法性机制的定义是“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也就是说，“组织由于受所处制度环境制约，为了追求社会承认，必须采纳社会普遍接受的组织形式或者行为”。为何研究型大学纷纷建立跨学科研究组织？从新制度学派的角度来分析，这是研究型大学为追求合法性而发生的组织行为、组织形式的趋同性。大学是一个目标模糊的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也诱使研究型大学寻找并模仿同一领域中的成功组织的行为。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大学需要与外界的系统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获得大学运行需要的各种资源。我国的研究型大学都是公立大学，政府的财政拨款是研究型大学办学资源的主要来源。为了寻求合法性、获取政府的认可与支持，研究型大学只有适应制度环境的要求，才能获取合法性，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认可，实现组织的生存目标。
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认为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与社会规范机制导致了组织形式、组织行为的趋同性。所谓强迫性机制，是指其所在的组织及社会文化期望对其施加的正式或非正式压力。国家因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需要研究型大学发挥其科学研究的功能，进行跨学科研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综合的、复杂的问题。这种发展的需求迫使我国研究型大学发挥功能，进行科研创新，建立高效的跨学科研究组织。模仿机制，即各个组织模仿同领域中成功组织的行为和做法，包括竞争性模仿和制度性模仿。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外许多研究型大学都建立了跨学科研究组织。在学术界，我国学者对国内外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进行了诸多探索，总结了许多发展经验，为我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建设提供了基标。在大学发展中，减少不确定性与风险的方法是模仿同一领域中成功组织的行为。因而，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借鉴国内外跨学科研究组织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快速发展。“社会规范机制是由社会规范产生的一种观念与思维方式”。大学如果想获得社会的认可，那么，就应该承认并遵循社会规范所认可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一般来讲，大学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社会共享的规范越一致，越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可与接受。学科发展的精细化、经济发展的技术需求，使得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越来越普遍。跨学科研究成为知识生产的新方式。研究型大学建立跨学科研究组织被社会普遍认可。大学为了实现其生存与发展目标，建立跨学科研究组织，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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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建设”（项目号：14XNH038）。
作者简介：平思情（1989-），女，汉族，山东省枣庄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教育政策。
收稿日期：2017-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