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总是按照自己的信念安排自己的人生轨迹，展示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彰显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诉求。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念、学术研究信念及民族文化复兴信念，构成了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主要内容。坚定的人生信念，是张岱年先生成就自己学术人生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张岱年先生的人生信念对于加强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推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张岱年；人生信念；学术研究信念；民族文化复兴信念；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B26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4-0068-08
一、前言
张岱年（1909—2004年），河北省献县人，是我国当代杰出中国哲学史家，也是著名的伦理学家 。张岱年先生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在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及文化哲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张岱年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得益于其为人与为学。“张岱年先生的为人与为学集中体现为‘直道而行’的独立人格境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道德学问人生精神、‘修辞立其诚’的立身治学宗旨及‘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读书治学座右铭。”[1]而张岱年先生的为人与为学境界是由其人生信念决定的。因为人总是按照自己的信念，安排自己的人生轨迹，展示着其生存方式，彰显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诉求。
张岱年先生在七十多年的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有着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念。一个人有了坚定而正确的人生信念，就会以惊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成就事业，实现人生价值，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信念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张岱年先生说：“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不但有物质生活，而且有精神生活，不但能追求本能的满足，而且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价值。”[2]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生活范畴。人只有确立崇高的精神生活或精神境界，才能确立“人为万物之灵”的特有品格。坚定人生信念，追求真善美，成就学术人生，是张岱年先生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真实写照。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人生信念。张岱年先生终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念、学术研究信念及民族文化复兴信念。坚定的人生信念，是张岱年先生成就自己学术人生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
二、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主要内容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学术研究信念，坚定民族文化复兴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主要内容。其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思想基础；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社会取向；坚定学术研究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价值根基；坚定民族文化复兴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学术情怀。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彰显张岱年先生的人生精神价值取向。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思想基础
信仰是信念最集中、最高的表现形式。信仰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只是信仰的对象与信仰的程度不同而已。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仅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且是指引人们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所谓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张岱年先生学术人生的思想基础，也是张岱年人生信念的最高表现形式。
张岱年先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喜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读书治学是张岱年先生学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岱年先生说：“20年代末，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阅读了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中译本。……从此，我对于唯物论深信不疑。”[3]张岱年先生在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生命哲学、尼采哲学及新黑格尔主义等做了比较，进而得出辩证唯物论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在他晚年撰写的《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中说：“我喜读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更喜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但是最喜欢读的是恩格斯所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4]张岱年先生喜读马列著作，既是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基础，也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动体现。二是撰写论著阐释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辩证唯物论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先后撰写《辩证法》、《辩证法的一贯》、《关于新唯物论》、《科学的哲学与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等文章，从不同视角阐释和弘扬马克思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1991年，张岱年先生在《我为什么信持辩证唯物论》一文中说：“我自30年代之初即赞扬唯物论、推崇辩证法，迄今六十多年，对于唯物论的坚持，老而弥坚，这篇文章表述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态度。”[5]阐释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既体现了张岱年先生学术研究的立场方法，也彰显张岱年先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取向。三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中国实践诠释，二是中国文化解读。从中国文化视角，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张岱年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张岱年先生说，多年以来，我努力从事的是试图将现代唯物论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综合起来，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中有一些精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唯物论是相通的。”如“（1）生生日新；（2）以气为本；（3）理在事中；（4）以和为贵。”[2]（539）还认为，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儒家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理想，自强不息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等也是息息相通的。从中国哲学发展的源流来看，冯友兰先生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其学统主要系在唯心主义一脉，而张岱年先生则是接着张载和王夫之讲的，其学统主要系在唯物主义一脉。中国传统哲学的唯物主义成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基因。张岱年先生坚持把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结合起来，为中国哲学研究开创了新的道路。张岱年先生从中国文化角度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岱年先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的科学性或真理性确信无疑，而且对之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深厚的情感。张岱年先生虽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内容，但在学术研究和建构哲学体系中始终自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张岱年始终强调，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处理好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关系，即新时代的中国哲学必须有一个主导思想，同时也容许不同学派的争鸣。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应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唯物论，亦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国古典哲学唯物论的结合。只有既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而又兼容多元中外思想学说，才能促进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健康发展。张岱年先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张岱年先生学术人生的思想基础，也是张岱年先生精神生命的不朽体现。
（二）社会主义信念——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社会取向
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多难的历史过程。所谓社会主义信念，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信心，并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会战胜资本主义，进而取得最后胜利的心理认识和精神状态。张岱年先生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是科学认识与主体情感的有机结合。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必然产物和具体表现。它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社会取向。
张岱年先生的社会主义信念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社会主义”理念，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如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等。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广泛的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得到广大爱国志士和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接受。无疑，社会主义思潮对年轻的张岱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岱年先生说：“中国现在只有尽其量求工业化、科学化，求达到西洋的水平线，同时却不要执著于资本主义，而时时作转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6]即是说，现在中国的文化工作，应当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准备的工作。同时，张岱年先生还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欲求良好的生活，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劳苦大众从资本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把弱小民族从帝国主义的宰割中解放出来，把人类从不平等、同类自残中解放出来，使人类能够过真正幸福的生活。”[6]（208）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人人平等、真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自1957年至“文革”期间，在人生处于低谷时期，张岱年先生仍然拥护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张岱年先生对一些工作提出批评，招来祸害。于是，张岱年先生在北大被划成“右派” ，成为“专政”的对象。尽管被错误地划成“右派” ，精神压抑，心情苦闷，但他初衷不改，仍然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张岱年先生在晚年回忆道：“在划入另册的时候，我自信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我仍然信持辩证唯物论，愿努力弘扬中国唯物论的光辉传统。”[5]（107）孟子引曾子所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 （《孟子·公孙丑下》）后世称之为“以德抗位” ， 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铮铮骨气。从心理学来看，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有意志的控制力。如果没有主体的坚强意志，就不会有坚定的信念。可见，虽身处逆境也不改自己的人生信念，彰显出了张岱年先生刚健自强的人格意志和“直道而行”的立身处世品格。三是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方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有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对此，张岱年先生撰文指出：“近百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摆脱民族的危机。今天也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起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必须肯定的彰明较著的真理。” [2]（431）正是因为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张岱年先生在晚年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以来，我一贯信持辩证唯物论，又一贯拥护社会主义，我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我的必然的归向。”[5]（231）辩证唯物论，是社会主义建立的哲学依据。因此，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信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结论。
任何信念都要以一定的认识为基础。张岱年先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既有经验的认识，又有科学的认识。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腐朽的基础上，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是自发的社会主义信念；在科学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是自觉的社会主义信念。通过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认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应该说，张岱年先生的社会主义信念是一种自觉的人生信念，是对社会主义的理性认识和文化自觉。从年轻时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到中晚年对社会主义的坚信，彰显出张岱年先生对美好社会理想的执著追求。张岱年的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社会取向。
（三）学术研究信念——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价值根基
学术研究是探求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奥秘的精神活动，其本质意义在于追求真、善、美。学术研究是一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也是学者人生信念的自我建构过程。学术研究呈现出学者的生存方式，展示着学者的学术信念与人生价值追求。所谓学术研究信念，就是学者对学术文化研究的坚定态度和担当学术研究重任的实际行动。学术研究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价值根基，也是张岱年先生安身立命的根本活动。如果说，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张岱年先生社会理想追求的体现，那么，坚定的学术研究信念则是张岱年先生个人理想追求的彰显。
开展学术研究，建构哲学体系，成就学术人生，是张岱年先生的人生价值诉求。但是，张岱年先生的学术研究道路是曲折坎坷的。具体而言，一是早年在求学期间，立志于学术研究，提出“学术救国”的主张。在初中毕业时，班主任老师要求每位学生写下个人的终生志愿，张岱年先生写到：“‘强中国，改造社会；成或败，退隐山林。’……我在中年以后，自知不是搞政治的材料，也就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了。唯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是始终不变的。”[5]（22）在而立之年，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思想初步形成。在1933至1937年的四年间，张岱年先生不仅参加当时主要的哲学讨论，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还撰写了以哲学问题为纲的约50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标志着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二是抗战至解放初期，笔耕不辍，硕果累累。抗战爆发后，张岱年先生蛰居读书，研读大量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同时思考哲学问题，写了一些思想札记，即《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及《天人简论》，总称为《天人五论》，确立了自己的思想要领。1945年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张岱年先生受聘清华大学任哲学系副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调整，清华大学哲学系合并到北大，于是，张岱年先生又开始了北京大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期间，1954年撰写《王船山的世界观》，1955年撰写《张横渠的哲学》，1956年撰写《张载——中国11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编写《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1957年相继撰写《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及《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等。他对学术研究乐此不疲，学术成就不断凸显。三是“文革”结束后，焕发出“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青春” 。自1957年秋，张岱年先生被打成右派起，之后的20年时间，几乎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没有发表论著。期间，张岱年先生只是参加了教研室组织的《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的资料选注工作。“文革”结束后，焕发出“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青春” 。于是，张岱年先生改陈子昂的诗句：“前既闻古人，后亦观来者（现在的青年人都是来者），念天地之长久，独欣然而微笑。”表达了对学术研究的乐观情趣。“进入80年代，我已到了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古稀之年，仍以高兴的心情努力于教学工作。”[5]（124）具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1）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着重研讨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易传》、宋明理学和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的体系问题；（2）关于中国伦理思想和价值学说的，主要研讨了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人性论、“三纲”、“五常”、價值观及人的价值；（3）关于文化问题的，着重探讨了关于中西文化之异同、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文化系统的分析与选择、民族精神及文化的综合创新。进入90年代，张岱年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但仍然研思不辍。具体而言，主要讨论四类理论问题：（1）关于价值观与新道德建设的问题；（2）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基本派别；（3）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的分析；（4）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岱年先生以愉悦的心情和执著的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学术研究是张岱年先生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张岱年先生的学术人生道路，尽管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坚定的学术研究信念使他仍然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其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为“雄文四百万”的巨著——8卷本《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张岱年先生在文化建设上，始终“主张兼综东西文化之长”而“融合为一” ；在哲学体系建构上，始终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 。其学术思想体系，“为中国文化的更新、转型探索出一条新路，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模式” ；“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模式。”[7]简而言之，张岱年先生坚定自己的学术研究信念，在哲学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及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的学术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学术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哲学和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民族文化复兴信念——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学术情怀
民族复兴的核心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的核心是学术繁荣。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中华文化的复兴，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文化复兴信念，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光辉前景和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并坚信中华文化在新世纪有巨大发展的心理认识和文化实践状态。2001年1月21日，张岱年先生在中华孔子学会春节联谊会上的献辞说：“19世纪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世纪，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复兴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学术情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和综合国力的逐年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也日益增强。于是民族复兴和民族文化复兴的理想诉求日益高涨。张岱年先生的民族文化复兴信念，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在旧中国，提出“改造中国旧文化而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说：“中国文化本来是先进的，不料以后停滞了，落后了。在此时代，中国应由西方文化给予的刺激，而大大地发挥固有的创造力，创造出新的文化，使之在将来的世界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做出新的贡献。”“中国旧文化的改造，同时就是新文化的创成，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6]（156-157）张岱年先生始终认为，只有中华文化复兴，然后才有中華民族的复兴。二是改革开始时期，面对“全盘西化论”和“儒学复兴论” ，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文化建设上，既不是儒家文化的复兴，也不是全盘西化，而只能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目标诉求。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问题上，张岱年先生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 ：“我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 [5]（245）“文化综合创新论” ，超越了传统“体用二元论”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比较正确地处理中、西、马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方针。三是要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如何复兴民族文化，张岱年先生又提出“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张岱年先生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既要批判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要汲取外来文化的先进成果，但决不能丧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有一个问题应该注意，就是要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也可叫作‘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文化是为民族的生存服务的。民族是一个主体，吸收外来文化要为民族服务，使我们这个民族更加兴旺发达。但是不能丧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不能完全跟着人家学，应该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8]如果全盘接受外来文化或西方文化，将会失去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又何谈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关键在于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四是要正确认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惟有认识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缺点，才能舍旧取新、继续前进；惟有认识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才能保持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张岱年先生还强调，在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需要变革传统，改造传统，但是不能全面否定传统。我们要超越传统，首先也要正确认识传统。正确认识民族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和条件。
民族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需要经济富强，而且需要民族文化复兴。民族文化复兴，不仅需要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还需要学者专家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建构。现代新儒家贺麟先生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9]而张岱年先生的民族文化复兴旨趣在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张岱年先生在晚年更加关注祖国的学术发展和民族文化复兴问题，并满怀信心地预言：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也将是中国学术文化蓬勃发展的世纪。民族文化复兴信念，是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学术情怀。
三、张岱年先生人生信念的现实意义
张岱年先生作为著名的哲学史家、一代国学大师，其学术成就和人生信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一个哲人的哲学，不但是他的时代背景之反映，而且是他的独有品性之表现。”[10]张岱年先生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执著自己的精神追求，成就自己的学术人生，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优秀哲人的价值诉求、独有品性和生命操守。张岱年先生的人生信念对于加强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推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加强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的心灵世界的核心。有无正确的理想信念，决定了人生是高尚充实，还是庸俗空虚。不仅如此，理想信念还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定向器，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社会理想信念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具体而言，它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念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念等。其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即“中国梦”。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对于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精神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同样，对大学生而言，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导致人生道路没有方向，学习上没有动力，精神上没有底气，道德上没有进取，也就不可能得到健康成长。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当代大学生只有树立牢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才能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接班人，也才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如何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既要有适宜而可操作的方法路径，更需要有生动而具体的价值典范。张岱年先生人生历程艰难曲折，但是他的人生信念坚定不移。张岱年先生虽然被错划为“右派”，身处逆境，但是他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怀疑，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仍然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岱年先生无论是作为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还是作为一名从教七十多年的人民教师，其人生信念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极好素材。张岱年先生作为价值典范，其人生信念真实、具体地再现了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和高尚的人生境界，给人们以鲜活、直观的印象，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理想信念的理解与认同，也有助于构成个体在人生实践过程中的标准与参照。而且价值典范的典型形象能够带给人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与心理感染，对消解人们的精神危机或信仰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张岱年先生牢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及民族文化复兴的学术情怀等，对于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坚定而正确的理想信念具有典型的教育意义。
（二）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民族文化复兴，即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为根基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民族文化的复兴需要学术研究的推动，需要学术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还需要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存在着学风浮躁、急功近利、抄袭剽窃等不良现象，甚至还存在着“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等学术腐败问题，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这是当代中国学者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而张岱年先生以自己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张岱年先生作为著名的哲学家、一代国学大师，坚定自己的学术研究信念，始终心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使命感，终生致力于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研究。在治学方面，張岱年先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秉持“修辞立其诚”的治学态度，体现了一位哲学家求真务实的为人与为学境界。张岱年先生说：“哲学乃所以求真。既已得真，然后可由真以达善。如无求真之诚，纵然聪明博辩，亦止于成为粉饰之学。”[11]张岱年先生又说：“我们研究学问，第一要虚心，尊重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第二要敢于独立思考，发扬创造性的思维，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3]（367）在《张岱年全集》的“自序”中，张岱年先生说：“虽已届耄耋之年，而一息尚存，当更有所撰述。”可谓是“生命不息”、“学术研究不止”。在学术成就上，张岱年先生以唯物论哲学为基础，运用西方逻辑解析方法，重新诠释中国哲学，建立起以范畴和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和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在文化哲学上，张岱年先生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不赞成复古主义，提出了融会古今中西优秀文化精华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为中国哲学发展和民族文化复兴开辟了新的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张岱年先生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又是20世纪中国哲学文化的集大成者。张岱年先生曾说，19世纪是中华民族屈辱的时代，20世纪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时代，21世纪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需要文化学术的发展相支撑。促进学术研究，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学术责任。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老一代学者有较广阔的学术底子，凭一己的天赋，在各自的专业里，执著坚持，发愤力行，抵得住疾风严霜，在苛刻的条件下，不求名，不求利，几十年如一日，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事业。”[12]从学术研究视角看，张岱年先生的“修辞立其诚”的治学宗旨、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学术研究范式及哲学体系的建构等人生信念，对于推动当下中国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导向意义。
（三）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并指出文化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关键。就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民族文化复兴的关系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和基础，民族文化复兴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和归宿，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民族文化复兴信念，是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情怀，也是张岱年先生的文化情结。即是说，张岱年先生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其终极目标在于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但如何实现民族文化复兴，自近代以来，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文化哲学理论或文化模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论”，梁漱溟提出的“中国文化复兴论”，陈序经、胡适提出的“全盘西化论”，陶希圣等人提出的“中国本位文化论”等，但他们都没有摆脱中西体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没有正确处理好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没有找到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正确路径。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针对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鲜明地提出了“综合创造”论，至90年代则将其发展为“文化综合创新论”，其目标在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北京大学王东教授认为，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必须弘扬民族主体精神，走中西融合之路，必须以创造的精神从事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有所创造。”这一论断提出了具有价值导向意义的六点内容：一是指导思想，即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二是文化性质，即文化建设必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三是文化的主体性，即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或独立性；四是文化的开放性，即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五是建设方法，即综合创新，体现创造精神，综合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综合的提升；六是文化内容，即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先进成果的有机融合，其中，张岱年先生特别强调，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文化综合创新论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思想灵魂；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价值根基；西方文化或外来文化的先进成果，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可见，“文化综合创新论”体现了一元性与多元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及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理论特质，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很大的适用性。文化综合创新，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也是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文化的综合创新，就没有文化的发展，也谈不上增强文化软实力，更谈不上建设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人类文化实践证明，只有通过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文化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建设文化强国。中国社科院方克立先生将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称之为“马魂、中体、西用”论，同时还指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不仅代表20世纪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在新世纪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由之路。”[13]可见，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开辟了一条正确而光明的道路，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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