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使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全球自由投资体系逐步确立。在这一进程中，投资自由化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投资自由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效应日益凸现。然而，投资自由化在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因此，总结经验，反思存在的问题，努力构建“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的双向开放新格局，仍是中国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投资自由化；中国经济发展；互动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5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5-0090-08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全球生产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各国经济联系和交往越来越密切，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投资活动推动了市场关系的全球传播和生产全球化，而生产全球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国际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更大规模的流动。在这种不断深化和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投资自由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和特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无数跨国公司入驻，在成为全球自由投资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它也改变着跨国资本的全球配置格局。
一、投资自由化的现代趋势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转轨国家经济转轨的大力推进，使“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彻底融合，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统一市场得以最终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国竞相开放市场，放松经济管制，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全球自由投资体系逐步确立，并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与趋势。
（一）全球投资规模急剧膨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投资自由化呈快速发展趋势，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巨大，流动速度加快，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1990年以前，全球FDI总额每年不过2 000亿美元左右，90年代FDI逐年增加，到2000年创纪录地达到13 880亿美元。新世纪最初3年，全球FDI逐年下降，这与当时世界经济状态低迷有关。但2004年和2005年全球FDI数量再次迅速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2005年全球FDI在2004年增长了27%的基础上，又增长了29%，达9 160亿美元；2006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达到1．2万亿美元。
（二）跨国公司主导着全球自由投资体系的建立
跨国公司是当代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在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它拥有庞大的资本和生产规模、强大的研发能力、全球性的经营战略、先进的现代管理手段以及覆盖全球的销售网络，其对“无国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自由投资体系的建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UNCTAD统计资料，1993年跨国公司数量为3．7万家，分支机构为17万家；2005年则增至7．7万家，分支机构约77万家。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FDI都是由跨国公司来实现的，2005年跨国公司资本输出额累计达到10．7万亿美元，控制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90%，实现产值占到世界总产值的1/4。World Investment Report /UN，UNCTAD．2006．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潮流，跨国公司通过全球战略调整及相应的组织架构调整向“全球性公司”转型。全球性公司的出现，使大型跨国并购数量急剧上升，成为全球FDI的主要方式。
（三）投资主体区位特征明显，投资导向发生改变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全球资本输出的主导者，尤其是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美、日、德、英和法五国就占到年输出额的70%以上。在全球自由投资体系中，发达国家居于第一层次，其资本雄厚、投资面广、投资速度迅速。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石油输出国及海湾产油国家先后跻身于海外投资者行列，构成了投资主体的第二层次。尤其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包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是这个层次的主要投资力量，其对外投资潜力巨大，开拓性强，投资范围较广。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发展中（转轨）国家开始在国际投资舞台上崭露头角。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的跨国公司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在能源、矿产和制造业等领域大举对外投资，所占全球资本流动的比重持续上升。目前，海外投资存量超过50亿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已增至25个，它们构成投资主体的第三层次，是补充性的投资力量，但其资本规模有限，实力较弱，只能有条件地向外输出资本。
进入21世纪以后，各国经济发展加剧了世界能源和初级产品的供求矛盾，石油、矿产品的国际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能源问题已成为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由此，自然资源产业继服务业之后重新成为全球资本追逐的热点，这扭转了自然资源产业多年来占全球吸收外资比重持续下滑的局面，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成为本地区吸收外资的大国。
（四）投资自由化的国际协调日益制度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投资自由化继贸易自由化之后成为新自由主义推进的下一个目标，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也随之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一般而言，投资自由化的国际协调主要存在于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上。
1．双边层面的国际协调
在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双边投资条约早已存在，从最初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到二战后广泛兴起的“投资保证协定”，直至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调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大，自由化标准日益提高。
据UNCTAD最新报告，1995—2006年，国际双边投资条约由1 000多项增加到2 500多项。《经济日报》，2007年4月19日。整体而言，双边投资条约的内容越来越详细，几乎囊括了投资领域所有核心问题，如投资者国民待遇、税收与国有化补偿、投资争议的国际仲裁等。这些条约的核心内容表现出很大的趋同性，但在一些具体条款上又呈现出多样性。同时，签订条约的国家开始重视一些公共政策问题，如环境、劳动者权利、国家安全、信息交换透明度以及规章制度的制定等。
2．区域层面的国际协调
投资自由化在区域层面的国际协调主要有两类：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涉及到的国际投资问题；二是专门就国际投资所做的政府间安排。
目前，发达国家在投资自由化方面的区域协调正向制度化方向发展。1991年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不仅从原则上禁止对资本的跨国流动进行限制，而且促使欧盟成员在贸易、劳务、金融等方面实现全面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虽然是一个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对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具有高度自由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区域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自由化区域协调，以东盟（ASEAN）较具代表性。
3．多边层面的国际协调
20世纪90年代，投资自由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适应新的形势，签订了一系列旨在推进投资自由化发展的多边条约。在WTO框架内，《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文件都对国际投资问题做了规定。尽管这些已经达成的协定大多集中在特定部门或特定领域，但对成员方的投资规制措施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推动全球投资自由化发展、协调投资过程中的多边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投资自由化与投资保护主义并行发展
2000年之后，全球范围内吸引FDI的竞争日趋激烈，绝大多数国家继续扩大开放，采取积极措施以改善自己的投资促进政策，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各国外资政策的改革情况可从表1中反映出来：
2005年，在UNCTAD确认的205项与投资相关的政策变化中，大多数政策变化营造了更有利于投资自由化发展的环境（164项），但不利于投资自由化发展的政策变化所占比重也在上升（2002年为2%，2005年增至5%），投资保护主义倾向日益严重，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增加对能源或其他特定行业的控制，对外资设置市场准入障碍（在拉美国家表现尤为突出）。一些发达国家采取措施减缓本国产业资本转移或鼓励资本回流，特别是在服务业和高新技术领域。
从世界范围来看，投资保护主义只是局限于少数国家并主要与自然资源投资有关，投资自由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主导趋势。
二、投资自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投资自由化的迅猛发展，中国也被纳入到全球自由投资体系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累计已达7 000亿美元，这是经济进步的重大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自由化潮流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高速发展期，之前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显然难以对其在中国的实践做出解释。我们应当从投资自由化的最新趋势出发，审视它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一）投资自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在全球投资自由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资本把触角伸向世界各个市场，470多家“全球500强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和生产活动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1．促进资本大规模流入，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方面相对短缺，而国家经济建设的资金需求却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外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就成为弥补资金缺口的现实选择。但当时我国投资自由化程度比较低，1979—1989年实际使用外国直接投资仅有155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
1991年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4．15%；1992年则骤升至7．51%；1993—2002年年均保持在10%以上；2003—2005年，这一比重虽然低于10%，但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对数量均超过500亿美元，其中2005年更是高达724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不仅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而且还通过乘数效应间接推动国内企业扩大投资，这对我国经济27年来实现年均9．6%的高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流入也促进了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有数据显示，2005年外资企业的税收占我国涉外税收的98%以上，占全国税收总额20．72%。[1]
2．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结构优化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起到明显带动作用。90年代以来，外国投资者加快了向中国转移资金和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步伐，在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有近2/3投向第二产业，近1/3投向第三产业，这大体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要求。外资在中国的生产过程中，有许多零部件以及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服务都需要本地企业提供，这就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了与之配套和服务的机会。其结果，不仅带动了对关联产业相应的辅助性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关联产业的发展；而且也把中国纳入到国际专业化分工体系中，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此外，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与本土企业之间产生激烈的同业竞争，促使国内原来分散的、小规模的低效率生产向专业化分工水平较高、大规模的高效率生产发展。可见，外资工业的增长对提升我国工业技术装备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吸收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条重要途径。
外国直接投资在改善我国产业结构整体水平的同时，也极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贸易商品结构的升级。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的直接效应来看，1986年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仅为29．85亿美元，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只有4．04%；而2005年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达到8 317亿美元，所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上升到58．48%。从外资企业的出口商品结构来看，1991—2004年，工业制成品在外资企业出口中所占比重平均为90．12%，而我国同期出口的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平均为86．85%。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方面，外资企业也占绝对优势，而且增长迅速。2005年，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1 919．64亿美元，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 182．40亿美元）的87．96%。[1]由此可见，外国直接投资在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优化贸易商品结构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提升技术水平
吸收和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一方面，外资企业在技术引进、技术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对本土企业的技术转让力度直接影响着我国技术水平和产业的升级换代。2000年以来，跨国资本加快了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进程。目前在华运营的跨国研发中心已超过750家，主要集中在电子及通讯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医药制造等技术密集型行业。跨国研发中心拥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不仅加快了向本土企业的技术转移，有助于我国产品、产业技术含量的提高；而且也促进了我国技术创新体系的完善，使我国日益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另一方面，跨国资本拥有先进的现代管理结构和管理经验，运营效率通常要比中小资本高得多。跨国资本来华开展经营活动，其管理组织模式、技术开发模式、工艺生产流程等也被同时引入中国。国内企业在同跨国资本开展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可以吸收其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以改善自身的经营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特别是现代信息管理技术的引入，对提高中国企业整体管理水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4．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
投资自由化的根本诉求点在于“经济开放、制定外向型的产业政策、放松金融市场管制”，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首先，在华外资企业的迅速发展，明显增大了国内市场竞争的深度、广度和强度，加快了我国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在我国经济活动中，贸易壁垒明显减少，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市场已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此而言，投资自由化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功不可没。
其次，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快速发展将中国纳入到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使其成为国际生产链条上的一部分，而这又必须以国内市场开放为前提。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正逐步放松对外资的行业准入限制，同时积极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来强化对外资的引导和调节，通过产业重组和竞争机制来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尤其是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和提升产业结构。这样中国才能从投资自由化进程中获益，才能通过市场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再次，推动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深化。按照“入世”承诺，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对外资已经全面开放。截至目前，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已达312家，资产总额1 033亿美元，其中115家外资银行机构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2]已有8家外资银行完成现地法人转制。同时，中国也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逐步放松外汇管制，人民币已实现了资本项目部分可自由兑换。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中国还超出了对WTO的承诺，主动推出QFII制度，允许外国投资者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等。
5．改善就业状况
我国积极吸收利用外资，从总体上改善了国内的就业状况。有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聘用员工超过2 500万人，[1]如果加上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那么，外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就更多。而且，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投资在第二或第三产业，从而有力地推动我国农业劳动力向第二或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的转移。此外，外资企业普遍重视对员工的技术培训以及人员的合理流动，这对提升我国从业者整体技术和业务素质具有积极作用。
（二）投资自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1．跨国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使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受到冲击
随着投资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民族资本同跨国资本在工业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我国目前市场竞争规则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跨国资本往往凭借其规模、技术、管理等垄断优势，通过并购和新建企业来挤压本土企业的市场生存空间，使我国民族产业发展缺乏动态比较优势。据中国商务部最新发布的《2007’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但在少数行业的确存在某个或几个外资企业市场份额高度集中这一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跨国资本主导趋势。2006年，中国IC封装测试业销售收入年增幅达到48．5%，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但就产业整体情况来看，排在前20位的企业中有18家属于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而内资企业的规模偏小，创新能力较低，发展后劲略显不足。在日常工业领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利乐公司（瑞典）控制了中国95%的无菌软包装市场；洗化用品几乎全是国外品牌。虽然在家电、摩托制造等行业，内资企业占据较大市场份额，但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因此，从目前的情况看，跨国资本虽然还未引发行业垄断，但这一趋势正在加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受到的冲击会越来越大。
2．跨国并购加剧我国经济资源流失
跨国资本在收购、兼并国内企业或者在与国内企业合资过程中，往往蓄意抬高所投入的设备、技术等资产价值，而低估国内企业投入的资产价值，这直接造成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同时，不少国内企业为了引进资金和技术，低价或无偿出让自己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品牌、商誉、原材料供应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不仅如此，在完成合资或并购以后，跨国资本利用中方的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推出自己的品牌，最终导致中方品牌的消亡，这在洗涤行业等轻工业部门表现尤为突出。事实上，这是一种无形资产的浪费，给我国经济资源造成了巨大损失，导致国内企业失去创立自有品牌的机会，未来独立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
3．外资分布不均导致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拉大
外资在我国的地域分布主要与国家渐次开放的总体格局有关。因而东部沿海地区在我国引进利用外资中占据绝对比重，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引进利用外资很少。
截至2005年底，中西部地区吸引FDI只占全国实际使用FDI的13．5%，并且中西部地区外资企业总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远远低于东部地区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外资分布格局导致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产业竞争力日益下滑，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受到阻碍。
4．国际产业转移加大我国资源和环境压力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能源形势日趋紧张和国内环保标准的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加快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步伐。而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则希望通过招商引资来拉动本地经济增长，在这个愿望的支配下，往往降低环保标准引进发达国家的“淘汰”产业。由此，日益扩大的产能加重了中国的资源压力，对世界能源和矿产的需求大幅增长，尤其是需要石油进口。与此同时，跨国公司转移出来的这些“淘汰”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据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调查，截止到2007年8月15日，有90家跨国公司出现在污染企业名单上，其中包括百事、通用、3M等“世界500强”企业。人民网，2007年8月18日。污染涉及食品、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等诸多行业，遍布全国30个省区市，这对中国的环境保护无疑是雪上加霜。
5．投资自由化加速国际金融风险传导，威胁我国经济安全
金融自由化趋势的加深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国际金融市场上充斥的大规模“游资”在全球各个市场寻觅攫利机会，这不可避免地给世界各国带来经济风险。特别是在投资自由化条件下，金融危机会通过“投资”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加速传播。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当事各国资本市场的盲目开放和本币过早实行自由兑换所导致的。中国虽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不大，但随着投资自由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经济安全所面临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三、中国经济发展对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回应与影响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在吸引外资方面对投资自由化进程做出积极回应，而且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上也取得一定成效。据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07年9月5日联合发布的《全球外资展望》预测，未来5年中国仍将是新兴经济体中最大的外资流入地，将吸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6%，新兴市场的16%，到2010年对华外商直接投资将超过900亿美元。同时，报告还认为，未来中国将成为全球主要的对外投资者。中新网，2007年9月7日。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在世界资本流动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对全球自由投资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中国投资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投资自由化发展的法律基础主要由各国或国际组织制定的投资法律法规组成，外资法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79年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来，我国颁布的与外商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达到300多个，许多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涉及外商投资的法规。特别是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WTO后，清理并修订了大量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重点是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这三部基本法律及实施条例细则进行了修订。同时，我国还出台和完善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规定的若干意见》、《金融管理公司吸收外商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外资企业并购内资企业和上市公司清除了障碍。2004年11月，又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使投资政策透明度不断增强。此外，我国政府还与世界上11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15个投资保护协定，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中国已基本形成了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细则为核心，以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配套的比较完备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内容覆盖了投资准入、外资企业的设立、合并、分立、增（减）资、股权变更、境内投资、并购、清算等企业经营的全过程。这对投资自由化的全球扩张而言，无疑是提供了体制上的便利和良好的制度基础。
（二）中国市场开放拓展了投资自由化发展的新空间
与上一问题相关，中国的经济转轨和金融制度变迁为国际资本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更顺畅流动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拓展了投资自由化的全球发展空间。
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在投资领域逐步放松了政策管制，鼓励外国资本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从地域上来看，1979—1980年，我国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吸引外资；1984年，我国开放了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又把长三角、闽三角、珠三角地区辟为开放地带；随后又开放了沿江、沿边城市及内地。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基本形成“梯次”开放的总体格局。从外资行业准入范围来看，1983年9月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对合资企业经营范围做了明确界定；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1995年6月又颁布了新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重新划定了外商投资的产业范围。从2002年4月开始，我国实施了新修订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显加大了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其中，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由186条增加到262条，限制类由112条减少到75条；将原禁止外商投资的电信和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首次列为对外开放领域；按照加入WTO的承诺，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商业、外贸、旅游、电信、运输、会计、审计、法律等服务贸易领域；鼓励外商投资西部地区，放宽外商投资西部地区的股比和行业限制；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将一般工业产品划入允许类。特别是我国金融领域逐步开放，资本项目和外汇管制渐进自由化，而且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了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为跨境资本流动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更顺畅地流动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和全球投资自由化向纵深发展。
（三）中国对外投资促进了全球投资自由化的发展
在发展中（转轨）国家，中国对外资本输出始终走在前列。有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5 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投资累计净额达到906．3亿美元，其中，仅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就高达211．6亿美元。[3]中国对外投资中，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而且企业海外投资涉及的行业从最初主要集中在贸易方面逐步扩展到资源开发、工农业生产及加工、工程承包、装配制造、交通运输、医疗卫生、旅游业等诸多领域。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如海尔、万向、华为、联想等已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近3年来，我国对外投资逐渐转向境外上市、股权置换、跨国并购等国际通行的跨国投资方式，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约占到四成。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也颇为引人关注。2006年我国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境内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机构对外金融投资，例如，允许境内机构和居民个人委托境内商业银行在境外进行金融产品投资，推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开展境外投资业务等。
由此可见，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使中国资本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力量，资本双向流动的格局已初步形成。这一方面加快了我国市场开放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又极大地推进了投资自由化浪潮。
（四）中国经济发展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透明的全球自由投资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投资自由化迅猛发展，其实质是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做出的自然反应。少数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为了实现资本的全球扩张，极力推动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试图在国际投资领域建立一套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体系。而发展中（转轨）国家为了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来发展本国经济，也不同程度地被迫推行投资自由化。但是，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自由投资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自由化对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更多的是弊大于利。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使之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全球资本流动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发展，如中国—东盟已于2005年7月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减税进程，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奠定基础；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贸易投资便利化也全面启动；APEC提出《非约束性投资原则》（NBIPs）作为成员国投资自由化的指导性文件，成立了“投资专家小组”，并提出发达国家成员不迟于2010年、发展中国家成员不迟于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参加WTO框架下的贸易投资谈判，同各成员开展一系列多边、双边磋商，推动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之间相互沟通、减少分歧。正是由于中国的积极参与及其建设性作用的发挥，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在投资自由化谈判中的力量得以增强，自身利益得以最大程度的维护，也更有利于公平、合理、透明的全球自由投资体系的建立。
四、总结性评论
首先，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与投资自由化之间的双向互动效应日益凸显。我们认为，我国继续扩大吸引外资并不是因为国内资金不足，而是要吸收资金流动中搭载的各种竞争能力。因此，对外资的要求必须从以数量为主转到以质量为主，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更多地吸收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与此同时，基于投资自由化发展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吸引利用外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合理引导，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行业。此外，要重视对外资企业及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管工作，防止出现盲目决策和国家经济资源流失等问题，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其次，必须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企业“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利用外资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是融入全球投资自由化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有利于国内大量新增产能的梯度转移、开拓新的海外市场、获得技术和知识、确保长期资源供应；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又使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成为推动全球投资自由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总而言之，我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投资自由化进程，推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自由投资体系改革，以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6’中国外商投资报告［DB/OL］．2006-12-19．
［2］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报告［DB/OL］．2007-03-2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DB/OL］．2007-09-14．
［4］ 曹和平．FDI与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研究述评［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4）．
［5］ 郭连成．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发展及其互动效应［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6］ 丁冰，等．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7］ 窦祥胜．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运行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8］ ［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中文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9］ 徐泉．略论外资准入与投资自由化［J］．现代法学，2003，（2）．
［10］ 郭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双重影响与对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5-6）．
［11］ А．В．Навой．Ситруктурный анализ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капитала，Деньги И Кредит №1．2007．
［12］ А．Либман，Б．Хейфец．Мировые процессы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бизнес，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ки．№12．2006．
（责任编辑：刘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