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历史回顾；中国化
[摘要]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创立至今已有30年。该学科始终是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改革开放这个伟大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始终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充分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它经历了苏联化、西马化、中国化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我国学界通过对苏联研究模式的反思，最终领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以及后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启示，逐渐关注方法论的研究和重视文本的解读。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不是简单地回顾历史，而是要重视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的研究，形成中国理论主体意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积累雄厚的学术基础。
[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11－0005－08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科学本质与科学历史形式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因为它本质上是历史的。这种历史性不仅是它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的具体本质表现，而且是科学地理解它的产生与发展的唯一形式。有两种极端做法很能从反面说明这种科学历史形式多么重要：一是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这会变相造成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马克思开启了真理的大门但没有终结真理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不等于、更不会止步于马克思个人的思想，它还包括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二是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容易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还是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目的都在故意抬高实际孤立马克思，以贬低马克思主义，其结果都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们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而是适用于一定范围的、相对的和具体的历史真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与方法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中产生、发展与完善的，也是在历史中不断发生突破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不是“现成可用”的，更不是“基本过时”的。只有通过深入的历史研究，只有彻底地打破“云谲波诡”、“扑朔迷离”的历史镜像，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哪些内容仍然是具有当代价值与普遍意义的科学真理，因而需要坚持发展；哪些观点、看法确实已经过时，因而需要突破与扬弃；哪些方法和结论本来正确，却长期被曲解或被严重遮蔽和忽略，因而需要恢复发扬。只有了解历史的人，才能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才能克服历史的局限。
科学的历史观需要历史的科学形式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体现和核心组成部分。这一门学科的意义不仅在于忠实地历史地记录和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160多年的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的“历史科学”的精神和开放、发展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特点是历史性，它本质上是在历史中产生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的、开放的、创新的学科。
二、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30年的简要回顾
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实际研究由来已久，但把这项研究工作正式作为单独学科来研究，那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了。以1979年1月全国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讨会的召开(桂林会议)和同年10月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的创立(厦门会议)为标志，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走过了30多个年头，它经历了苏联化、去苏联化、西马化、中国化的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
1.照搬苏联教科书之伊始与开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初走过了一段“苏联化”历史。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苏联派出专家指导帮助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教学研究与队伍建设。当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体上是跟着苏联走，苏联研究什么问题，我们就研究什么问题。受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决定性影响，苏联学界长期回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直到1956年即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过程中，苏联学界才出现了一批自觉不自觉地历史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发展过程的著述。当时国内也翻译了一些他们这方面的成果，代表性的有弗罗洛夫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中的革命》(时代出版社，1954年)，卢森贝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三联书店，1958年)，巴库拉杰的《论马克思哲学观点的形成问题》(科学出版社，1958年)。这些著作的出现，无疑影响和启发了我国哲学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意识，但其历史局限性也是不容忽视的。直到50年代末中苏友好关系破裂以后，在两党两国相互指责对方是修正主义并因此展开长期的理论论战过程中，我国哲学工作者开始意识到独立自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重要性。
2.学习苏联教科书与突破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初创岁月。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几年时间里，我国老一辈学者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后，以极大的热情，在突破“两个凡是”，在反对极左教条主义中解放思想，从模仿苏联、借鉴苏联到突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培养了一批实力雄厚、规模可观的研究队伍，出版了一批有重要学术影响、学术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通史和专题史著作。例如，中山大学哲学系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叶汝贤的《唯物史观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黄楠森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出版社，1984年)，徐琳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砚田、杨庭芳、涂赞墟合著的《列宁哲学思想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东的《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等。除此之外，在通史研究方面还先后出现了孙伯揆先生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1986年)、七所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组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一批较有影响的著作，由于篇幅所限，兹不一一列举。
同时期，我国学者也大量地译介了苏联上世纪60、70年代的一批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最著名的包括：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的《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纳尔斯基等著的《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以及罗森塔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汤侠声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其实，早在上世纪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