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延安时期，艾思奇与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既有相融相通的共性，又有特色鲜明的个性。一方面，艾思奇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奠定了其以宣传、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己任的理论研究方向；另一方面，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的新见解和新观点也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二人在学术理论上互琢玉成，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关键词：延安时期；毛泽东；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交融与碰撞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7-0053-05
作者简介：冯飞龙（1972- ），男，陕西延安人，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副主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王红梅（1973- ），女，陕西延安人，法学博士，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引言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思想变迁十分剧烈，其中，以保守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思潮的分歧与争鸣尤为激烈，面对这一复杂的思想局势，在延安刚刚落脚不久的中共中央急需一批理论战士冲锋在思想战线的前沿。组建和培育党的理论工作者队伍，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便成为当时延安根据地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指出：“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为此，经毛泽东提议专门成立了延安新哲学学会及六人哲学小组（毛泽东、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陈伯达、杨超）、召开哲学座谈会等，号召全党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最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艾思奇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推者之一，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著作与文章，深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器重。早在艾思奇到达延安之前，毛泽东就多次读过他的《大众哲学》，并且给远在苏联的儿子毛岸英寄了一本，还托付叶剑英尽可能多的从西安买一些《大众哲学》带回延安，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哲学水平。毛泽东还认真研读了艾思奇的其他哲学著作和文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对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进行了批注，其关于哲学就是思想方法论的论断，对毛泽东哲学研究及工作的开展有极大的启迪。1937年9月，毛泽东对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作了3000余字的读书摘录，对文中的一些观点做出批注与评价，还专门致信给艾思奇就《哲学与生活》的诸多问题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此外，毛泽东十分重视艾思奇的《哲学选辑》，前后批读三遍，充分表明对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认同和重视，当然，批注中也体现了在个别观点和论断上与艾思奇有着不同见解。可以说，延安时期艾思奇与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既有同一的一面，也有差异的一面，即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一方面，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二人互相协作、交流融通，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得以顺利推进，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由于二人实践经历、历史任务、研究的侧重点及在党内所处的位置、所站的高度的不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一、艾思奇与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性
1.二人具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良好的传统文化底蕴。艾思奇生活在中西文化并包、比较开明的家庭，他从小在私塾读书，接受中国古代封建传统文化教育。他好学上进，喜欢中国古典名著，尤其对中国古代哲学兴趣浓厚，日积月累，具备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毛泽东年少时也曾受过多年的私塾教育，他喜欢阅读中国古史文籍，尤其喜爱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典籍，从中吸取了不少观点和思想，并使之成为自己劝学、立志、修身的名言。特别是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期，毛泽东广泛涉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这对他毕生奋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延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通读、甚至熟读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进一步奠定了其深厚的国学文化功底。所有这些相似的生活经历与教育背景，共同塑造了二人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使得毛泽东与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能够娴熟的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经典素材、历史典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原理进行通俗、生动的解释，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形式。
2.二人都勤奋好学，热爱哲学。艾思奇自幼勤奋好学，好奇心强，加上受父兄的影响，很早就对哲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上中学期间，尽管功课很忙，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学习钻研一些哲学问题。虽然那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凤毛麟角，但是艾思奇还是千方百计通过多种途径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不仅学习了日文和德文，同时结识了一批哲学爱好者，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文献，并且学习和研究了当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除此而外，艾思奇还广泛涉猎了许多文艺作品以及西方的一些哲学流派。通过大量的研究比较，艾思奇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人生观，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毛泽东一生好学，他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对于读书有一套系统有效的方法，在长沙求学期间，他对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广泛的涉猎。如他曾阅读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等，另外还涉及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以及一些西方的历史、地理书籍等，但他最为关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学习和研究。红军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军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相关文献，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和相关原理，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二人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与艾思奇之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做出重要贡献，关键在于他们能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艾思奇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之源，强调指出，“不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行动中的盲目性和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延安整风期间，艾思奇在《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讲到：“我们的理论必须是‘与实际密切联系着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所谓联系实际，必须是把适当的理论作为指导武器，来解决当前的一定的实际斗争问题。”此外，艾思奇身体力行，通过举办夜校、参加学习竞赛、参加土改团学习等方式，实现理论工作与实践工作的结合。毛泽东也是一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早在1930 年 5 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批判了教条主义，认为教条主义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指出：“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在这里，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肯定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毛泽东多次号召党员干部：“我们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由此可见，毛泽东与艾思奇都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统一论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倡导者，他们都坚信只有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去分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艾思奇与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个性
1.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侧重于理论层面的研究与宣传，而毛泽东更为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与推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本质上需要解决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社会实践两方面的共同努力、共同促进。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对辩证唯物主义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和创新，要对反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观点及思潮进行批判与斗争；另一方面又要深入群众，深入到革命斗争的实际中去切切实实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与实践。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革命生涯都体现在他的理论创作及宣传活动中，他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就是不断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家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论证，他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理论层面上。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仅善于把革命斗争中的感性经验通过理论总结抽象上升到哲学层面，更善于把最新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推广、应用到实践中去。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常常深入城镇、乡村走访调查，了解民情、民意，完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了井冈山等地的革命斗争，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不但增长了斗争的经验，而且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名著，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形成。1930 年，面对党内出现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及时提出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创作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又陆续写出了许多军事及哲学上的名著。其中，为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认真总结红军长征前后的历史经验，于1937 年8月完成了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两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进入成熟阶段。总之，毛泽东的一生跌宕起伏，有着极其丰富的革命斗争及实践经验，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及相关哲学理论研究也是取之实践并用之实践，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点。
2.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侧重于民族性，而艾思奇不仅注重民族性，更强调世界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实现语境转换，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民族中得以存在、发展的基础。艾思奇和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有着广泛的共识。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他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毛泽东要“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最终实现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而不是用什么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强调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特指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文化的结合，是用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事实上，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特别善于应用传统文化中的典故、成语、对联等形式来表达与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以中华民族的形式、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形态从一般到特殊、从欧洲到中国的历史转变。同样，艾思奇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要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他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就马克思主义为何中国化，以及如何中国化、民族化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但是，艾思奇曾有两次日本留学的经历，他兴趣广泛，研读了大量的中外哲学史、文学名著、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文章。此外，还参加了留学生举办的各种青年学会，进行了一些社会实践与调查研究。所有这些经历，使得艾思奇的研究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同时，更强调要把整个研究放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去。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是国际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事业上利害上，都是相互关联的，都是有连带性的。”“就中国来说，这就是要把中国的特殊性，依据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现出来，然而并不是因此就丢开马克思主义，而相反地恰恰是要具体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不是要挤掉国际主义，相反地正是要使国际主义在现在的条件下，得到具体的表现。”艾思奇还特别指出对于初学哲学的人来讲，应先读《西洋哲学史》，而后再读《哲学概论》与《中国哲学史》，原因有两点：一是西洋哲学史的内容比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更丰富；二是在世界政治经济日益融合的情况下，哲学也应具有世界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毋庸置疑，艾思奇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高于毛泽东的，也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学习的。
3.毛泽东是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革命领袖，而艾思奇则是学者与战士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不但有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超乎常人的哲学头脑，更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在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善于通过总结革命经验形成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即善于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指导，体现出由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延安时期，他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民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些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为毛泽东的理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成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既是我们党杰出的理论家，也是一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灵活应用的实践派。相对于毛泽东而言，艾思奇是一名卓越的哲学理论工作者、也是一名思想政治战线上的战士，是学者与战士的高度统一。如果说上海时期的艾思奇面对急需启蒙的广大民众创作了《大众哲学》等相关哲学著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属于一种自发行为。那么，延安时期艾思奇的哲学研究则属于一种自觉行为，是政治与学术的高度统一。这一时期，他通过感受延安朝气蓬勃的革命氛围，通过与毛泽东的亲密接触，深刻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用之实践的伟大力量，同时，也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及哲学素养所折服。自此，也奠定了艾思奇理论研究与宣传的主要方向，即以宣传研究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目标。这一阶段，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研究、宣传、普及由上海时期的自发创作转变为主动、积极、自觉的创作。毛泽东评价艾思奇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他一方面深入群众，深入群众社会生活，为进一步进行理论创作提供素材；另一方面，他积极研究宣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宣传、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需要高水平的理论家，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实践家；既需要勇敢的学者，也需要理论战线上的战士。而毛泽东与艾思奇就是这样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追求和携手奋斗，才使他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互相欣赏、互相支持，从而得以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通俗化与现实化，最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更高的理论和实践水平。
三、艾思奇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影响及贡献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艾思奇到延安后，积极投入到革命实践洪流中去，他的哲学工作也与时俱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即从原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与中国化进入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加速和催化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为了声援抗日救亡的中国革命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艾思奇率先提出并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一文中，提出三个基本观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中国化的继续与深化，二者密切联系。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滥用公式的、书斋课堂里的运动，而是全国进步的对于哲学理论有兴趣的战士们共同努力完成的运动。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艾思奇的这些论述，显然是对毛泽东提出和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回应。在艾思奇的启发下，毛泽东结合自己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较为系统与全面的论述。艾思奇以他哲学家的敏锐和深刻的洞察力，立即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置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中国革命的现实大环境下去考虑，在他其后的课堂教学和哲学论著中，他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宣传和阐发毛泽东这一重要观点，不仅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了有益的补充，同时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实践论》与《矛盾论》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它凝聚了毛泽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集体智慧。艾思奇对毛泽东“两论”的写作、宣传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方面艾思奇的论著对毛泽东“两论”的写作起到推动和催化作用。毛泽东在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后认为，艾思奇在认识论方面非常有特色：一是论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二是阐释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地位；三是对认识发展的过程做出了精辟的阐述；四是在结构上新颖独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毛泽东在艾思奇等人到达延安后，专门组织成立了“六人哲学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讨论研究及修订《实践论》与《矛盾论》中的哲学问题。艾思奇在小组座谈会上做了多次中肯、精彩的发言，对《实践论》和《矛盾论》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同时，由于受苏联哲学界的影响，1939年，艾思奇在《形式伦理学和辩证法》中把形式伦理学看成是与辩证法的矛盾观相对立的东西，等同于形而上学加以全盘否定，这一观点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影响，毛泽东在《矛盾论》的初稿中也就有了“形式伦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这一部分内容。解放后，在全国著名学者参加的哲学座谈会上，金岳霖提出了形式逻辑不是形而上学的意见，经过学者们的反复讨论后，对这一问题取得了共识，艾思奇也承认了自己过去观点的错误。“金岳霖为形式逻辑正名，坚持真理，艾思奇虚怀若谷的风格深为哲学界称道。”因此，1952年在《矛盾论》发表时，这一部分的内容被全部删去了。另外，《矛盾论》中还有一些内容也与艾思奇的著作有关。如，毛泽东读了《哲学与生活》后进行了六个方面的摘录：一是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二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三是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四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五是关于“差别不是矛盾”的批注；六是对机械唯物论、经验论、实用主义等的批判性分析。而这些方面，大都在《矛盾论》中有经典的论述，虽然我们无法量化毛泽东究竟受到艾思奇的影响有多大，但是他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和中心问题非常一致。另一方面，艾思奇对毛泽东“两论”的宣传与诠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延安时期，艾思奇的很多论著都不同程度地对“两论”的基本观点进行宣传和阐释。特别是解放以后，随着《实践论》《矛盾论》在《人民日报》上的公开发表，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高潮，艾思奇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和领会“两论”的精神实质，写了大量的文章，做了很多的报告。总之，艾思奇不仅对“两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贡献，而且他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动努力宣传和阐发“两论”的基本观点，对推动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四、毛泽东对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影响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先后组织的三种类型的哲学活动与学习研究方面。第一种是毛泽东亲自组织的“六人哲学小组”，参加人员都是当时延安哲学界的精英，人员少而精，主要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实化的问题。第二种是毛泽东参加并主持的范围较大的哲学座谈会，这类会议主要讨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参与者是当时的一些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第三种类型是由中央各机关自行组织的学习小组。以上三种类型的哲学学习活动艾思奇都直接参加，并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担任“新哲学会”负责人。参与这些哲学研究与活动以及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对艾思奇的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众所周知，延安时期的艾思奇面临着几个新的问题，一是外在环境的改变迫使其理论研究因时、因地的适应问题；二是工作对象的改变客观上要求其理论研究必须首先思考对研究对象的调研问题；三是工作任务的改变客观上要求其调整和转变理论研究的方向。这些改变让艾思奇逐步由在上海时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俗化研究转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的研究与宣传；由纯粹的哲学思考和思辨性的理论研究转向联系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现实问题。为此，艾思奇自己讲到：“毛主席的哲学是从革命中概括出来的，有实际、有理论、深入浅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一时期，艾思奇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观点、方法和立场解决或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总的来讲，经过延安时期的实践与锻炼，经过毛泽东的启迪与影响，艾思奇的哲学思想更加成熟，更加深入，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更加完善，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客观上也促使艾思奇成长为我们“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艾思奇到达延安时，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团结全国抗日力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重大历史任务。但是要实现这一重大任务，首先得解决党内自身存在的问题。艾思奇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与理论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从1937年到1940年。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写成了《实践论》与《矛盾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上升到了哲学理论的高度，目的在于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艾思奇通过研读和讨论毛泽东的“两论”等相关论著，深刻理解和领会了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促使其把主要精力和工作放在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问题上。这一阶段艾思奇的代表作品有：《哲学的现状与任务》《哲学“研究提纲”》《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以及《论中国的特殊性》等等。在此期间，艾思奇还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一号召，写作了《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一文。后一阶段是从1941年到1945年。这一阶段是以“整风运动”的开始和艾思奇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为标志的。在这几年时间里，受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影响，艾思奇写了大量的文章。如：1941年发表的《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批判了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以及阎锡山的“中的”哲学。1942年，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被列为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之一。1943年，针对蒋介石抛出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批驳了书中的反动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其后艾思奇还写作了《反对主观主义》《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等文章，在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宣传过程中，锻炼和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和认识问题的能力，充分体现和反映了艾思奇在理论战线上的敏锐洞察力及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领悟能力。由此可见，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艾思奇的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导向作用，也正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客观上促使其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
当然，从某些方面而言，毛泽东在哲学理论上的一些观点比艾思奇的认识更为准确、全面、深刻。相比较来讲，毛泽东不但年长于艾思奇十多岁，而且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同时，经过延安初期几年的哲学研究和学习，他不但努力总结革命实践经验，而且在此基础上极大地提升了理论水平，哲学修养进入了更高的一个层次。因此，此时的毛泽东相较于艾思奇而言，对一些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与成熟。他在通读艾思奇的文章与著作时做了不少注解，其中大多是补充、修正。当然，这里的批评与修正实际上并不涉及个人关系，而纯属对哲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结语
综上所述，毛泽东与艾思奇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艾思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从哲学的角度、思想方法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客观上促使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完善与成熟；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从内容和方向上规定着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二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同时，毛泽东与艾思奇是战友与同行，是革命的志士，是老友。著名作家周而复回忆道：“毛主席视艾思奇为老友，常常见面交谈，讨论哲学上的问题。”毛泽东在阅读、借鉴艾思奇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艾思奇后半生的理论研究起到了根本的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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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集[G].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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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陆万美.回忆艾思奇同志在《云南民众日报》片断[M]//一个哲学家的道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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