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盲目地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结果使得理论与现实相距越来越远，并最终抛弃了预测和指导实践的功能而局限于解释这一层次上，甚至蜕变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或自洽性的公理体系。但是，经济学本身是一门致用之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因而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不能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更不能被视为像几何学那样的一套公理体系。正因如此，经济学要取得实质性发展就面临方法论的转变，在当前中国尤其如此。
关键词：主流经济学；社会改造；公理体系；数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4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8）06－0052－06
一、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及其问题
经济学自诞生起就是一门致用之学，无论是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还是古典主义都是以关心公共政策为压倒性目标的，早期的经济学大师也都是对公共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即使是新古典之父马歇尔也宣称经济学的首要目的是要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且，他和他的弟子庇古和凯恩斯等都对英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凯恩斯甚至将经济学家比作牙科医生——他们都具有使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目的。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并主要集中在既定资源的配置问题；结果，经济学就逐渐走上了抽象思维的道路，并注重于“形而上”的逻辑方面。特别是随着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主流经济学也迅速向强调理性推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复归，学院派经济学家就转而从事与“应用政策”无关的纯理论之构建，结果，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快速地朝所谓的纯“理论”经济学方向发展。这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构建纯粹公理体系的数理模型；二是将实证经济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
显然，尽管逻辑实证主义对归纳逻辑作了一定程度的严密化处理，但它毕竟不能打通从实然到应然之间的鸿沟；同时，尽管逻辑实证主义与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20世纪80年代实证分析在预测和政策实践上却遭受了重大失败。正因如此，纯“理论”经济学家对应用政策的兴趣也顿时锐减了，以至经济学“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与政策无关的学科”①，实证经济学也成为一门解释性的学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将实证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区分开来：实证经济学仅仅是对已有理论进行验证，同时对现状进行客观的描述，这种描述就像我们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描述一样，是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相反，应用经济学则充满了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这都带有非常强的主观性和不科学性。相应地，国内也有不少经济学者主张，理论经济学的任务仅仅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从而都积极热衷于计量实证分析或者案例调查研究，并把这种“没有”价值判断的研究视为科学的和客观的。但问题在于，实证分析果真客观乎？实证分析往往因数据的局限而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不要说，实证分析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些先验的价值观和目的了。而且，即使实证分析果真如实地反映了现状，但这种纯粹的实证有用吗？要知道，实际存在的毕竟有其存在的条件，但存在的却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呀！因为合理必然体现了人们的价值判断。
其实，尽管主流经济学曾经宣称，经济学尤其是实证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就是要提高对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预测力，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在预测经济现象上还是在指导社会实践上，现代经济学的纪录都很不令人满意。例如，罗森伯格就写道：“微观经济理论从19世纪被精确形式化之后，在管理实际经济进程方面迄无进展，这的确打击了那种志得意满的、认为经济学已经坐稳了作为科学的交椅的信念。在1945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认为走对了路，尽管它是一套宏观理论，但其拥有一套带有科学特性的极佳的解释和预测能力。然而，在以后的岁月里，通胀和失业的同时发生，经济对财政政策毫无反应等等事实大大伤害了经济学外行和内行们对这个理论的信心。……凯恩斯的替代方案则无非是回到先前的理论去，回到曾经被凯恩斯主义所抛弃的瓦尔拉斯、马歇尔和希克斯的新古典框架中去。”②正因如此，后来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把其任务局限在对现象进行解释这一层次上，但问题是，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往往也会遭到质疑；究其原因在于，它受到特定的引导假定之支配，而引导假定本身因不可证实或证伪而具有先验性，从而这种解释往往呈现出一种同义反复或逻辑游戏。正因如此，有学者又开始建议，经济学本身可以被看成是像几何学那样的公理体系，或者直接把经济学归属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从而并不要求它给予经济行为人的行为以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以可靠的指导；但问题是，经济学果真能够被视为一套公理体系吗？事实上，如果不能对社会实践提供任何指导和建议，那么，这种研究又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人类社会为何要在此上投入如此高昂的“稀缺性”智力的、物力的资本？
二、有关经济学能否作为公理体系的争论
基于当前经济学的数理模型往往是象牙塔里自我思维的形式或概念产物，就像几何学一样的纯粹公理体系，因而有学者就开始主张要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性质。如罗森伯格就认为，经济学并不要求能够给与经济行为人的行为以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以可靠的指导，更不应被视为一门经验的科学，相反，它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逻辑自洽性上。因此，经济学最好被看成是数学的分支，是处于纯粹的和运用的公理体系相交的某个地方，“它所致力于研究的是关于抽象关系传递的一系列假定的形式方面的固有属性，如明确界定理性这种技术性观念的公理，就如同几何学致力于确定关于抽象的点和线的形式方面的固有属性一样”。显然，罗森伯格之所以有此观点，也是出于对当前主流经济学现状的反应，因为“多数的经济学家，像多数几何学家一样，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证明定理，推断结果，根本就不过多地考虑经济学家理论的认知地位问题。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与几何学关注平行线公设相似，是研究一般市场出清的均衡存在性，稳定性和惟一性的瓦尔拉斯定理是否遵循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公理这一问题”③。但问题是，主流经济学的现状并不代表它的合理性，相反，它体现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异化，是一种扭曲形态。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都必然有其独特目的，因而经济学既不类似于自然科学，更不等同于数理工具；因此，尽管主流经济学常常用自然科学或数学来进行类比，但是，经济学根本就没有自然科学那种特性以及成功的纪录。
一般认为，人们对欧几里德几何学存在这样两种认知：一是关于抽象对象的公理体系，有明确的术语构成，从而是先验的和真实的；二是一个关于世界上真实对象的实际空间的认知系统。显然，在广义相对论被接受之前，欧几里德几何学能为解决地理、测量、工程、机械和天文方面的经验问题提供完全满意的解答；只是自从广义相对论出现以后，我们才开始知道并没有欧几里德三角形，因而在当代的宇宙论中，我们却必须抛弃欧氏几何学而支持某种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然而，经济学理论却并未获得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的成功。一者，即使没有具体的欧几里德三角形或欧几里德直线，其理论的明显适用性也可以通过同样的因素加以说明，这些因素能说明我们为何使用毕达哥拉斯定理；同样，尽管即使人们不是经济上的理性人也能运用供求定律，但是，供求定律毕竟不能以毕达哥拉斯定理那样的有用性和精确性来加以应用。二者，欧几里德几何学有一个理论，即物理学能帮助我们修正和改进它应用的适用性问题，如我们能够计算出任何物理的三角形和欧几里德关于三角形思想之间的偏离量，从而以物理理论来保证他们的正确性；但是，却缺乏这样的理论来帮助我们改善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性。
更重要的是，如果经济学进行从经验科学到数学的转化，那么，它就会失去科学的本性，因为科学首先必须有认知的目的，是组织提高认知和付诸运用的知识体系。例如，李科特和韦伯等就认为，自然科学是有目的地从具体的特殊事例中进行抽象以期达到揭示其中规律的目的，而社会科学则喜欢历史的细节并使其工作具有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即使像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已经被标称为空间科学，但称它为科学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科学，相反，人们往往将公理化方面的进步和几何学的拓展视为数学中而不是科学中的事件；同样，经济学常被界定为关于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但将它称为科学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成为科学了，因为这些学科的进步表现在推理的严密性的提高、表达上的精练优美，表现在更好的公理化的形式，也表现在对于一般结果的越来越多的证实，而没有更多地关心这些结果的有用性。显然，尽管经济学号称要向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学习而建立起有关人类行为的科学理论，但它实际模仿的却是一种纯属先验认知系统的数学。事实上，物理学必须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其理论研究也有其明确的认知目的，而数学则仅仅是一个逻辑体系。正因如此，麦克洛斯基就指出，一般均衡理论家忍受的是对数学的妒忌而不是对物理学的妒忌：证实一般均衡理论化的物理学家，永远不会梦想花费一整代的时间对一个实际的经济体系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进行纯粹的数学证明。显然，很多经济学家也已经看到了经济学的这一“变态”取向，因而他们对这种展示智力游戏的纯粹理论研究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批判，如米洛斯基把这些经济学家称为蹩脚的应用数学家；即使推崇数理模型具有智力挑战性的审美价值的瓦里安也承认：“纯粹的审美考虑不能为经济理论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因为理论在经济学中扮演着一个角色。它不只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智力追求，而是在经济研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同样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贡献应该根据经济理论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和指导的贡献来衡量。”④
其实，对经济的数理模型的理解也存在这样两种观点：一方面，以瓦里安等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把经济学视为数学分支的角度进行理解，他们认为，当前经济学理论化的许多工作不包括研究经济规律，不包括形成关于经济形势的明确假说以及对它们的检验，但是包括研究经济模型；正因为经济学模型既不涉及可预测性，也不涉及到规范性，因而我们就不应该对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预测持过分相信的态度，也不应该在预测失败时谴责它们。另一方面，以罗森伯格等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则强调理论模型必须要能够被应用，目前的数理模型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些模型是不必要的、虚构的，一些假设也是荒谬的。在罗森伯格看来，瓦里安等人的阐述只不过强化了“这个谜，即长期以来，即便是他们主张要进行理解现实世界的尝试，为什么经济学家继续坚持采用带有错误假设的模型，甚至带有完全相同错误假设的模型，而且不只是几十年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⑤ 法夫罗则认为，经济模型应该兼具上述两种特征：一是，在应用经济学中模型扮演的角色接近在应用性科学中实验所扮演的角色，在这方面更加强调理论内部的一致性标准，而不考虑计量实证的检验；二是，模型的反现实主义偏见是与主流经济学中（个体）理性模型化与（个体之间）协调模型化在历史上的分离紧密相连的。
而且，尽管瓦里安把现代主流经济学视为一种自洽性的公理体系，但并不认为这是合理的，相反却主张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在于其应用性；正因如此，瓦里安认为，把经济学与物理学进行对比是一个错误，更好的对比应该是工程学科，同样，把经济学和生物学相比较也是一个错误，更好的比较应该是医学。究其原因在于，在瓦里安看来，工程学和医学的价值都在于其实际用途，而与方法论没有密切关系，因而经济学也与方法论没有太大关系。但显然，把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等同于工程学或医学的研究也是有问题的：物理学和生物学为工程学和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什么学科为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呢？在理论缺乏可证实性和证伪性的经济学中，如果不能对它所研究对象的运行机制有个清楚的认知，我们能指望它会带来所期望的实际效果吗？譬如，正是由于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合理的微观基础而停留在艺术性的操作层面上，因而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动之后，它的政策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也正因如此，经济学作为工程性的学科这种状况仅仅延续到20世纪60、70年代就发生了转变，经济学家又开始返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探究经济的运行机制问题。显然，这就涉及到对经济学之学科性质的理解问题：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应用政策经济学这一层次上，相反，必须依赖于理论经济学这一层次为其提供理论指导；而要做到这一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就不能是像几何数学那样的公理体系，而是来自于丰富的经验材料，其中包含了人类的主观认知和价值理想，经济学的理论特色在于将经验事实与超验理论结合起来。
可见，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就其理论特色而言，这既不类似于物理学等自然学科，也不等同于几何数等之类的管理体系；而就其应用性而言，又不同于工程学，相反具有强烈的伦理学色彩。事实上，尽管当前数理经济学的气势如日中天，并日渐局限于展示其智力的逻辑游戏之中；但是，即使那些从事数理模型构建的学者，最初也是希望他们的推理结论能够对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某种预测，只不过，由于数理模型日益抽象化而使得这种预测一再碰壁，因而预测性也就逐渐不再成为模型构建者所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随着一般均衡模型的优美建立，主流经济学对纯粹模型构造的兴趣也开始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理性自负的反动以及经济学在实践应用中的失败，主流经济学转而越来越推崇逻辑实证主义并导致计量经济学的兴起，并试图通过细枝末节的微观实证来为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供支持。同样，尽管如今的实证经济学也主要局限在解释这一层次上，但它兴起之初也是出于预测和指导社会实践的目的；只不过，因其在应用中连连碰壁而逐渐退化为一门解释性的学问。特别是，虽然实证分析因提供了现实状况的知识而对一个社会的改革实践非常重要，社会政策的制定也往往要建立在一定的“客观”实证分析之上，但是，实证分析毕竟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它需要为改造社会服务。因此，无论如何，实证经济学也不能完全取代规范经济学的地位，因为作为一门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纯粹的实证分析根本无法提供任何政策建议，从而也就不能提供社会实践的指导。
三、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诉求及其转向
一般来说，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是从本体论上来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试图引导人们有目的的行为而使得整个社会迈向更合理的发展道路，并最终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二是从概念问题上看，经济现象本身不是客观的，经济学理论中必然会包含着某种价值标准，必然包含了提出者的目标。事实上，爱因斯坦就曾指出，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而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因此，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这也意味着，我们在评估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时，也应该与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性”有所区别：任何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因而经济学根本就没有独立而客观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用实验来积累事实以作为理论建立的材料；同时，经济学理论需要经受越来越多的经验事实之检验，更重要的是要经受当前事实的检验。
然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却似乎不愿正视这种差异，相反却积极承袭自然主义的基本思维：不但把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混为一谈，而且也在错误的认识论基础上来理解和探究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当前经济学的数理化趋势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计划经济盛行的产物，但在当前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如此变化的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却依然坚持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研究方式，从而导致学术中就不可避免地泛滥着“理性自负”。正如米塞斯指出的：“我们时代普遍接受的认识论学说并不承认，自然科学研究的事件领域和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研究对象的人类行动领域之间存在基本差别。人们充满了一些关于‘统一科学’的混乱思想，这就是必须根据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与运动时所依据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根据这种所谓的研究人类问题的‘实证’方法，他们计划建立‘社会工程’，这种新技术可以使未来有计划社会的‘经济沙皇’能以一种工程师利用技术处理无生命的物质的方式来处理活生生的人。”⑥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国内“主流”学者对传统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干预持如此强烈的否定态度，但却又极端地拥抱带有深深建构理性主义特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当然，鉴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建构理性所暴露出来的“致命的自负”，经济学开始将其理论与实践脱钩，并借助演化理性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开始利用供求关系为现实进行解释，因而主流经济学成为一门解释性学科。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局限在解释层次上，也有其两方面的合理理由：一方面，就私人领域而言，它探究的既定社会制度下的人类行为，其直接的预设目标就是行为者的最大化，由于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撇开了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就公共领域而言，它探究的是个体行为如何形成制度安排的，是用个人的互动均衡来解释现实社会中的制度安排，由于不涉及制度的优劣比较而撇开了应然判断。正因如此，当前被冠以法律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乃至伦理经济学等的各门经济学分支，都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和分析范式来探究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现象以及伦理道德等的产生，而不是充分地利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思维来更全面地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它是对其他各领域的现象和安排提供经济学的解释，而不是试图以分析来改进和设计其他社会制度，因为他们的社会制度通过整个古典时期的不断修正已经相对完善而稳定了。不过，也正因为主流经济学把注意力集中在既有财富的配置上以及现实制度的解释上，从而无法真正为财富创造和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正如米尔斯指出的，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为经济管理中实行一种谨慎的做法提供了合理性证明，但“其结果却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保持财富比创造财富显得更重要，货币主义（就其最好的情况来说）反映的是谨慎小心的政策，……（正是）由于过分实行了这些政策，货币主义政策便呈现出了太多的与无所作为的自由放任政策之间的相同之处，即总是以牺牲不那么富有的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为富人带来好处，从而使整个经济处在一种比其应有的全部潜能水平低得多的水平中。”⑦
但不幸的是，尽管主流经济学集中于资源配置的研究如此狭隘，而中国当前面临着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问题，但是，国内的那些“主流”经济学者却热衷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路，热衷于最优化的模型构建，而不是关心财富的生产以及相应的分工和协调机理。同样，尽管主流经济学以如此单一的意识形态为相对稳定的现实制度进行解释和辩护，国内的社会制度也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它正处于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之中，但是，国内那些“主流”经济学者却依然可以简单地把适用于完善法制下有关对个人行为进行解释的学说用于社会制度极端不健全的现实社会中，甚至把本来最多适合于解释实在制度的经济分析和实证思维用于改造社会制度上。正因如此，当前国内“主流”经济学者的所作所为往往使得经济学蜕化成为既得利益者进行辩护的学说，为现实中扭曲的社会制度作合理化解释，从而使得社会制度越来越僵化、恶化。当然，这种倾向与主流经济学本身所内含的伦理实证主义价值观有关，正是基于伦理实证主义这一信念，主流经济学往往合理化了实在制度，因为实在制度往往体现了强者的利益，尽管它还渗透了人类对社会正义的关怀。不过，西方学者毕竟是在社会制度相对完善、市场机制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来分析个体行为的，但是，国内学者却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以及社会制度往往体现赤裸裸的强权利益的情况下，单纯地用供求均衡来设计社会制度，试图以此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制度遭受更大程度的扭曲和异化了。
特别是，当前国内那些“主流”经济学者如此迷信于经济学的科学性、客观性以及数量化，以致任何基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入探究而对当前这种流行主义的研究方式进行反思的工作都会遭到普遍的谩骂。但我们能否躬身自问一下：我真的相信“不言自明”的定理以及由此推出的结论吗？这些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果真提高了我对社会的认知吗？进而，模型构建或数据收集是提高认知的最有效方式吗？因为学问本身乃是“为己之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认知，而不是向他人的智力显示；否则，我们就会人云亦云地被人牵着走，而缺乏应有的学术反思⑧。其实，经济学研究根本上是要提高对社会的认知来为增进人类的福利服务，显然要做到这一点，经济学就要以具体的社会现实为导向，从而需要朝本土化方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揭示我们日常经验背后的东西，并导向一个“极高明”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从而才可以以更优的推理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当然，经济学的本土化就不仅仅是掌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是要有非常广播的知识：不仅是要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及其各流派，还需要了解整个西方经济学学说发展史，了解西方其他学科的发展；而且，更需要学习中国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要了解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对社会认知的变化。正因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是一个思维认知的问题，其次也是一个对中国现状认知的问题；相反，它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模型化过程，更不是照搬一些“不言自明”的定理的过程，也不是简单地使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然而，不幸的是，当前经济学的教育几乎把所有的课程都花费在主流经济学的原理的证明推导上，花费在数学工具的训练上，而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越来越受到排斥；与此同时，其他人文社科知识也往往被视若可能危害经济学客观性的玄学而大加抛弃，更不要说有关中国文化之类的课程了。正因如此，当前的经济学文章充斥了各种数学符号和公式，却没有丝毫的人文性内容，没有社会关怀，更没有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危机所在。套用一个在日本很流行的术语，当前的经济学正处于一种“剧场氛围”中：在那里，不善逻辑推理，不明白经济学的特质以及不知道如何构建有说服力的理论都没有关系；相反，存在的是浅显易懂的意向和情绪，那些观看小聪明学术闹剧的观众会以为他们理解科学化的经济学而相互传染亢奋，浑然不觉被剥夺了独立思考。当然，闹剧听多了也会审美疲劳，荒唐事传多了也会对现实造成冲击，特别是，剧场总有亮灯的时候，此时人们终究会醒悟：这令人如泣如醉的场景原来根本上就是一场虚幻闹剧，于是就会用扔臭鸡蛋的方式来发泄他们因受骗而萌生气愤和不满，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更为激烈的反应。显然，当前的经济学之所以处于如此混乱的状态，也就在于对经济学的特质缺乏清晰的认知，以至于经济学者本身也往往出于一种欺强凌弱的市侩心态以崇拜自然科学的严谨性；于是，整个经济学的发展也就为虚幻的“科学化”和“客观化”牵着走，并蜕化为为科学而科学、为客观而客观的形式主义风气，并由此造成研究方法上的扭曲和错位，这种自然科学崇拜的心态在当前国内那些学者身上得到特别明显的展示。
四、简短结语
经济学不但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差异，更不能被视为像几何学那样一套公理体系，相反，它本身是一门致用之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然而，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盲目地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结果使得理论与现实相距越来越远，并最终抛弃了预测和指导实践的功能而局限于解释这一层次上，甚至蜕变成为有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或自洽性的公理体系；正因如此，森在早期的论文《预测与经济理论》中就从寻找经济学为什么总是预测失误的原因出发，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在森看来，预测经济现象的两大难点：预测个人选择的复杂问题和预测无数人在社会中相互作用的复杂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将人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抽象为“一般均衡”这一概念，而个人选择则被约化为以谋私利为目标的极大化原理，支撑对这两个复杂社会问题做如此高度抽象表述概括的便是“理性”行为假说。显然，正是由于“均衡”概念无法描述社会中的相互作用问题，以谋私利为目标的极大化原理根本不足以正确表述人的选择问题，因而经济学从理论上就注定要预测失误。特别是，盲目崇拜抽象约化的方法论，追求建立在不合理假定条件下的逻辑精确，其实根本是不科学的学科研究方法论。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⑨ 这句话同样适合当前主流经济学各流派的现实情形及其实质要求：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注释：
①③ 哈奇森：《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和方法》，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01页。
② 罗森伯格：《经济学是什么：如果它不是科学》，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④ 瓦里安：《经济理论有什么用》，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⑤ 转引自法夫罗《经济学及其模型》，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⑥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英文版序言，第1页。
⑦ 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95页。
⑧ 朱富强：《请把经济学家作为“为己之学”来研究》，《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6期。
⑨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责任编辑 陈孝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