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高级将领中的一员，陈漫远与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相比，似乎没有那么耀眼夺目。实际上，在漫长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岁月中，陈漫远担任过多方面的重要职务。从人民军队中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岗位，到党务和政府工作岗位，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历览陈漫远在人民军队中的履历，称他为“无衔上将”是当之无愧的。
主任等职。在任红二十师政治委员时，他率部参加水口战役，重创敌军。在独立第四师，他和师长率部投入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在粤赣军区，他协助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领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当时毛泽东被“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排斥出红军领导岗位，在粤赣地区作调查研究，陈漫远到粤赣军区任职后，有机会和毛泽东经常接触，并深受毛泽东的赏识。1934年1月，陈漫远调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此时，杨得志、邓华、黄永胜、耿飚、杨成武等都在红一军团第一、第二师下属各团担任军政主官。陈漫远积极协同红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率部投入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作战，并身负重伤。归队后参加长征，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军委教导师政治部主任、军委第二纵队第一梯队政治部主任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陈漫远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红军东征、西征作战和山城堡等战役。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漫远由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改做军事工作，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参谋长，协助徐海东旅长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为了迅速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1937年11月，中央军委命令第一一五师主力南下创建以吕梁山区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同时成立晋察冀军区，下辖四个军分区。陈漫远作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积极参与了开辟和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940年8月，陈漫远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并撰写了战斗总结《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这篇文章也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中共抗战的广泛关注。
1940年底，为参加中共七大，陈漫远到达延安。由于七大延期，陈漫远留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作战室主任、军委二局代理局长。军委二局负责情报工作，在陈漫远的领导下，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军委首长的多次表扬。从1942年7月起，陈漫远历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兼晋西北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师副参谋长兼晋西北直属军分区司令员，晋绥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当时的晋绥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和山东军区等一样，都属于一级军区。在晋绥军区任职期间，面临着根据地的缩小和敌人的不断破坏，陈漫远协助军区首长，积极开展大练兵运动，不断拔除敌据点，进一步恢复和扩大了晋绥根据地，壮大了抗日力量。
抗战胜利后，由于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林枫率部前往东北，时任军区参谋长的陈漫远实际主持军区军事工作，他和军区代理政治委员李井泉一起积极组建二级军区和地方武装，有力支援了晋绥野战军的作战。1948年8月，陈漫远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参谋长，协助兵团司令员徐向前参与组织指挥太原等战役。他积极做好太原守敌的情报收集工作，经周密研究制订了《进攻太原的战术指示》，并狠抓贯彻落实，为确保攻克太原作出重要的贡献。太原解放后，他任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挺进大西北，参与组织指挥了咸阳阻击战、扶眉战役和秦岭战役等。
和平年代与上将军衔失之交臂
1949年9月，正在大西北指挥作战的陈漫远接到中央的命令，调他协助张云逸主持广西工作。9月22日，中央决定张云逸任广西省委书记，莫文骅、陈漫远等任副书记。莫文骅早年也投身百色起义，曾历任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四、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12月2日，中央批准张云逸任广西省政府主席、陈漫远任省政府副主席（在副主席中列第一位）。
刚刚解放的广西，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此期间，陈漫远协助张云逸和代理书记陶铸领导广西军民剿除了危害广西多年的严重匪患。同时，他积极协助领导恢复生产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7月，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而张云逸又年高多病，陈漫远实际主持广西省委、省政府的日常工作。1953年5月起，经中央批准，陈漫远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和省政府主席，担负起组织领导广西全面工作的重任。此外，他还兼任广西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广西军区当时系二级军区，兵团级，张云逸兼任第一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大力推进，决定实行军衔制。1953年1月20日，解放军总干部部根据军委《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军衔鉴定工作指示》。此后，评定军衔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后由于情况变化，解放军军衔制到1955年才正式实施。
广西军区严格按照军委有关评定标准，正式上报了授衔人员名单，其中呈报授予上将军衔的是：陈漫远、李天佑（时任广西军区司令员）两人。该上报文件至今仍然保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当时军委对评定上将军衔标准的一般要求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师级职务，抗日战争时期任旅级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任兵团级职务。
回顾陈漫远在上述三个历史时期的任职，均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条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多个师政治委员，而且任师政治委员时间较早，一度还担任省级（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是参加百色起义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初党政军领导岗位上职务仅次于邓小平、张云逸的代表性人物。另据《陈漫远传》（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记载，陈漫远还曾短期担任过红三军团第七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初期，陈漫远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参谋长，和他并肩作战的第三四三旅参谋长陈士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陈漫远曾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该军分区政治委员王平、朱良才和副司令员黄永胜1955年均被授予上将军衔。解放战争时期，陈漫远虽然只担任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但该兵团司令员一度是由徐向前亲自兼任。担任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的王新亭1955年也被授予上将军衔，第四野战军的兵团副司令员陈伯钧、李天佑、韩先楚、刘震、洪学智等1955年也都被授予上将军衔。
当然，陈漫远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广西的党政工作，广西军区政治委员是兼职。不过，陈漫远和大多数党务干部和军队政工干部出身的兼职政治委员不同，他不仅在军队屡任要职，而且较长时间担负着军事指挥员职务。
就在此时，对于人民解放军的首次授衔，越南胡志明主席也很关注韦国清（同时还兼任公安军第二副司令员）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正值中国政府派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帮助抗法斗争。1950年初，根据中央安排，韦国清原定离开军队到联合国工作，后又确定任驻英国大使，但由于多种原因均未果。后来，他被中央选中担任驻越军事顾问团团长。在韦国清等的大力协助下，越南人民军不断发展壮大，1954年春取得奠边府战役的大捷，为越南全境解放奠定了基础。
在越期间，胡志明和韦国清结下深厚的友情。1955年2月，韦国清被选为广西省省长（仍在越工作）。胡志明在访问中国期间，向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了韦国清，并谈道：“为取得奠边府大捷立下大功的韦国清同志应该评上将。”为此，毛泽东将此问题批转给时任广西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政治委员（张云逸仍兼任第一政治委员）、广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陈漫远。陈漫远接到文件后立即主动表示，自己不参加评衔，让出上将军衔指标。
1955年7月，解放军总干部部曾把包括陈漫远在内的在部队兼政治委员以及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名单列出，呈报中央军委，建议评而不授军衔。后来，上述名单中大多数人没有授予现役军衔，只有乌兰夫、赵尔陆、叶飞、谢富治和王恩茂等5位授予现役军衔。上述5人大都在内蒙古、新疆、云南等边陲地区或福建前线地区任职。1955年9月，韦国清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
阔别多年重返人民军队
1974年国庆节前，陈漫远因病从江西云山五七干校回北京治疗。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后，准备安排一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出来工作。
陈漫远非常留恋在军队工作的岁月，他直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希望重新回到军队工作，并表达了自己对人民军队的无限深情。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批准陈漫远从地方重新调回军队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已经在江西下放劳动长达6年之久的陈漫远重新调回军队工作。
1976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陈漫远为军事科学院顾问。能重新回到军队工作，尽管只是担任顾问，陈漫远也感到非常满意。任职期间，除了参加各种必须参加的会议、活动外，他认真总结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积极撰写回忆文章及学术著作。
197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并提议重新恢复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三所军事院校。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立的军政大学，分别组建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经邓小平亲自点将，12月23日，中央军委任命陈漫远为后勤学院院长，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李聚奎为政治委员。1978年1月6日，中央军委批准后勤学院行使大军区级职权，直属中央军委领导。作为1955年没有授衔的军队原高级将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走上军队大军区级单位正职及以上领导岗位的，为数极少。查阅有关资料，除了耿飚、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领导职务以外，陈漫远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人（不含兼任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地方干部及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者）。
到后勤学院任职，陈漫远年已66岁，而且离开他曾熟悉的人民军队也已20多年。但他没有丝毫的松懈，而是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新时期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中高级干部的系统教育体制被破坏，为此中央军委要求三大学院在复建后立即招生开训。后勤学院以原军政大学后勤系和总后管理局为基础组建。原后勤学院自1969年被撤销后，干部、教员流散全国各地；教材、图书资料大量散失；原校舍被数十家单位占用，许多教室、试验室被改做宿舍，一时很难腾出来；原来集中存放的教具、营具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种种原因损毁殆尽。
面对种种困难，陈漫远和李聚奎等院领导一边组织拟定编制方案和第一期招生计划，一边派员到各大军区及各军兵种选调干部、教员。各教研室则边组建、边拟制第一期教学大纲。院务部门则一面与占用单位商议搬迁事宜，一面加紧维修营房、购置营具及教具。经过各方不懈努力，后勤学院终于在1978年2月开训。
后勤学院开训后，陈漫远提出狠抓教学要务，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上。他强调后勤学院作为全军后勤的最高学府，一定要有能适应当前军事发展新形势需要的高标准教学。首先要有高质量的教材，他要求各教研室抓紧编写新教材。对于主要教材，他还亲自参加讨论和审查，并强调要克服教学内容陈旧的问题，尽可能地充实现代战争的有关内容。
陈漫远非常重视开展学术研究。建院之初，他就提出将“科学研究室”更名为“学术研究部”，确定主要任务是研究我军、外军后勤工作经验和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随后制订了1978年至1982年学术研究规划，在5年内完成了44项重大科研课题。不久，中央军委明确，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承担全军后勤学术研究工作，总后勤部不再设立后勤学术研究机构。
任职期间，陈漫远反复强调学院要以教学为中心，各项工作都应该为教学服务。学院复建之初，由于大批干部教员调入，宿舍奇缺，有的一家老少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他心急如焚，与李聚奎一起共同向总后报告，争取建房指标。后来他又亲自出面协调，把著名的北京第六建筑公司请来施工。不久，8栋宿舍楼拔地而起，带家属的营以上干部教员大都住上了单元房。那一时期，北京燃气供应非常紧张，陈漫远又亲自找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林乎加，为学院争取到了足够的煤气指标和煤气灶具，解决了全院吃饭难的问题。陈漫远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小平同志说过，要给大家做好‘后勤部长’。我这个后勤学院院长，更要身体力行，做好学院全体职工的‘后勤部长’嘛。”同时，他在待遇上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作为大军区级正职干部，可以配备一个警卫班。但他坚持只配备一个警卫员、一个通讯员、一个炊事员。
在复建后勤学院之后三年多的日子里，陈漫远呕心沥血，不负重托，使学院的各项建设日益走上正规化的轨道，为人民军队培养大批优秀后勤干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81年3月，陈漫远因年届70岁，不再担任后勤学院院长，退居二线。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退居二线后，他仍积极撰写相关回忆资料，回顾总结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和斗争经验。
1986年11月22日，陈漫远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75年的壮丽人生。弥留之际，他还牵挂着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12月6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驻京部队指战员向陈漫远沉痛告别。陈漫远的老战友、原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同志来了。在告别大厅，将星璀璨，当年浴血沙场、此时年逾古稀的老战友云集。人民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杨得志、余秋里、洪学智来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来了，秦基伟、王震、宋任穷、王平、伍修权、李德生、宋时轮、陈锡联、叶飞、廖汉生、杨成武、陈再道等一大批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来了。他们饱含深情，依依不舍，为老战友陈漫远作最后的送行。
责任编辑 吴自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