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1980年到场工会工作，直至退休。”
垦荒的艰苦还不仅仅在于环境与大都市的差距，孙树良还曾经险些踏入鬼门关。在垦荒地区，碰到野兽的频率很高。“有一次，我到村里调研，在回住地的路上碰到了一只老虎。当时，我跟它的距离也就50米，我看到它的同时它也看到了我，我被吓得愣在那里好久，后来我慢慢往后退，等退到一定距离我真是使出浑身力气跑开。我想，那只老虎也许是不饿，如果是一只饿虎，我肯定就被‘报销’了。”
“组织的关怀，激励我一辈子扎根这片红土地！”
虽然生活困难，创业艰辛，但这没有影响到垦荒队员们的热情。“当时，我们并不觉得苦，浑身都是干劲，一心想着作为国家的青年就应该做出成绩，报效祖国。而我们能够坚持下来，与组织对我们的关怀分不开。”
孙树良告诉记者，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在垦荒队到达的一个多月后——即1955年11月29日，来到驻地看望大家。当时，从德安过来的铁路还没有正式铺通，胡耀邦坐着班车一路颠簸，到达后队员们纷纷与他合影，并请他为垦荒队创办的合作社起名。“因为当时手边没有笔，垦荒队员们就找来一根小竹子，削好刨开，再塞上一团药棉做成了一支竹笔，胡耀邦就用这支‘笔’蘸上墨汁，写下了‘共青社’三个大字。”
队员们信心高涨，纷纷表示一定要扎根共青，把共青建设好。凭着这样的信念，孙树良和其他垦荒队员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耕耘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从“共青社”到1978年时任中组部长胡耀邦在北京再次为共青题名“共青垦殖场”，再到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第二次来到共青，看到这里的巨大变化欣然挥毫“共青城”，这样的关怀和激励让垦荒队员们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这份事业。
20世纪70年代，知青返城的风潮也吹到了共青，孙树良按政策也可以回到上海。他给母亲打电话，刚一开口叫了声“妈”就哽咽了。十几年了，故乡、家人时时都在他的梦中，一边是亲人家乡，一边是他为之奋斗的这片土地，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见证他的一片赤诚。电话那头传来母亲鼓励的声音：“良儿，你安心工作，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能当‘逃兵’，就要坚持到底。”孙树良含泪挂断了电话，他明白母亲的苦心。孙树良坚持了自己的梦想，自从踏上共青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红土地。
“我为共青城的今天而自豪！”
1996年，孙树良退休了。退休后的晚年生活，让他觉得充实而美满。“我爱好广泛，组织书法学习班、门球班，我还曾是中华全国农村工会委员会委员。”
孙树良和老伴共有四个孩子，三女一子，孙树良也没有想过让儿女们回上海。他说，希望自己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能继续留在这片热土上，为共青城的建设做贡献，他会给儿女们讲当年那段垦荒的岁月，让后人珍惜现在并热爱这座城市，更好地把老一辈的垦荒精神、共青精神传承下去。让老人欣慰的是，如今四个儿女在工作上都有所建树。
“退休并不是人生的终点。我认为，人生的第二阶段才刚刚开始。尤其是当前共青城正处在跨越发展的关键期，作为一名老垦荒队员，我不会放过发挥余热的机会。尽管我的耳朵渐渐失聪，与人的沟通成了巨大的问题，能做的事越来越少，但我一直都在关注共青城的发展变化，《共青城》报我每期必看，共青电视新闻同样每晚都不错过。作为一个老垦荒队员，只要有机会，我很乐意参加一些为共青城发展出谋划策的活动，我会认真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为共青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言献策，从而永葆当年垦荒创业时的那份家国情怀！”
2012年5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作为20世纪50年代先进青年的典型代表，孙树良得到了时任总书记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我为党没有忘记当年那段城市青年为国分忧的垦荒史而感动！为艰苦创业、甘洒一腔热血的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而骄傲，更为共青城的今天而自豪。”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采访结束，电视里正在播放歌曲《国家》。是呀，“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自己国家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孙树良老人的这份难得的“家国情怀”，不正是国之幸、党之利、民之福吗？！
责任编辑 余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