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载体演变规律研究
邓君在《档案学通讯》2011年第4期撰文指出，档案载体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进化，同时，又与社会政治制度息息相关，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轨迹。纵观几千年档案载体发展，其演变规律有以下几点：一是档案载体存储容量递增率；二是档案载体寿命递减率；三是档案载体与政治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四是档案载体与科学发展的同步性；五是档案载体人工可直接识读的递减性。档案载体发展的上述演变规律，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对档案载体演变规律进行探讨的目的在于：正确把握档案载体的发展方向，为未来档案载体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论档案信息专题数据库的选题
王鸣鸣在《中国档案》2011年第8期撰文指出，档案专题数据库选题是一个战略性问题，选题确切与否，直接关系到建库成败。如何选题呢？作者认为：
首先，要围绕社会需求选题。关注民生问题是专题数据库选题的重点。要把选题工作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中审视，有针对性、有目的地考虑选题项目，使其既贴近社会、贴近公众，又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性，让档案信息在服务中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其次，要配合政务信息公开把握选题。一方面，要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瞄准中心工作和社会新闻信息，通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点与热点的分析把握选题；另一方面，要学习研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了解国家、地方、行业的中长期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来把握选题。最后，要突出馆藏资源特色准确选题。为了突出专题数据库的馆藏资源特色，一是要找准定位；二是要科学分析；三是要突出个性。
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变化
——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
特里•库克在《档案学研究》2011年第3期撰文指出，在与记忆和证据的斗争中，档案认同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四个范式或框架或心态的转移。这四个框架为：证据、记忆、认同、社会/社区。这四个框架是超越时间的，它们没有互相取代。
法国大革命之后，作为国家公共机构的档案馆开始在欧州并最终在其海外属地或前殖民地出现，馆藏档案可以提供给公民利用。这些档案馆中的多数重视国家较早的官方档案。因此，职业档案人员最初的角色被确定为政府机构司法证据的守护者或保管者。当时的档案学者及其建立的档案管理原则——来源和原顺序原则，都要求档案人员以守护这种“自然”的档案遗存证据为中心，对司法遗存按上下文关系进行整理、编目和保管。证据是这一范式的关键词。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以及大量新的社会计划的实施，国家产生的文件数量呈前所未有的爆炸式激增，迫使重新塑造档案范式。这一时期的档案学者（如谢伦伯格们）及其理论著述显然关注作为历史资料的档案的鉴定，关心历史学者型的档案员怎样主观地创建文化记忆资源，如何运用现代业务工具和方法有效地管理不断增长的馆藏。这样产生的档案仍然是人类事业和组织活动的证据，但形成、鉴定、收集、著录以及理解这个证据的背景发生了深刻的转型。这个记忆范式，在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十分盛行。
随着档案工作者在大学设立档案学研究生计划和档案学术刊物、档案专业人员培训及专业活动的举办，他们逐步获得独立，并建立了本专业的认同。他们越来越多地吸纳其他各学科以及各类利用者的见解，并以专家身份，从服务广泛的利用出发，去辨别、鉴定、收集和著录社会资源。档案从支撑学术精英的文化遗产转变为服务于认同和正义的社会资源。档案工作者作为专家，引领社会借助基于证据和共同记忆的档案找到社会的认同。上述三个范式，在21世纪初期达到顶峰并相互交合。第四个范式——社会/社区：参与式档案及辅导员型的档案范式正呼之欲出，西方档案界已经感觉到再次出现了方向性的转变。
高校档案在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作用
卞昭在《档案与建设》2011年第6期撰文指出，充分利用高校档案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认为：
高校档案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作用主要有四：一是高校档案蕴含着独特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资源；二是高校档案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教育生动教材；三是高校档案蕴含着激励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真实素材；四是高校档案蕴含着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丰富营养。高校档案服务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途径主要有四：一是建立高校档案服务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领导机制；二是挖掘档案内涵，丰富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资源；三是优化服务氛围，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环境；四是加强档案队伍建设。
弘扬档案文化彰显档案价值
——对江山市档案文化建设实践的思考
徐青在《浙江档案》2011年第6期撰文，介绍了浙江省江山市档案局（馆）在档案文化建设方面的做法，总结了加强档案文化建设的经验。
江山市档案局（馆）在档案文化建设方面的主要做法：首先是申报档案文化遗产，打造档案文化品牌。2000年以来，该档案局（馆）先后申报入选的国家级档案文献遗产两项：一是《清漾毛氏族谱》，二是《浙江抗日军民救护遇险盟军档案》。省级档案文化遗产一项，即《清代江山长台地方田地山场产权登记、买卖及纳税档案》。其次是挖掘特色档案资源，服务地方文化建设。多年来，该局（馆）依靠《清漾毛氏族谱》不断挖掘其文化内涵，参与相关活动。最后是拓展档案利用方式，激活档案潜在活力。基本经验：一是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融合；二是加强重要档案征集；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四是发挥档案工作者主体作用。
当前我国档案资源整合实践的比较研究
孙丽炜在《山西档案》2011年第3期撰文，就当前我国档案资源整合四种（顺德、浦东、和县、深圳）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情况进行梳理，提出了今后我国档案资源整合的建设性意见。
从背景上比较，顺德、浦东、深圳市的档案资源整合，都是为配合政府机构改革由政府主导而展开的；和县的档案资源整合，则是在应对档案资源建设面临的实践问题，由安徽省档案局在报经省委、省政府同意下，而形成的“县委总揽、政府领导、档案部门实施、专业部门配合支持”的工作格局，大刀阔斧地对档案资源的整合。从对象上比较，顺德实行的是档案馆、城建档案室、房地产档案室三者档案实体的整合；浦东新区是分阶段、逐步实现“从管理体制、工作职能到档案资源的全面整合”；深圳也是将城建档案馆与综合档案馆进行整合，并增添了一些新的职能；和县则不仅包括城建档案馆与综合档案馆的整合，还包括对房产、国土等其他部门档案的整合。
从措施上比较，顺德、浦东、深圳采用的是成建制归并，和县主要是行政推动并辅之以地方法规的规制。借鉴以上经验，今后，我国档案资源整合，应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契机，探索档案部门大系统管理的机制；以资源整合为抓手，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馆藏资源；以法律建设为措施，减少争议和实践操作的难度。
国家档案资源建设的途径，问题与策略
陈姝在《北京档案》2011年第6期撰文认为，从目前各地的工作实践以及学术界的理论研讨来看，国家档案资源建设的途径主要有七个方面：一是前端控制；二是档案接收；三是档案征集；四是主动记录；五是全面采集；六是资源整合；七是资源监控。共性问题主要有：一是急速增长的数量难掩历史档案欠缺的遗憾；二是馆藏档案门类和载体形成结构比例失衡，内容单一；三是缺乏特色档案资源。加强国家档案资源建设应采取以下策略：一是从国家层面上讲，应完善档案馆网结构，切实保障综合档案馆作为所在区域的档案保管和利用中心的地位不动摇，并带动其他各类档案馆的发展。二是从档案资源建设的七个途径上下工夫：积极实施档案资源的控制，将各种门类和载体的档案及相应的电子文件收集齐全，按时归档；依法开展档案接收工作；灵活开展档案征集工作；踊跃参与主动记录工作；全面采集档案资源；科学实施档案资源整合；通过立法或其他行政手段，切实监控重要档案资源。
基层档案局、馆长的角色定位
章华明在《档案》2011年第3期撰文认为，目前，我国从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到基层档案局、馆，基本实现了局、馆合一，但局、馆人员的待遇却有所不同。这种局、馆合一的体制，不利于档案事业的发展。基层档案局、馆呈现以下基本特征：一是实际地位低，硬件条件差；二是队伍青黄不接，处于转型期；三是守成有余，进取不足。对于局长兼馆长甚至兼地方史志办、党史办主任的局、馆长来说，其工作重点应在行政方面，是“行政”干部，和普通档案馆长有所区别；从档案的日常管理、查阅利用服务和档案编研来说，档案馆长应是管理学兼历史学方面的专家；档案馆长应利用资源和时间优势，鼓励其同事一同参与档案编研、历史乃至文化研究，共同培养成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务必成为基层档案局、馆真正的核心人物和事业发展中的代表人物。
推动档案文化发展和繁荣
孙成德在《兰台世界》2011年8月上旬刊撰文指出，档案文化是国家和民族文明传承的不竭源泉，是历史确立的精神坐标，是社会发展的持续基因。作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的试水、国家综合档案馆逐步向国家公共档案馆转型，为社会公众提供档案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成为日益强化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势。档案工作在从“三线”走向“一线”，由神秘转向公开，档案承载的丰厚历史文化从尘封中走向大众，社会公众的认知度和美誉度在不断增强。推动档案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途径：抓住主题主线，挖掘馆藏资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塑造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人文情怀上下工夫。一要搞好档案宣传、项目建设、品牌创建等专项规划；二要结合档案馆藏特点，着重抓好民族、地域历史档案文化资源开发，在表达文化特色上做文章；三要创新档案作用于社会的内容形式，提升档案文化的吸引力；四要做好档案创意品牌，实施档案文化“走出去”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