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统计我国档案学界2003-2013年间发表的档案业务外包的研究文献，从文献年度分布、文献来源分布、作者分布和研究机构分布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概括我国档案业务外包研究的现状，总结研究的主要内容，找出不足，提出建议。
关键词：档案业务业务外包文献计量统计分析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Domestic Archives Outsourcing from 2003 to 2013
Abstract： Based on bibliometrics， the essay sum？ marized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domestic archives outsourcing from 2003 to 2013 in CNKI and Wan？ fang Datebase .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 tion on publishing years， source journals，authors，researchinsti？ tutes， it aims to generalize the cur？ 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archives outsourcing research， and summa？ rize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so as to identify the learning gaps and propose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 achieves work； outsourcing； biblio？ metrics； statistical analysis
业务外包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管理方式。我国的档案业务外包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迄今为止得到不断地发展。由于档案部门对档案安全，特别是信息安全具有特殊性要求，当业务外包运用到档案工作领域时，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和质疑。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统计我国档案学界2003-2013年间发表的档案业务外包的研究文献，从年度分布、文献来源分布、作者分布和研究机构分布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概括我国档案业务外包研究的现状，总结研究的主要内容，找出不足，提出建议。
一、文献统计与分析
（一）文献年度分布
本文选择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重要会议全文数据库和重要报纸全文库等为数据来源，以“主题”为检索项，以“档案外包”、“档案馆外包”“档案业务外包”、“档案馆业务外包”为检索词，检索时间段为2003到2013年，共检索到相关文献67篇。其发表年度，如表1所示。年度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由表1和图1可知，2003-2013年我国档案业务外包的研究成果整体呈上升趋势，2006年和2012年呈现出两个小高峰。这说明，十余年来，特别是2010年以后，档案业务外包问题引起了档案学者们的关注并成为档案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二）文献来源分布
对我国档案业务外包的文献来源、文献数量分布和占比进行分类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2003年—2013年我国档案业务外包研究文献来源分布
统计显示，67篇文献分布在28种期刊（含7种档案学核心期刊、8种档案学一般期刊和13种其他非档案学专业期刊）、一个重要会议全文数据库、一个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之中。其中，载文量在3篇以上的档案学核心期刊有：《兰台世界》13篇、《中国档案》5篇、《档案管理》4篇、《档案学通讯》3篇，占总文献量的37.3%。
（三）作者分布
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应为文献总量的50%。普赖斯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数“m≌0.749*”，其中“nmax”是最高产作者发的论文数。统计显示，最高产的作者是湖北省档案干部培训中心的黄力，共发表论文4篇，所以“nmax=4，m=1.498”，取临近最大整数2，也就是说，发表论文达到2篇的为核心作者。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67篇文献共涉及作者74人，作者独著、合著及合著度，如表4所示。
由表3、表4可见，我国档案业务外包研究核心作者总发文量为17篇，占总文献量67篇的25.4%，缺乏核心研究作者群。论文的合著度仅为14.9%。在多人合著中，以2人合著为主要形式，整体上呈现出合著度较低的状况。
（四）研究机构分布
67篇文献的第一作者，主要分布在高校院系、高校档案馆（室）和地方档案馆（室）等机构。具体研究机构分布，如表5所示。
表52003年—2013年我国档案业务外包研究机构、文献量及占比
由表5得知，研究机构分布广泛，如高校院系、高校档案馆（室）、地方档案馆（室）、研究（设计）院所、医院、银行和不同类型的企业等等。其中，发表文献在3篇以上的研究机构有：四川大学4篇，湖北省档案干部培训中心4篇，苏州大学3篇，郑州大学3篇。数据显示，档案工作者占总作者的68.7%，档案理论工作者占总作者的31.3%。这表明，档案工作者是我国档案业务外包研究的主体。
二、研究的现状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学者们对是否赞成档案业务外包的分歧变小
档案学界对档案部门是否开展档案业务外包的问题存有争议，但在大方向上已达成一致：不赞同档案业务完全外包，也不赞成绝对排斥档案业务外包。认为，可以将那些重复性大、技术含量小的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无非是从档案业务外包利大还是弊大的角度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中，赞同者认为，档案外包条件相对成熟。如政府和档案管理者的重视、资金政策的支持；档案业务外包可降低成本、节约人力，有利于提高档案业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转型中的社会环境因素、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不同学科、行业的交叉融合为档案业务外包提供了契机；档案外包服务机构数量和质量并升；档案学界对档案业务外包的理论充实；实践经验丰富等等。反对者认为，内外部条件不允许。如档案部门人才的缺乏和资金的不到位；档案业务外包会降低档案工作人员业务管理的积极性，弱化档案工作人员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档案安全无法保障；档案外包机构发展不成熟、业务和技术参差不齐；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行业监管等等。
（二）档案业务外包研究的主体和范围在不断扩大
一方面，从表5可以看出，档案业务外包研究的主体已经从高校院系和高校档案馆（室）逐步扩展到各级各类档案馆、研究（设计）院所、医院、银行和企业档案部门等各类机构人员。有的学者开始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档案业务外包时可能出现的档案安全问题的预防和解决方式上面。如苏甦和王毓灵分别论证了高校档案数字化和整理业务外包的可行性；张博英对企业档案业务外包进行了初步探讨；胡声汉对国有企业档案业务外包的模式作出了深入的研究；葛凌云以南京金融档案管理中心为例探讨了金融档案业务外包的管理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对我国档案业务外包模式和范围的研究在不断扩大。从研究人员提供的案例和数据看，档案业务外包模式由传统的单一化的模式扩展到全包、半包和不包，档案业务外包的服务范围和领域开始由传统的档案整理和人员培训等服务向现代的档案数字化和档案管理系统业务外包等服务领域延伸。如发展比较成熟的量子伟业、杭州伟邦档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已经承接了一些档案馆（室）档案资源加工服务和档案管理软件开发等业务工作。
（三）对档案业务外包的风险性、对策分析和前景展望的研究成果增多
据统计，有关档案业务外包风险性、对策分析以及前景展望研究的文献共22篇，占总文献量的32.8%。可见，一方面，学者们不断就档案业务外包已经和可能出现的风险性思考问题，如对一直存在的档案安全问题，以及档案外包市场的不成熟，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具体划分档案外包范围不清晰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调研，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另一方面，学者们又指出可以通过慎重选择档案外包范围、签订档案外包三方协议、规范档案外包市场、健全法律法规、不断引进成熟的技术、探讨多样化的档案外包模式等乐观地加以阐述和做出展望。有的学者还大胆地提出了在人才、技术和法律的三重作用支撑下，建立区域和全国性的档案外包协会，让档案外包业务突破传统的服务领域向更宽的领域和层次扩展等愿景。[1]
（四）注重对档案业务外包机构的研究
最早开始对我国档案外包机构展开研究的学者是黄力和李圭雄，他们是从不断兴起的档案业务外包角度，具体探讨了档案中介机构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2]随后，王晓琳以商业性文件中心为视角分析了档案业务外包的历史渊源；[3]闫晓创以几个典型的档案中介机构为例，分析了我国档案业务外包服务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并将档案承包企业从性质上划分为国有型、外资型和民营型三大类；[4]聂伟、兰松则从商业性文件中心与档案外包服务企业的视角对二者进行了比较分析。[5]
三、我国档案业务外包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建议
（一）宏观研究成果过多，微观研究成果较少
一方面，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宏观角度探讨档案部门是否应该将档案业务外包，研究成果多从可行性、利弊分析角度陈述自己的观点。这种重复研究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现在看来，档案业务外包已是大势所趋，学者们不应该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档案部门是否应该进行档案业务外包这个宏观问题的探讨上。另一方面，学者们对档案业务外包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和解决措施的研究成果较少。笔者认为，随着档案业务外包主体的扩大，不同主体在档案业务外包的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的外包细节问题，这就需要各行各业的档案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着眼于对本行业档案业务外包的研究，比如，已有部分学者开始从企业、高校、银行、医院档案馆（室）等单位的具体实际出发，分析本行业档案业务外包的可行性与风险性及防范措施。分层次分行业的细化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有利于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
（二）对档案业务外包法律法规的研究成果较少
在检索到的67篇文献里面，只有佟丽娟的《浅析我国档案外包服务业政策法规建设》一文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现有的档案业务外包政策法规研究的现状和不足之处，提出了要从准入审批和监管、人员资质、服务标准化和责任追究四个方面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监管。[6]
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2013年12月27日在《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在数字化外包前，应先做好涉密和内容敏感档案的挑选、鉴定、解降密工作，不再涉密的档案可在解降密后委托外包，仍涉密的档案则坚决不要外包，特别是仍属绝密的档案一律不搞数字化。对外包公司，要进行保密资质审核。[7] 201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指出：规范并支持档案中介机构、专业机构参与档案事务。[8]可见，在国家层面，中央和国家档案局在重视档案信息安全的基础上是大力支持档案业务外包服务的，并为此作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中央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省市级人民政府及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因地制宜地制定出符合行业和地方实际的档案业务外包的规章制度，完善实施细则，方便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实际操作。
（三）研究主体分布不均衡，缺乏有影响力的核心作者群体
一方面，在档案业务外包研究的主体中，档案工作者群体大于档案理论研究工作者群体，这导致研究主体分布不平衡，研究成果呈现碎片化，档案外包理论研究稍显滞后。理论研究工作者应当跟上实践发展的脚步，概括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具有普遍性的档案业务外包理论；另一方面，论文的合著度较低，缺乏有影响力的核心作者群。档案业务外包是一项业务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工作，档案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共同参与理论探讨，能够相互启发，更好地促进档案业务外包的实践工作。笔者认为，应加强高校师生和档案工作者在业务外包方面合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四）缺少创新性的研究视角和个性化的解决方法
闫冬等人提出合理分工档案数字化三方合作外包，降低档案数字化业务外包带来的风险；[9]王玉龙从基于生命周期的企业档案业务外包角度，将企业档案业务外包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六个阶段，从业务外包风险分析、业务外包风险管理策略的层面，剖析了企业档案业务外包的细化研究，角度独特新颖；[10]黄小忠、史江从理论和实践视角具体探析了档案业务外包适用范围等。[11]类似于运用这种独特的视角和新颖大胆的思路来分析档案业务外包策略并提出解决档案业务外包实践中存在问题的文献过少，这样就造成档案业务外包研究成果的创新度较低，对实践的指导性不强。因此，档案学界应当紧密结合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档案业务外包的丰富实践中提炼问题、分析问题，做到存同求异，不断地寻求破解个性问题的独特思路和可行性方法。
*本文为郑州大学研究生教育基金项目《基于服务平台建设的信息资源整合与开发利用的评价研究》（项目编号：14YJS066）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4]闫晓创.我国档案外包服务的发展现状及前景——以几个典型的档案中介机构为例分析[J].湖北档案，2012（08）：15-17.
[2]黄力，李圭雄.业务外包：档案中介机构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北京档案，2004（05）：26-28.
[3]王晓琳.浅析档案业务外包的历史渊源——以商业性文件中心为视角[J].湖北档案，2012（02）：15-18.
[5]聂伟，兰松.商业性文件中心与档案外包服务企业比较分析[J].兰台世界，2012（23）：34-35.
[6]佟丽娟.浅析我国档案外包服务业政策法规建设[J].兰台世界，2012（35）：118-119.
[7]杨冬权.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档案，2014（01）：20-26.
[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J].中国档案， 2014（05）：12-14.
[9]闫冬.浅谈档案数字化三方合作外包[J].兰台世界，2013（23）：71-72.
[10]王玉龙.基于生命周期的企业档案业务外包[J].中国档案，2012（01）：70-71.
[11]黄小忠，史江.理论与实践视角下的档案业务外包适用范围探析[J].档案学通讯，2012（01）：8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