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是胡绳
为阐述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作出重要贡献的著作
胡绳三本“大书”，前两本（《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历史书，《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则是理论书。前两本在众多史书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著作的佼佼者，一个重要因素是有理论支撑，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所以然”；《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这本篇幅不是很大的论文集产生了轰动效应，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它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接了地气，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共产党观察和改变中国命运的理论武器，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屹立不倒。在我们国家，像胡绳这样既是世界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和中共党史学家的人，可谓屈指可数。
1.堪称奇迹的“胡绳现象”
1998年1月，胡绳在自己八十寿诞时作了一首《八十自寿铭》。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二十一世纪，试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
根据这个自述，还有学界对胡绳在新时期发表的高质量文章的赞赏，我在2001年10月湖北襄樊（今襄阳）召开的“纪念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了“胡绳现象”这个说法，主要讲了三个内容：
第一，对胡绳的学术生涯作了概括。胡绳的学术生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从1932年到1956年是他才俊崭露、驰骋文坛、大器早成的时期；从1957年到1977年，按照他个人的说法，是他的思想“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个人写作不是完全出自“内心深处的东西”，著述“幾乎是个空白”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0年是他学术活动焕发青春、与时俱进、旺神求真、奋追“班马”、成为理论大师的时期。“胡绳现象”是专就第三个时期而言的。
第二，对胡绳晚年学术成就作了评价。粉碎“四人帮”后，胡绳受到他所在单位工作环境的影响，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没能紧跟时代发展，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然而，这次挨批的深刻教训成为他学术生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胡绳砥砺前行，由一度的思想落伍者一跃而引领“史论”（近代史、党史学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学术风骚20年，在学术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有深度、有新意、有创见的理论文章，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问题，对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进行了阐发。这些文章大多收录在《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中。对于这本篇幅不大但质量很高的著作，我当时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些文章具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历史与现实息息相通的鲜明特点，将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推进到一个新水平，因而作出了独特的、为他人所难以替代的贡献。”
总结，宏观地把握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经过异常深入的研究，摒弃人们常见的空泛议论的理论宣传模式，对以邓小平理论为根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还有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缜密阐发。它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寓于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述之中，极有针对性地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疑难问题；同时又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胡绳提出的许多“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的观点，使这本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表现”。他在晚年这一系列文章中展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学术创新风格和高度的理论自信，还有不断破除迷信、攀登学术高峰的精神状态，使我们后辈晚学不能不表示崇高敬意。在《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中，胡绳的主要新论和深论有：
（1）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发展道路
胡绳将这样一个老题目作出了新味道，他的论述有以下几点新意：
第一，提出问题的切入点新。谈中国国情，这不是新题目，相关论述多如牛毛。但是胡绳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一文中提出这个问题的切入点比较特别。他讲中国国情特殊，却首先批评了“中国特殊论”，对于一般论者和读者来说，多少有点出其不意。这个“中国特殊论”不是别的，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不适合中国国情。胡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指出：“革命就是要把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但人们只凭头脑里设想一个新世界的方案，是不能实现这种改造的；必须从旧世界的实际出发，合乎客观世界发展规律地进行改造事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对国情也是这样。”这段论述一下子就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普遍性原理同各个国家特殊国情的关系说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