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近代湖湘文化的繁荣兴盛是中国近代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具体表现为“经世”“洋务”“维新”和“革命”四个前后衔接的阶段。它在中西文化碰撞背景下产生，形成了从“知夷”“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到“中西融会”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观念和态度的变迁，经历了从捍卫中国传统伦理纲常和政治制度（“卫道”）到变革中国传统伦理纲常和政治制度（“变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变革与开放的观念和实践活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逐渐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无论是“卫道”派还是“变道”派都给中国近代历史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关键词] 近代湖湘文化；中西碰撞；卫道；变道
[作者简介]龙佳解：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支地域性文化，由于其经世致用的品格，追随时代发展潮流的特点，故而能超越其地域性而具有中华文化普遍性性格的特征，成为中华文化在近代时期发展中的一朵奇葩。国内学者尤其是湖南学者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就对它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涉及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心理性格、源流、发展过程与发展阶段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种湖湘文化现象学。本文独辟蹊径，决意从“卫道”“卫道”一词，本文沿用于汪澍白先生的《试析湖湘文化源流》一文，汪先生在该文中认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继续了湖湘的理学传统，具有强烈的卫道意识。与“变道”这两种对待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纲常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态度的视角来追溯近代湖湘文化发展的历程。所谓“卫道”是指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纲常和政治制度持肯定态度，力图捍卫它。所谓“变道”是指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纲常和政治制度持否定态度，极力予以变革。虽然迄今为止的诸多湖湘文化研究的著述中，对于这两种态度或多或少都有所论及，但仍然处于隐而不彰的境地。因此有必要将其发掘出来，彰显于世人。
一近代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理念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它与佛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相区别的最显著的品格是它的“经世致用”理念。佛家文化主张“离世”，道家文化主张“避世”，而儒家文化主张“入世”。作为近代湖湘文化前身的湖湘学派，秉承了儒学的传统，因此诸多研究者认为湖湘文化的内核是“经世致用”，而“经世致用”理念是与儒家经典《春秋》和《六经》密切联系的。参见：朱汉民.湖湘文化精神的务实与浪漫[J].求索，2016（04）.参见：周秋光，夏石斌.近代湖湘文化研究述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05）.当然，“经世致用”理念作为湖湘文化的内核，并不等于湖湘文化的全部，甚至也不等于与其他地域文化如闽粤文化、江淮文化相区别的显著特征。“经世致用”作为湖湘学派转型为近代湖湘文化后秉承的内在的始终不变的一种关乎知识与理论的目的性的价值取向，只有同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背景下的各种历史条件相结合，才衍生出近代湖湘文化自身独有的某些特征。
“经世致用”可以分析为“经世”与“致用”两个方面。所谓“经世”，即入世与变世。所谓“致用”，即取得人们所预期的成效。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表达，它关涉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强调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联系实践，为实践服务，并帮助实践取得成功。因此，它反对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认知需要或好奇心等进行理论研究，即为理论而理论、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研究目的，而强调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尤其是改造社会。在中国学术研究史上，它反对仅仅停留于空谈哲理而不付诸实际，也反对仅仅去做一些纯粹的考据、考订的研究。它是中国学术史上学术研究中一种主导的价值取向。
在认识论上，“经世致用”理念具有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功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但是它难免会有一些经验主义倾向。它往往将自己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特殊经验普遍化，将这种特殊经验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指导未来不同的实践中也必将成功的真理而坚守，从而使实践活动归于失败。
“经世致用”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还特别表现出中国儒学主张的是人创造了自己的社会历史而不是神创造了人和人类历史的历史观，以此区别于西方古代的神创论。当然，这里的人主要是指“圣人”、“贤人”而不是普通人。
关于近代湖湘文化的起迄时间问题，本文采用以往研究中的多数看法，它与近代历史分期的史学界的主流观点相一致，具体指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到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时期。它的起迄阶段代表人物主要是嘉道年间经世派的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中经咸同年间洋务派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曾纪泽等，最后至戊戌维新时期湖南维新派首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和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的湖南籍人士黄兴、杨毓麟、宋教仁等。参见：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J].历史研究，1988（04）.彭大成.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J].求索，1996（01）.刘玲，米华.湖湘文化研究综述[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科学版），2009（04）.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因中西文化的互相接触而产生碰撞，国内以清朝贵族为首的统治阶级与以汉族进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激化，而且这两种矛盾错综交织。由此产生了两种危机：中国传统伦理纲常的危机和中国传统政治统治制度的危机。这两种危机既平行发展又相互关联。近代湖湘文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便是应答这两种危机的产物。因此，近代湖湘文化从其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出发，其“经世”的切入点便是政治、军事领域，这便形成了研究者们所公认的近代湖湘文化政治意识既鲜明又强烈的特点。而这种政治意识又是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为前提的。而在“致用”方面，由于中国和湖南近代士人内部对中西文化关系本质的认识出现差异，导致近代湖湘文化产生了“卫道”和“变道”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功能和形成了对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予以“守成”和“维新”前后承接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