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它有严密的组织领导和理论纲领，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农民政权，从而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推向了高峰。较之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其他分支而言，太平天国史研究也一度成为史界显学。为纪念太平天国运动失败１４０周年和促进太平天国史研究，由上海太平天国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太平天国运动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暨《东南民众运动和上海小刀会》首发式”于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９日在上海社科院召开。上海市３０多位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参加了会议。他们就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及中国农民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太平天国失败原因
与会学者详细分析了太平天国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基本肯定了其失败的主观原因是“农民阶级消极方面的狭隘性、保守性、私有性”的传统观点。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腐败就是这些特征的反映。上海社科院盛巽昌研究员认为，与成功地建立大明王朝的农民领袖朱元璋和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相比，洪秀全在生活上远不如他们节俭，执政上也远不如他们文明。贪污腐化、生活豪华和作威作福自然难以赢得人心，以至最终失去天下。他还分析了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太平天国领袖的家长制作风。不听取别人意见，不尊重别人的家长制作风必然会失去监督和导致腐败。
华东师范大学刘学照教授指出，太平天国失败是因为过早腐败。反清大业刚开始，洪秀全就按照封建帝王的标准来享受：“妃嫔在武昌选四十人”。他到南京后更是沉湎于宫廷生活。洪天贵福在自述中写到“老天王是我的父亲，他有八十八个母后”。刘教授同时指出，认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家长制制度并不准确，因为权力一开始就二元化了；二元化的权力在一开始也没有恶化。随着矛盾的发展，领导层才形成了严重的分散主义。
复旦大学戴鞍钢教授认为，太平天国领导层的迅速腐败源自于农民暴发户的心态。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农民领袖们生活在条件异常艰苦的边远地区，而且经常受到当地土著居民的歧视和欺凌，犹如刘姥姥进入大观园后急于享受一样，他们在掌握权力后必然会迅速腐败。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华强教授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当时以“拜上帝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和以儒教为中心的东方文化相冲突有着很大的关系。植根于中华本土的文化是儒家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后来逐渐扩大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西学东渐后，作为海禁后唯一开放港口，广州得风气之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特别是香港割让后，西方基督教文化大肆渗透广州。洪秀全受其影响将西方的基督教中国化，创立了“拜上帝教”。他编造了上帝鞭打孔子的故事，以“拜上帝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向以儒教为中心的东方文化进行挑战。这种“拜上帝教”文化虽然在两广两湖吸引了大量民众，但难以被长江流域的人们所接受。北伐后，起义军在北方更是处境艰难，最终失败。这种中西杂糅的珠江流域文化受到长江流域文化的抵制，更是受到了北方黄河流域文化的抗击。
多名学者认为，太平军烧杀抢掠对各地造成严重破坏也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卢湾区方志办编审许洪新和盛巽昌研究员分别以上海和苏皖浙地方志的记载为例，说明太平军给当地社会造成人口锐减、经济凋蔽和文化浩劫。虽然地方志中有污蔑之词，但绝大多数都记载了太平军的破坏，可以说太平军对当时农村的破坏应负有很大责任。他们强调太平天国运动是因农民生计问题而起，也是因不能解决农民生计问题而亡。
上海社科院周武研究员认为，太平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太平军与江南人民关系紧张。自从起义军进入江南，江南人民的抵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士民自发的抵抗对太平军的影响是很大的。江南地区是朝廷粮赋重地，清军不会主动去破坏，也不敢破坏。那么江南地区的严重破坏，太平军就负有很大责任。江南地区是科举之乡，人文荟萃，盛产官员。它不仅是粮赋重地，也是朝廷政治重地，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一直对太平军持排斥态度，其社会结构也与太平军格格不入。江南地区在太平军统治下经济结构剧变，苏杭等地迅速衰败；而清政府所统治的上海则地位渐升。江南地区的人才资源在战争中也都汇集到了上海。
刘学照教授补充说，敌强我弱也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原因。他认为在太平天国爆发时，清政府的统治只能说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而非末期。虽然“到嘉庆时代盛世色彩终于褪色，露出了百孔千疮”，但道光和咸丰两朝基本守成，并非腐败不堪。清政府当时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积极与外邦合作，可以说清王朝的统治集团在当时仍是铁板一块，并非如元末四分五裂和明末群雄并起。与朱元璋和李自成所领导的起义军相比，太平军所面临的情况更为艰巨和复杂。
上海市档案局马长林研究员说，太平天国失败的主客观原因都有。比较起来看，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主观方面。他说敌我实力问题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策略。即使敌强我弱，太平军只要执行正确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策略，也还不至于“其兴也渤也，其亡也忽焉”。
复旦大学沈渭滨教授对“太平天国运动是救国救民和推进中国近代化的伟大实践”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他说太平军在城市一度取消工商业，妨碍了社会发展。太平军在农村大肆烧杀裹胁人民，后期又设立收租局帮助地主强行收租。在文化政策上，太平军前期焚书坑儒，强迫人民信奉“拜上帝教”。虽然他们在后期调整了文化政策，开科取士，但排斥大儒，仅仅将中下层知识分子作为书手来利用和点缀。在政治上他们推行恐怖主义，自相残杀，以武力威逼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他们的政策实在难以誉为“救国救民”。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于“洋兄弟”的洋枪洋炮和洋酒爱不释手，而对于来自西方的先进思想则加以拒绝和排斥，如此态度也实在难以“推动中国近代化”。因此他反对将太平天国运动称为“革命”，认为其只能称为“起义”和“造反”。太平天国运动本质上就是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运动。
二、太平天国运动的经验教训和中国农民问题
沈渭滨教授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固然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最主要的还是应吸取其失败的教训。他回顾了自己由一个太平天国革命的歌颂者转变为一个太平天国运动的反思者的心理历程，呼吁大家大兴求真务实的学风，寻找太平天国研究“存史、资政、教化”的现实价值。
戴鞍钢教授指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必须关注边缘群体。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起义，此外还有游民、商人、中小地主，甚至还有大地主和留学生参与。在农民群体中，又以游离于农民主体之外的边缘群体———客家人占主体。他以客家土围来说明客家生活的两个特点：一是客家人一般都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边远地区；二是客家人经常遭受当地土著居民的歧视和打击。正由于以上原因，无论在太平军的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兵中，客家人都占大多数。他说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等“三农”问题时，不能笼统地谈农民群体，还要考察地区差异、农民结构等具体生活状态。
对于太平天国的宗教问题的研究，学者们给予了普遍关注。盛巽昌研究员认为宗教宣传的作用不可小视。洪秀全正是利用“讲道理”，提高了洪仁玕等洪氏家族成员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从而达到“家天下”的政治目的。但是“讲道理”究竟讲了些什么内容，高级将领是怎样臣服的，中下级官兵是否能理解，以及黎民百姓又是怎么看待“讲道理”等问题，以往研究涉及不多。沈渭滨教授说，洪秀全“二哥一兄”的宗教教义就受到了李秀成的抵制。他认为以下问题也必须进一步探究：“拜上帝教”教义在太平军中，特别是在高级将领中到底有多少人相信？洪秀全利用这种教义究竟裹胁了多少民众？为什么太平军有着严格规定的“讲道理”等“拜上帝教”宣传的资料，如今却难以找到？１８６４年后太平军的“拜上帝教”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上海师范大学郭绪印教授说，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在太平军起义之初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到后来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消极影响。而且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没有及时作出策略上的反思和改变。他还以史料说明，在先前迫于解决生计而参军的北人之所以加入北军而不参加南军，只是因为难以听懂南军军官的动员。他还提出太平军利用“拜上帝教”进行动员的问题值得具体分析和研究：对于文化层次较低的将士和文盲，他们是怎样进行宣传并使之树立信仰的？“拜上帝教”动员的语言障碍又是怎么克服的？他们大多生活贫苦，迫于解决生计问题，其参加太平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副主编秦维宪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给当代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执政党提供了三条经验教训：一是统治者不能欺压百姓。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清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民的压榨和逐步扩大的“圈地运动”，从而将农民逼上梁山的。二是执政者必须要消除“帝王”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帝王”思想根深蒂固，执政者往往难以割舍其“帝王”情结。三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执政者都不能抛弃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洪秀全等就是因为抛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被曾文正公钻了空子，反败为胜的。这方面，“文革”的教训极为惨痛。
三、太平天国研究现状
太平天国史研究在经历了成熟和收获期之后，不知不觉逐渐趋于冷落，与会学者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并对如何进一步推进太平天国史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盛巽昌研究员阐述了太平天国史研究“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价值。他对过去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各个分支划分等级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绝不能根据政治需要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定性。他还说，要结合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来进行历史人物的研究。比如说从性格、经历、文化素质和疾病史等角度来对洪秀全进行全面分析，加深我们对洪秀全的认识。
沈渭滨教授对传统的以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提出质疑。他强调这不仅涉及到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而且关乎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问题。他认为跳出以往的旧框架，近代史上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将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的社会景象进行对比，就可以看清楚１８５４年到１８６１年的中国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太平天国运动是不是一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伟大实践？他说《劝世良言》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产物的观点值得商榷。他还认为，我们还应该做好以下三项研究：１、《劝世良言》与洪秀全“二兄一哥”的“拜上帝教”教义的关系；２、《劝世良言》对西方基督教《圣经》的改造内容及其异同；３、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观点与当时《圣经》刻本的异同。通过以上研究，我们能清楚地看出洪秀全是否向西方寻求了真理，他所寻求的是不是真理。
《解放日报》高级记者丁凤麟说，我们过去的研究充满了对洪秀全等人的溢美之词，现在确实要吸取教训，但也绝不能从“神化”太平军走向“鬼化”太平军，而应真实地“人化”他们。无论总结其经验还是总结其教训，都应考虑历史局限性，真实地还原出一幕幕历史“活剧”。
上海海关史志办主任张耀华提出，大家要关注海关历史档案和外国人所记载的资料。他从这些史料出发，说明当时外国人中间的各种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且历史具有偶然性。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的笔记表明，他当时看到太平军来势汹汹，认为清政府必然灭亡，便借口身体不适而离职。其继任者赫德则决心帮扶清政府，多次赴英帮助清政府购买洋枪洋炮。
华强教授说过去我们由于种种原因，过分拔高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功绩。但他也肯定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相对来说毕竟成果丰硕、著述如林，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内各项学术活动仍非常活跃。在史学价值被很多人误导曲解的趋势下，太平天国史研究能有今天的成绩应令人感到欣慰和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