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全国世界史研究论坛”于2007年10月26日至28日在复旦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史学会世界史工作委员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全国各大学、研究机构约11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本届论坛主题为“世界历史中的个体、群体与社会”，共提交论文82篇。以下是本次论坛的综述：
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寿福教授的《社会秩序的历史叙述模式：埃及文献的启示》分析了从古代埃及经过欧洲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出现的探讨合理的社会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一种叙事模式，并且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同一个叙事模式依据书写者立场的不同，既可以替一种秩序的消失而鸣冤，也可以为一种新型的秩序而叫好。
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巍副教授的《特奥格尼斯的“印章”——古风诗歌与智慧的传达》从古风希腊诗歌的特性出发，通过对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诗人特奥格尼斯诗集中的“印章”如何蕴含古风诗人传达“智慧”的特殊方式的思想史考察，从一个侧面来展现这个比喻的丰富内涵。
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晓群副教授在《论雅典城邦的宗教管理》中则通过对雅典城邦中官方的宗教管理者、由国家认可的神职人员、相关的宗教律法以及古代雅典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所谓宗教自由与压抑的讨论，来探讨宗教与古代希腊城邦的关系。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徐松岩教授就希罗多德及其《历史》的几个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讨论，并引起与会学者的激烈讨论。
复旦大学历史系夏洞奇讲师在古罗马史研究方面，以西塞罗和奥古斯丁对共和国的讨论为例，分析了古代罗马人是如何理解共和国的涵义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赵立行教授的《论中世纪的“灰脚法庭”》关注了“灰脚法庭”这一长期为学者所忽略的中世纪欧洲独特的法律体系，通过分析灰脚法庭产生的社会背景、所依据的法律和权力基础以及独特特征，解释了其所以兴盛和衰落的内在机理。在中世纪史研究方面，有两篇拜占庭史的论文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志强教授分析了“查士丁尼瘟疫”对拜占庭帝国和个人的影响，认为这场瘟疫不仅对当地居民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而且对拜占庭历史发展和地中海、欧洲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家玲教授则对7—10世纪拜占庭的拓殖与边疆开发进行了研究，认为拜占庭的拓殖政策不仅使拜占庭能够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本国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强化了军力，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同时也促进了中世纪东地中海各不同起源的民族之间的融合。
二、欧美史研究
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和工人政治运动》认为，工业革命中工人运动有两个支流，1850年以后工人激进运动消失了。但工人运动仍继续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李世安教授在《农民起义与英国社会发展》中认为，自16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系列近代英国农民起义是由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引起的。英国统治阶级早期对农民起义采取了镇压，但在1830-1832年起义后调整了政策，对农民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在社会立法和其他社会政策上考虑农民的要求。可以说，农民起义推动了英国社会的发展。
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宏图教授的《英国革命时期对“自由”的理解》通过选择代表绝对主权的理论家霍布斯和共和主义理论家哈林顿为个案来解读它们对自由的不同理解。
复旦大学历史系张智讲师则研究了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反启蒙运动。
今年正值十月革命90周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教授的《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正是为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作。文章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将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宏伟成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文章最后坚信，21世纪是社会主义复兴的世纪，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向荣教授的《哈克斯特豪森的“发现”——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提出及其影响》通过分析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和相关材料，认为哈克斯特豪森对19世纪中后期俄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负面的，它不仅使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偏离了正确轨道，也使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向荣教授最后通过哈克斯特豪森的例子指出，思想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思想家更应谨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在《“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中认为，美国革命时期的“人民话语”对早期的国家构建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并预示了显达政治变迁的方向。用“人民”的意识形态来塑造政治国家的正当性，把“人民主权”的理念和精英统治的实际调和起来，从而使一个由职业政治家和专业官僚精英主持的政府，仍然可以叫做“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李剑鸣教授认为，这是美国建国者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遗产。
三、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是这个主题的主要内容。
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以弗兰茨·梅林为个案，分析了梅林的史学成就、理论贡献和“拉萨尔情结”。张广智教授认为，人们可以凭借梅林，了解欧洲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史学贡献，并从他们史学思想中认识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历史联系，进而感受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西方史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三明学院政治法律系王立端教授在《二战后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认为，二战后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工人运动史、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德国历史连续性等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同时马克思主义对联邦德国的批判社会史和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日常生活史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属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
在美国史学研究领域。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张澜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谈丽讲师分别研究了美国的“边疆假说”和小阿瑟·施莱辛格的史学观。
史学理论方面的两个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热烈的争论。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俞金尧教授在《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呼唤“战国时代”》中认为，我们正置身于世界史体系建设的“春秋”时期，但是，我们现在迫切地需要把这一专门研究的情境中“春秋”时代的百花齐放推进到“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状态，并在成熟的条件下实现相对而言的“大一统”。
复旦大学历史系陈新副教授在《态度决定历史：后现代状况下的历史学》中认为，后现代主义倡导一种平等和宽容的精神，以这种精神来看待历史写作，传统历史学的基本元素在后现代史学的框架内都能获得新的定位；判
断一部历史作品是否是后现代主义史学作品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强调了历史是建构的产物，而在于历史表现者通过这样一部作品是否能够传达那种平等和宽容的后现代精神。
四、新的史学研究领域
(一)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
自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问世以来，有关“公共领域”的学术研究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中从未停止，在历史学研究中也一直受到关注。哈贝马斯提出的西欧近代公共领域，涉及其凭借的空间和媒介，沙龙、咖啡馆、剧场、音乐会、展览会、图书馆、俱乐部、各类社团以及初兴的报刊等。因此，这些空间和媒介成为近年来政治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学者感兴趣的课题。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陈勇教授的《咖啡馆与17、18世纪英国的公共领域》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姜鹏飞教授的《早期英国皇家学会——社团与公共生活》分别关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咖啡馆和英国皇家学会(社团)这两个公共领域，不仅厘清了它们的起源，而且还着重分析了它们在近代早期英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柴彬教授的《论英国近代早期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视域中的宗教斋戒仪式——四旬斋》则关注英国近代早期社会中的宗教仪式。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何跃教授的《英国殖民官员卸职后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调适》通过对英国殖民地官员卸职后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调适，来揭示特殊人群在社会转型中的种种心态。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宋佳红副教授的《试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转型中的私生子问题》则关注英国近代早期社会私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私生子问题。
除了对英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外，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一萍副教授的《湮没的群体——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全民投票活动所折射的群体和个体关系》则将视角放在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全民投票活动这一公共领域之中。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洪庆明教授的《社会文化史的实践：启蒙时代法国公众舆论研究》研究的是启蒙时代法国的公众舆论。
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王赳副教授的《暴徒到英雄——战斗参政者公共记忆的建构》通过以社会记忆理论为参照来分析战斗参政者是如何从政府眼中的暴徒成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偶像。
(二)城市史研究
城市史研究是新史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受到历史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沈坚教授的《文化改变城市——关于文化在城市中定位的若干思考》通过一些历史史实的考察，对文化与城市个性、文化与城市形态、文化与城市发展提出若干思考，认为文化对城市来说，不是简单的装点，而是城市的生命和灵魂。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林广教授的《新城市主义与美国城市规划》着重关注的是美国的新城市主义，新城市主义强调传统邻里和步行街区等城市设计理念，关心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作者认为新城市主义是控制都市蔓延、恢复邻里关系、保持城市健康发展的尝试。
厦门大学历史系韩宇教授在《从落后地区到创新型城市——美国奥斯汀和北卡地区高技术转型研究》中进行了一项个案研究，分析了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洲地区是如何从落后地区成功转型为具有活力的创新型高技术的城市。
东华大学历史系潘兴明教授在《英国殖民城市模式之考察》中考察了英国殖民城市模式的形成和特点，并认为殖民城市模式在城市化进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旅游学院许晓光教授的《日本近世城市的兴起及其对城乡经济的影响》则研究了日本的近世城市，认为日本近世城市的兴起及其对城乡商品货币经济的促进，引起与旧体制相矛盾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最终导致日本发生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三)妇女史和身体史
妇女史和身体史是历史学新兴的研究分支。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裔昭印教授的《萨福与古希腊女同性恋》从考察古希腊女同性恋状况着手，通过对萨福生平事迹和诗歌的探讨以及萨福与苏格拉底的比较研究，就萨福的性倾向作出判断，论述对萨福评价的文化建构过程，从中探究古希腊人的家庭、婚姻和性爱生活的特征。
宁波大学文学院周莉萍讲师的《大萧条时期美国妇女婚姻和家庭生活特点及其地位与角色变迁初探》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大萧条时期美国妇女婚姻和家庭生活特点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变迁。
复旦大学历史系陆启宏讲师的《巫术审判、着魔和近代早期西欧对身体的控制》通过对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审判和着魔现象的研究，分析近代早期西欧对身体的控制机制，是身体史研究的尝试。
(四)自我和他者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晓旭教授在《马其顿帝国主义中的希腊认同》中以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为例，认为在马其顿帝国主义的环境中，希腊认同表现出了灵活性、可变性和可穿透性，马其顿王室的双重族群认同和“希腊人一马其顿人一蛮族人”三分法都与希腊认同的灵活建构直接关联在一起。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汪舒明教授在《美国犹太人的认同：多元、调谐和重构》中从多元、调谐和重构三个方面分析了关于美国犹太人的认同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刘文明教授在《16—19世纪欧洲“文明”观念中的自我与他者》分析了16至19世纪欧洲“文明”观念的演化。他认为，欧洲“文明”观念中的自我与他者，分为欧洲内部不同阶层、欧洲与外部世界两个层次，在其演变过程中，内部的“他者”不断弱化，外部的“他者”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欧洲文明与非欧洲文明的鲜明界线。
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西亚研究所盛文沁在《通过帝国获得自由》中分析了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的帝国观念，并用自我／他者的视角分析欧洲中心的帝国思维模式和特征。
责任编辑 倪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