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史上的突破性成果之一。河姆渡文化以其鲜明、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稻作遗存引起海内外考古、历史、建筑、农学、美学、艺术等学科的极大关注，被推选为“20世纪中国100大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文化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面向海洋，作为环太平洋文化圈中的重要一环，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河姆渡文化的扩散与传播已成为研究东南亚群岛和太平洋地区史前文化发源的关键课题。本文试就河姆渡文化的扩散与传播问题作一讨论。
一河姆渡文化遗址分布及其年代
河姆渡文化遗址分布及其年代分期我们已有专文讨论{1}，近年又有不少新的遗址发现，使我们对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分布及早晚演变发展的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与把握。
目前发现的并经正式发掘证实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具有河姆渡文化一、二期堆积，距今7000年~5900年）有河姆渡遗址{2}、鲻山遗址{3}、田螺山遗址{4}和傅家山{5}遗址等四个，这四个遗址分布在姚江谷地方圆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遗址间直线距离均不会超过20公里，田螺山遗址距河姆渡遗址、傅家山遗址的距离在10公里左右。四明山北麓河姆渡与慈南山地之间平原上有一列长8.5、宽7公里左右的低山丘陵（从南向北依次为芒滩山、羊角尖山、乌石山、黄山和云山）成为姚江平原上的一道分水岭。四个遗址均在这道分水岭的西侧附近。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在姚江北岸城山渡附近钻探距地表近4米深也有河姆渡文化早期遗物发现的的情况分析推测，城山渡大湾山东南坡也可能存在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大湾山在分水岭的东南侧，可见目前已知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集中分布在分水岭的东西两侧。分水岭两侧应该是姚江谷地全新世高海面后最早出露和成陆的区域。从宏观上考察，河姆渡、鲻山、田螺山和傅家山等遗址均属孤丘遗址，聚落的地形地貌环境基本一致，遗址多坐落在孤丘（山）的东南坡，依山、面水、近湖。文化堆积厚度、叠压层次、文化内涵及其及延续时间，河姆渡、鲻山、田螺山这三个遗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遗址堆积均包含有河姆渡文化一至四期的堆积，延续时间长，年代跨度大。釜、罐、盆、盘、钵是主要的陶器群；早期夹炭陶为主、晚期夹砂陶大宗；稻作农业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的生业形态，狩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以架高居住面为主要特征的“干栏式”建筑是河姆渡文化的基本居住形态。石斧、石锛是河姆渡文化最主要的石器，早期石斧为主，晚期石锛居多。在不足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至少存在4个河姆渡文化遗址，可以看作河姆渡文化的遗址群，他们是河姆渡文化大家族中的几个“兄弟”。四个遗址的堆积层次、出土遗物从不同侧面、角度反映了河姆渡文化的文化面貌及其内涵特征，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河姆渡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环节及其阶段性特征。四个遗址一个共同特点是早期堆积遗物众多，内涵丰富，保存良好。晚期地层保存遗物相对较少，尤其是有机质文物发现很少，保存不好。四遗址出土遗物及古环境、古气候研究表明，河姆渡文化早期相对优越稳定的自然环境为河姆渡文化平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距今7000年~5900年是河姆渡文化的发展繁荣期。
河姆渡文化晚期，河姆渡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严重恶化，对河姆渡文化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影响，距今6000年前后河姆渡文化盛极而衰，并开始向外迁徙。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址（河姆渡文化三、四期堆积，距今5900年~4900年）据不完全统计有近40处，遗址密度明显加大。姚江两岸及其附近地区依然是河姆渡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但遗址分布范围较早期已有明显扩大，宁绍平原曹娥江以东的上虞、余姚、慈溪、宁波、北仑、鄞州、奉化、象山等地均有分布。河姆渡文化沿海岸线向南发展到象山港和瓯江的北岸。象山丹城塔山遗址{6}、姚家遗址{7}、茅洋乡庙山头遗址{8}、高塘岛珠门大砂湾遗址{9}主体堆积均为河姆渡文化，塔山遗址、姚家遗址的文化内涵及年代大体相当于河姆渡文化三期，庙山头遗址、珠门大砂湾遗址相对较晚，文化内涵、时代约当河姆渡文化四期。在永嘉县大小楠溪江交汇处的坦下巨口村{10}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址，出土陶器、石器具有河姆渡文化四期的特征。瓯江以南的沿海地区至今没有河姆渡文化的遗物发现。
曹娥江以西地区虽有零星的河姆渡文化遗物发现，但至今有明确河姆渡文化地层堆积的史前文化遗址一处也没有发现。这可能与该区域史前考古工作不多有关，河姆渡文化遗址尚未被发现；另一种可能是河姆渡文化确实没有越过曹娥江。曹娥江流域绍兴杨汛桥寺前山文化遗址考古调查试掘表明{11}，距今6000年前后，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已越过钱塘江向宁绍平原发展。
考古资料表明，距今6000年前后河姆渡文化已渡海到达舟山群岛。舟山本岛定海白泉十字路遗址{12}发现的夹砂灰陶双目式圆锥足绳纹鼎等陶器明确具有河姆渡文化三期时代特征，是目前舟山群岛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相距大陆较远的大衢岛孙家山遗址{13}是目前舟山群岛经正式试掘，文化堆积明确，内涵特征清楚的一个遗址。堆积大致可分早晚两个阶段，早期堆积文化面貌、年代约当河姆渡文化四期；晚期遗存石钺等遗物表明其文化属性为良渚文化，年代大体与良渚文化早中期相当。
尽管瓯江以南的沿海地区没有河姆渡文化遗物发现，但在瑞安北龙岛{14}却发现具有河姆渡文化四期特征的夹炭红衣陶罐等器物。
福建平潭壳坵头遗址{15}考古发现为我们了解河姆渡文化南传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平潭是个岛县，壳坵头遗址位于海沄岛西北部，坐落在山麓坡地上，属于贝丘遗址。出土石器中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并存，磨制石器为主，石锛数量占磨制石器三分之二强；陶器中夹砂陶占90%，圜底釜、罐约占三分之二，还有形态各异的陶支座。陶釜基本特征是沿面内凹，口沿部有锯齿装饰或将口沿制成多角沿。夹砂陶器上多拍印麻点纹、绳纹和条纹，蚶壳缘刺印纹常见。根据金门富国墩同类遗存贝壳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推测壳坵头类型文化年代距今5500年~6000年。
壳坵头类型文化是目前福建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福建至今没有发现壳坵头类型文化渊源的线索，与稍后的昙石山文化比较传承关系也不清楚。与河姆渡文化比较，壳坵头遗址石器、陶器与河姆渡文化晚期石器、陶器及陶系、形制、纹饰存在相当多的共性和可比性，两者应有某种遞嬗传承关系。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共存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比较普遍，鲻山遗址表现尤为典型，刮削器数量最多。石锛是河姆渡文化晚期最主要的石器；口沿内凹、沿唇带锯齿装饰或制作成多角沿是河姆渡文化晚期陶釜十分突出的时代特征，蚶壳缘刺印纹在河姆渡文化陶釜中早晚都很盛行。焦天龙先生{16}新近主张在研究人群迁徙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时应考虑如下五个方面：1.一个移民遗址或文化，其文化特征诸如遗物类型、聚落形态和埋葬习俗应该与该地区同时代的遗址或文化有较大的差异；2.与该地区前一个时期的文化相比，一个移民遗址或文化没有任何渊源关系；3.应该能在其他地区找到该移民文化的渊源关系明显的母文化；4.在考古年代上，移民文化应该总是比其发源的母文化要晚；5.如果一个移民文化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取代了原来的文化，那么其必有相当强的优势，这些优势可能是生产方式、军事技术、社会结构或意识形态，并应该在考古学材料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我们有理由相信河姆渡文化与壳坵头类型文化有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
1982年，山东长岛县庙岛群岛的大竹山附近海域{17}曾出水一件夹砂陶釜，陶釜侈口、宽沿、扁圆垂腹、圜底的器形特征和绳纹装饰与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出土陶釜基本相同，可以看作是河姆渡文化遗物分布的最北端。
另外在钱塘江北岸的海盐王坟遗址{18}发现大量的河姆渡文化特征明确的夹炭红衣陶盘口釜（罐），陶器形制时代特征突出，与河姆渡文化四期同类陶器十分雷同。
二河姆渡文化传播扩散的时间及路径
河姆渡文化遗址分布、年代介绍和具有河姆渡文化因素遗物发现情况已比较明确传递出如下信息：河姆渡文化向外扩散传播的脚步至迟开始于距今6000年前后，从河姆渡文化摇篮（孕育诞生）姚江谷地向外传播扩散；大规模的迁徙则发生在河姆渡文化第四期。
姚江谷地背靠四明山，面向沼泽、湖泊和平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河姆渡文化在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充分适应环境、利用环境，形成稻作农耕为主，采集、狩猎、渔捞为辅，兼营家畜饲养的生业模式，经历了千年缓慢而平稳的发展。河姆渡文化平稳发展的结果是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口增长对资源的压力日益增加，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寻求新的食物资源、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势所必然。
同时上述信息也清晰地勾勒出河姆渡文化传播扩散途径路线。尽管在山东长岛县大竹山岛附近海域发现具有河姆渡文化特征的陶釜，在钱塘江北岸的海盐王坟遗址也发现有较多明确河姆渡文化因素的陶器，但王坟遗址文化主体还是菘泽文化。这两处资料说明河姆渡文化与钱塘江北岸史前文化的交流至迟在河姆渡文化第四期已经出现。河姆渡文化传播扩散的主流方向是向南而不是往北，也就是由高纬度地区向低纬度地区扩散。传播扩散的路径可以分成陆路和海路两条。陆路由姚江谷地沿海岸线向南发展，瓯江北岸是目前考古资料所能确定的河姆渡文化陆路传播的最南端。舟山本岛是河姆渡文化海路传播的第一站，定海十字路遗址河姆渡文化三期遗存是6000年前后河姆渡文化渡海抵达舟山本岛的最直接最具说服力的实物依据。大衢岛、象山高塘岛及瑞安北龙岛是河姆渡文化海路传播扩散的第二站，在河姆渡文化第四期，河姆渡文化已扩散传播到这些岛屿。如果我们前面对壳坵头类型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关系所作判断无误的话，河姆渡文化传播到达福建平潭岛的时间也在距今6000年前后。海路、陆路两种传播方式比较，河姆渡文化海路扩散传播影响所及地区距河姆渡文化核心区姚江谷地的距离较陆路遥远，也就是说，海路明显快于陆路。按常理走陆路没有高山大川的阻隔，人类迁徙比较容易。而海路洋流、海浪充满变数，陆路较海路安全快捷，然河姆渡文化传播扩散海路快于陆路的客观事实，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问题，陆路、海路传播途径不同，方式也不同，海路传播借助舟楫跳岛式前进，而陆路传播呈链环式迁移。
舟楫是海路传播必要的前提条件。河姆渡文化是否已发明舟楫，掌握一定的航海技术了呢？答案是肯定的。河姆渡遗址发现木桨8件，鲻山、田螺山、傅家山、慈湖{19}等其它河姆渡文化遗址木桨也都有出土。木桨大小不同，形态各异，不同形状大小的木桨其功用也当不同，不同的木桨匹配不同类型的舟船。虽然目前已发掘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确切的独木舟遗物没有发现，但较河姆渡文化早近千年的萧山跨湖桥遗址{20}距今近8000年的独木舟的出土事实表明，河姆渡文化存在独木舟之类航海工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跨湖桥独木舟松木材质，船体残长5.6米，船头收缩上翘，宽29厘米，船体宽52厘米左右，船头有“挡墙”，船体最大内深不足15厘米，底部与侧舷厚2.5厘米。独木舟的完整长度由于残损我们无法知晓，但如此轻巧的独木舟要抗击航海中的风浪而不倾覆好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若独木舟的一边或两边帮扎木架，成为单架艇或双架艇{21}，则抗御风浪的能力就可大大加强，用边架艇航海就成为一个非常容易的任务。
鲻山遗址发掘我们曾发现一件编号为T4（9）：28的“木拖舟”，拖舟上面平整，石锛加工痕迹整齐清晰，头端凿挖成凸榫钩，背面微圆弧，十分光滑，尾部变薄上翘，已残。残长190、宽35、厚10厘米。当时我们推测可能系水田中的拖运工具，现在看来很可能也是一件残的独木舟，作为边架艇完全可以航海。
三河姆渡文化传播扩散的原因
河姆渡文化在姚江谷地适应环境、利用环境，兼得山水之利，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已形成一个比较庞大的族群。河姆渡遗址40000多平方米，田螺山遗址30000多平方米，鲻山遗址近60000平方米，如此规模的聚落其人口总量当不会太少，人口增长对食物等资源的压力日益增大，人地矛盾尖锐突出，拓展发展空间、寻求新的资源无疑是河姆渡文化向外扩散传播的根本原因。根据中日合作对河姆渡遗址周围古稻作调查资料{22}，运用植物蛋白石定量分析推算河姆渡古稻田每亩年产量仅10斤（按稻田延续使用500年计），以此年产量与钻探发现的稻作遗迹面积6公顷相乘，年总产量仅为900斤，这个推算是否合理准确是可以讨论的，姑且作个参考。我们无法准确推测河姆渡聚落的人口规模，但900斤稻谷的年产量尤其是亩产量的低下，其所能供养的人口是可以计算的。
河姆渡文化衰落、河姆渡文化迁徙的直接原因是河姆渡文化赖以生存的姚江谷地的环境的恶化。而姚江谷地环境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水环境的变化，水环境变化与全新世海侵和杭州湾喇叭口地形形成密切相关。
7500年前后是宁绍平原全新世以来海侵的高峰期{23}，随着海退，河姆渡—云山一线分水岭东西两侧最先出露成陆，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陆地和湖泊，河姆渡文化从海拔较高地区（新近有考古线索表明先河姆渡文化很可能在曹娥江中游丘陵地带）迁徙这里，背山、面水、近海的自然环境，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沼泽边缘适宜水稻种植，定居的河姆渡文化经历了千年的平稳发展期。
随全新世海侵，钱塘江挟持的流砂和太平洋洋流裹带的长江口泥砂最近在镇海口附近沉积下来，镇海附近全新统地层中发现宽10~15米、高约2米的砂堤，是海侵到达高峰、杭州湾喇叭口地形开始形成的标志。此一时期，钱塘江涌潮奇观开始出现，钱塘江大潮现象始于何时？我们从萧山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24}的堆积相可以获得一些相关信息。
距今8000年，萧山湘湖地区已成为潮汐作用的主要地区。地处湘湖的跨湖桥遗址文化堆积被厚345~445厘米的海相堆积叠压。按跨湖桥遗址2001年、2002年发掘区依托的生土面海拔高度负1.2~负0.9米推算，跨湖桥类型遗存堆积的顶界标高海拔1.5米上下，底界的标高海拔负0.5米左右。河姆渡遗址文化堆积厚4米左右，堆积的底界标高海拔负1.5米左右，跨湖桥遗址堆积的底界标高比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底界标高要高1米左右。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跨湖桥遗址的校正年代距今8000年~7000年，早河姆渡文化千年左右。如果叠压在跨湖桥遗存之上的厚达三四米的海相堆积是东海海平面上升所形成，而年代又在距今7000年以后，就没有办法理解姚江谷地的河姆渡文化的存在。如果海平面上升使海拔1.5米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淹没水下，那河姆渡遗址所在不就一片汪洋。测算跨湖桥遗址海相堆积的顶界标高海拔在6米左右，而河姆渡文化底界标高为负1.5米，两者相加高差在7.5米左右。下孙遗址文化堆积之上也有厚约2.35米的潮上带、潮间带堆积。杭州湾喇叭口地形与钱塘江涌潮和姚江谷地的潮位差或许是我们理解、解释这一现象一把钥匙。杭州湾的喇叭口地形在6000年前已形成，当时的潮位虽未确知，但应和现在有一定的可比性。据现在潮位记录，钱塘江支流的曹娥江的潮位比甬江高得多。宁波的姚江大闸未建之前，曹娥江曹娥站平均潮位，比甬江宁波站潮位高2.43米（高潮时）和3.41米（低潮时）。另一组数据相差更大，平均高潮位差6.49米，平均低潮位差7.75米，最高潮位差8.08米{25}。这组数字大体和跨湖桥遗址海相沉积顶界标高、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底界标高间总高差相吻合。曹娥江汇入钱塘江的位置不是钱塘江涌潮潮位最高处，涌潮到跨湖桥遗址附近的钱塘江、浦阳江段时的潮位当高于曹娥江。跨湖桥遗址位于钱塘江和浦阳江附近，原应有水道直接与钱塘江或浦阳江相通。遗址受钱塘江涌潮的潮位控制，钱塘江涌潮顶托使跨湖桥遗址淹没水底，而位于姚江谷地的河姆渡文化此时安然无恙。
钱塘江喇叭口地形的形成，姚江平原起伏不平的地貌逐渐淤平，南北走向的姚江古河道也渐渐淤塞。位于钱塘江河口的曹娥江高潮位远远高于姚江平原，最高潮位差达8.08米，四明山和慈南山流向姚江平原的雨水和曹娥江涌潮的来水需要寻找新的出路。终于在多重条件的作用下，姚江在距今5000年左右改道东流，姚江改道，咸潮、洪水内涝，河姆渡文化赖以生存的姚江谷地环境严重恶化，姚江平原成为河湖纵横、咸潮出没的沮洳之地。河姆渡文化背井离乡，不得不大规模向南迁徙。
河姆渡文化向南迁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迁徙中的河姆渡文化需要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以满足生存的需要，低纬度地区动植物资源相对丰富，也没有寒冬。还有一个不能忽视重要原因是距今6000年前后处于迅猛发展期的马家浜文化越过钱塘江向南发展，迫使河姆渡文化向南而不是向北迁徙。距今5000年前后宁绍平原的土著文化终于被良渚文化所取代。
四河姆渡文化与南岛语族
20世纪30年代，德国考古学家罗伯特·海尼·格尔顿就指出环太平洋区域分布的有段石锛是中国东南沿海经台湾先传到菲律宾、进而再传播到玻利尼西亚的{26}。林惠祥教授也很早注意到东南沿海有段石锛与东南亚以至太平洋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关系，并指出有段石锛可能与制造独木舟有关,主张有段石锛首先发生于中国大陆东南区的闽、粤、浙、赣和苏、皖一带，然后北向传于华北、东北，东南面传于台湾、菲律宾以至玻利尼西亚诸岛{27}。河姆渡文化发现后，很多学者注意到有段石锛与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偏刃石斧（锛式斧）形态上的传承发展关系，并认为河姆渡遗址偏刃石斧是有段石锛的雏型。的确，从河姆渡文化的偏刃石斧到良渚文化时期甚至更晚阶段，有段石锛形制演变发展的轨迹非常清晰，发展序列完整，有段石锛源于河姆渡文化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石锛形制演变与石锛功能用途和按柄方法密切相关，太平洋岛屿地区有段石锛是制作独木舟的主要工具。考古资料表明，偏刃石器在浙江出现的时间比河姆渡文化要早得多，正在发掘的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早期磨制石器多作偏刃。张光直{28}、臧振华{29}等先生从许多方面论述河姆渡文化与台湾新石器文化的关系。河姆渡文化经台湾、菲律宾向南太平洋岛屿地区传播扩散，河姆渡文化是东南亚、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史前文化最深层的积淀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陈仲玉先生更认为“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在史前新石器时代有善于海上航行的居民。他们就是南岛语族之中善于生活在海洋环境又善于航海的族群”{30}。
注释：
{1}王海明：《河姆渡文化渊源思考》，《河姆渡文化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河姆渡遗址与河姆渡文化》，《东南文化》2000年第7期。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浙江余姚鲻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0期。
{4}孙国平等：《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初现端倪》，《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6日。
{5}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7}、{8}、{9}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调查资料。
{10}王海明：《浙江南部先秦文化遗存浅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
{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12}、{13}王和平、陈金生：《舟山群岛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
{14}瑞安文物馆调查资料。
{15}福建博物馆：《福建平潭壳坵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期。
{16}焦天龙：《人群移动与考古学问的变迁》，《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5日。
{17}吴汝祚：《开展史前时期海上交通的研究》，《中国文物报》1990年1月11日。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1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7年。
{20}、{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
{21}凌纯生：《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十六》，1970年。
{22}藤原宏志、郑云飞、王海明等：《中国河姆渡遗址周围的古稻作调查》，待刊。
{23}朱诚、王海明等：《对长江三角洲和宁绍平原一万年来高海面问题的新认识》，《科学通报》2003年第48卷。
{25}邵九华等：《水环境压力和河姆渡文化迁徙的研究》，《余姚水利志》，中华书局，2003年。
{26}罗伯特·海尼·格尔顿：《中国及东南亚的佛教以前的美术及其对太平洋的影响》，转引杨熺：《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2期）。
{27}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28}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辑，1987年。
{29}臧振华：《试论台湾史前史上的三个重要问题》，《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45期，1989年。
{30}陈仲玉：《试论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海洋族群》，《河姆渡文化研究》，宁波大学出版社，2001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