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叙述了十几年来出现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两波热潮的不同诉求，根据一些高校教学质量调查描述了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看法，阐述了当下大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方向。文章指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要面向全体学生，为此学校领导和教师所要负担的责任。文章阐述了培养“两种态度、两种能力”的重要性，并认为要从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入手，教师的主要任务在于启发和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意义感，提高他们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要贯彻因材施教原则。这里还强调了课外活动在学生成才中的重要作用。文章指出，实施“拔尖创新”和“卓越”计划要着眼于挖掘和发挥学生的个体优势和潜能。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教学质量；杰出人才；因材施教
一、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两波热潮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质量成为政府关心、社会关注和媒体热议的热门话题。每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提到高等教育质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前所未有地写入了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以很大篇幅谈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
细察起来，热潮中还有两次大波。第一波发生在1999年高等学校“扩招”以后，持续了将近十年。这一波的背景是“扩招”使高等学校学生人数剧增，从1998年的不足800万，猛增到2006年2500万，同一时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6%迅速扩展到22%。但是，高等教育总经费的增加却十分有限，于是教育资源稀释，全国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从2000年起逐年下降（从1999年的生均2962.37元降到2005年的2237.57元），直到2006年才开始有所回升。教育投入的降低自然会遭致教学质量下降，因此，这一波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明显地带有“量的扩展以质的降低为代价”的性质。
从2006年起“扩招”的势头有所减缓，特别是从2007年起新生增速大幅缩减，生均经费上升，教学质量“滑坡”趋势得以制住，并且出现了有所回升的迹象，绝大多数高校的基本教学质量得到保障（参见教育部新世纪教学研究所2007年教学质量调查报告[1-2]）。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2009年钱学森先生去世后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以及之后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而本土却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而产生的“诺贝尔奖之问”，引发了新一波质疑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热潮。
尽管这两波热潮的重点不同，前者偏重于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特别强调中国经济的产业创新能力之缺乏，而后者则偏重于杰出人才的产出不足。不过两者都集中在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创新能力不够则是一致的。其实，如果全面分析起来，这两方面问题的根源和责任不全在于高等教育，不过政府和教育行政单位还是针对这两波社会热潮都提出和采取了若干明确的应对措施。对前者，2007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提出和实施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简称“本科教学工程”）；对后者，则从2010年起开始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和对应用性人才的各种“卓越（工程师、农林人才、法律人才……）的教育培养计划”。这些“工程”和“计划”都是和财政部及相关业务部门联合出台的，说明经费投入是一个重点。它们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把提高教学质量的相关措施分解为若干“项目”，由学校提出申请，经评审立项后配备经费支持。“本科教学工程”按提高教学质量的因素分为：特色专业、精品课程、精品教材、立体化数字化教学资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双语教学、教学名师及团队等若干建设项目。这些“国家项目”经过评审，以择优支持的方式落实到学校，不仅可使学校增加经费收入，更关乎高校声誉和“面子”，因此，质量“工程”往往成为高校领导的“政绩工程”，大家趋之若鹜，踊跃申报，耗费了学校领导极大精力。而一旦项目到手，真正的建设、实施、辐射等贯彻落实工作，却常常疏于监督管理。这种国家项目分散到各个学校，对一所学校为数甚少，其辐射作用有限，学生受惠面很小。“本科教学工程”执行四五年来，从仅有的总结评价资料来看，实施效果对提高教学质量的收益并不大[3]。“拔尖”和“卓越”计划，基本上也是采取“立项管理”方式，从学生群体中选拔出少数人用较优越的资源和条件加以特殊精心培养的。由于实施时间还很短，目前尚没有实际资料来评判其效果。
二、对当前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看法
要切实回应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找出提高质量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必须针对实际情况，了解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各种具体因素。
显然，在第一波热潮中，教育投入的“稀释”是主要矛盾。1999年下半年，第一次“扩招”突然出现时，因一时招生过多，来不及修建教室，笔者曾见到一所大学的教师在操场上大课。这种情况怎么能保证教学质量！经过六七年呼吁和努力，中央和各地政府逐渐增加了经费投入，在基本稳定了招生规模之后，全国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支出逐年上涨，情况见下表[4]：
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受到那些年一方面是高校合并风起云涌，学校规模急剧扩大；另一方面，学校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实验设备的质与量都大有好转，教学条件确实普遍有所改善。然而，实验条件的扩充与学生人数比还是不足，特别是应用学科的实习、实训条件缺乏更为明显。除了看得见的硬条件以外，人力资源和软条件却并未显著改善。例如，同是从1998年到2006年，普通高校学生人数增加了两倍多（同期普通高校数目从1022所增加到了1867所），但专任教师人数却只从40.72万增加到107.6万，即增加了一倍半多些，远没有学生人数增加得多。至于高校为应对国家社会经济转型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对理念、目标和模式的研究不透，定位不准，以及管理体制、制度的种种问题和执行实施的不严不力，也是当前教学质量问题的一大原因。再加上“扩招”，科技进步对教学过程的影响（如部分本来没有上大学意愿的学生被“裹挟”进了高校，网络信息的广泛接受使用等）也对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了新的严重挑战[5]。根据新世纪教学研究所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研究课题组2007年对42所各类高校的调查[1-2]，对当前我国本科教育质量有下面这些看法：
“985工程大学”有最好生源，基本未受“扩招”影响，学生知识、能力结构有所改善，知识面宽，思想活跃，开拓性强，自主获取知识能力有进步，科研训练显著加强，整体教学质量良好甚至优秀。“211工程大学”是我国本科教育骨干，虽受“扩招”影响，教学资源有不同程度的“稀释”，但因有良好的教学传统和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年龄 < 35岁教师不到或接近一半），基本保持合格或良好的教学质量。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学生规模扩大过快，教学资源跟不上，如班级规模大，实验条件，特别是实习、实训条件差，对应用性学科专业学生，缺陷严重！
这两类高校中较普遍的问题是领导和教师热衷于提高学校整体地位和科研，精力没有放在本科教学上。一般学校中一些有较长办学历史的高校和很有特色的专业，在社会和行业中很有影响；但普遍有应用学科专业教师的实践经历少、功底不足，上课照本宣科，教学内容陈旧、不能随科技发展更新的问题。生师比太高（实际上接近于20:1），二三百人大班上课是普遍现象；实践训练缺乏，本应由学生动手做的实验，成为“参观”，实习、实训成为大难题。不过总体上还是可以认为，高等教育教学总体质量是合格或良好的，有些还是优秀的。
调查结论认为，现代大学生中较普遍地存在有以下三方面的问题[2]：
（1）思想开放，个性张扬，但心理脆弱，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团队合作精神、诚信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学生分化严重，好的很好，差的无心学习，成绩很差。
（2）学风浮躁，读书少，思考少，不扎实，不深入，不求甚解。一些学生缺乏主动性，学习目的茫然，只为应付考试，不少学生每天自学时间不到2小时。
（3）实践训练不足。除“985工程大学”和一些有特色学校与专业外，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普遍薄弱。工程技术和实务应用性专业学生缺乏实际动手、运行操作的能力。
由此可见，这里主要还是思想品德、心理素质和学风问题，学科和专业知识与能力培养中的问题还是次要的，更不要说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高层次问题了。
2009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利用美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NSSE）工具，对27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说明[6]，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相比，我国学生的最大差距在于生师互动；而在课程认知目标及其达成方面，我国强调分析和记忆，美国则强调创新综合和运用；调查还指出，有近一半学生学习缺乏意义感。2010年，他们用同样方法对清华大学本校本科学生的学情进行了调查[7]，得到的结论是：与美国同类大学相比，在很多方面清华学生表现不相上下，但在生师互动和学业挑战度上有一定差距，表现在课堂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不足，学习志趣与意义感不强。这个结论大体上与上面新世纪教学研究所的结果符合，说明我国大学，即使像清华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学生在学习的主动性和深度上还是不足的，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大学生的创造性。
至于第二波热潮所关心的杰出人才、诺贝尔奖得主缺失的问题，其答案本来主要不应由大学来回应。因为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杰出”，基本上要看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业绩。那里是否为他们创造“杰出业绩”准备了必要的客观条件、环境和机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高校的任务是给人才打基础，要是环境条件具备，只是因为人的因素以至于做不出杰出的业绩，责任当然在学校。就中国情况而言，问题主要出在前者。以王选院士成才为例，要是当年没有相关领导部门的慧眼支持，没有学校领导下决心花大力气从不同学科调集科研人员进行激光照排机攻关，他的成果就会夭折。可是这样的条件和机遇在中国实在是非常难得，十分稀缺的。再拿诺贝尔奖来说，它主要是奖励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长久以来，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是摆脱国家贫穷落后受欺凌的局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小康社会。这里需要的基本上是为实现国家目标所明确需要的现有技术，而不是去追求耗资巨大前景不明的基础研究成果。国家不可能给基础研究以充分的资金、条件和环境。就是说，诺贝尔奖并不是前一时期国家决策的理性诉求，出不了这个奖就非常自然。这里用得着一句老话“时势造英雄”。现在，随着国家经济好转，人民温饱问题解决，国家逐渐为基础研究创造日益有利的环境和条件，相信过不了太久，诺贝尔奖会陆陆续续到来的。当下社会要做的是，为杰出业绩的出现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做到“人尽其才”。学校要不断提高教学和研究的质量，为杰出人才的涌现夯实基础，使潜在的人才崭露头角。其实，一系列“211工程”和“985计划”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而设置的。现在教育部出台的“拔尖”和“卓越”计划也无非是为了实现这样的设想。然而，它们总体上都是在资源和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保障一部分学校和学生取得相对优越的条件得到较快发展而采取的“重点”工程。在教育总投资不足的条件下，不能不说这可能是一种花钱少，收益高的措施，但只能作为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从根本上我们还应遵循《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三、提高教学质量要面向全体学生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意味着一方面必须按照胡锦涛同志在清华百年庆典讲话中所说的高等教育的几方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与文化传承与创新）普遍提高，另一方面必须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全体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面向全体学生”既适应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教育根本目标，也符合《纲要》所要求的教育公平原则。
教育是施教者与学生的互动过程。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根本上是学校要创造良好的教育教学资源与环境，而学生能主动享受利用这些资源和环境。学校的资源与环境条件要根据学校的定位和目标来进行规划与建造，这主要是学校举办者（大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和领导人的职责，其中当然也有教师的责任。而能否根据自己的个性特质主动地、有选择地享用学校提供的条件与环境来发展自己，则是每个学生自己的事了。他们基本上已经成年了，有了独立自主的行为意志、权利和能力，已经不是被动地接收上一辈的教育了，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特长有选择地接受教育，发展自己。教师只扮演着指导和帮助学生进入高深学问殿堂的角色，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这里，1904年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相当于校长，此前京师大学堂的领导人称为“管学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长兼京师大学堂堂长）张亨嘉就职典礼上对学生的八字训词“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很值得玩味，它揭示了中国大学宗旨与西欧老牌大学有原则区别，以及大学学习与中小学的根本不同[8]。
但是学校领导与教师毕竟还有启发、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力，讲解、传授学习内容，引导、帮助学生自主学习，并根据学生的个体优势和特长指导学生进行适当选择，实行因材施教的责任。不过高等教育是专门教育，是按专业实施教育的，学科、专业是高校的细胞。然而，我以为，对于当代中国大学生，不管什么学校，什么专业，抓教学质量最重要的在于抓住以下两条：一是渴望知识、主动求知、终身学习的态度和获取知识、自主学习的能力；二是尊重他人、诚信负责、珍惜资源的态度和表达交流、协调合作的能力。
我把它们叫做两种态度和两种能力[9]。有了这些，才谈得上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才可能产生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了这些，不管科技发展多么迅速，社会变迁多么激烈，都能努力适应，从容应对；因为有了这两种态度和能力，世界上什么新的、难的东西都能自主学到。所以它们是基础，也可说是“抓手”。
抓这两条，当然不能专门为此开课，而是要把它们贯彻在学校一切教学和教育活动中，渗透到学校所有公共生活和环境中。这是关键。
从当下大学生普遍情况看，解决这“两种态度，两种能力”问题首先还得从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有人称为“通识教育”）入手。文化素质教育关键在于“文化”二字。文化的定义尽管很多，有点漫无边际，但我看要素就是“知识、德行和虔诚的信仰”这三样，而后者是核心，是统帅，是出发点。这种信仰实际上就是价值观、人生观，解决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的问题。当代大学生学习目的性不强，意义感不足，缺乏诚信和责任感，根本上就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这种教育就是要使学生接受古今中外人类几千年来在哲学、历史、社会、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的深入思考，感悟并领会他们所揭示的人生意义和态度。这里最重要的教育方式不是让教师讲解一些故事，传递一些信息，进行一些说教，而是要学生自己去阅读经典，使他们置身于前贤先哲的环境去原汁原味地直接领略他们的深邃思考。只有通过深度思考，学生才能把理性思维成果凝固在自己的骨髓里，铸成牢固信仰。对于高层次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尤其如此。因此这类课程不是肤浅的“普通知识”的堆砌，而是难度很大的、深邃思维的锤炼。学生绝不可能“轻松”，教师讲解辅导也相当艰巨。因此，除了教师讲授、学生自习外，适当的小班课堂讨论是重要的辅助手段。对多数高校，配备足够多的胜任教师，能开出大量这类课程目前还有相当大的困难，从社会各方面广泛延聘兼职教师是一种办法。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适当开设一些“概论”、“评介”、“赏析”，甚至“讲故事”式的课程不是完全不可，但也要引导学生“深度思维”。对于研究型大学，我建议其中起码应当有一两门这种“文化”或“通识”课程，要着重于认真的经典阅读。绝不能把这类课程变成学生轻易攒学分的课。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作为专门教育的高等教育，学生学习的大部分还是和专业有关的知识和技能，这里所指的“专业”是比较广义的，包括它们的基础。尽管多数教师可能认为他们的基本职能，是把课程有关的知识、理论和技能传授给学生，并使他们理解、掌握。但是，我们还是要把上述的“两种态度，两种能力”作为教学的主要目的。无数经验和生动事例告诉我们，做教师的应该坚持两则信条：一是学生的知识系统是靠他们自己构建的，而不是教师给予或传授的，教师只能提供材料和构件，授以方法；二是学生的技能和能力只能靠自己亲身实践来获得，这里的实践包括作业、实验、实习、实训、小论文和课外实践活动等，教师在这里起着指导和辅助的作用。
因此，教师的主要任务在于启发和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意义感，提高他们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通过讲解、演示、提问、督促帮助学生能够进入学问的殿堂，并给以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导。为此，教师要不断钻研高深学问，以求自己有透彻理解，力求有所发明创造，还要根据学生情况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教师对学生要有爱心，了解学生，发掘学生的个体优势和潜质，在学习和成才之路上帮助他们进行选择，并以身垂范，做学生的良好榜样。
第三，学校要根据时代变迁，从世界范围内洞察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精心设计培养模式与方案，包括各类不同课程的组织与分配，理论和实践课程、课内外（或第一与第二课堂）和校内外（含国际合作交流）的安排与比例，等等。要在软硬条件和管理上保证这些培养方式与环节的有效运行。现有的专业教学和大班上课的“人才批量生产”的模式，是从保障教育效率和效益出发而不得已采用的，必须兼顾人的多样性而实行“因材施教”的灵活原则。例如，学生入学后绝不能都“一个专业定终身”，应该允许和保障学生有多次多种选择的自由和机会。这里包括自由选课、转系转专业、早期参与科研等制度等，以充分发挥人的个体优势与潜能。北大曾经有一位物理专业的学生，沉迷于计算机以致专业课程多门考试不及格，几乎要被退学，但他对计算机信息处理十分精通，后来转到相关专业，解决了计算机图像处理上的一个大难题，成绩突出。不过“因材施教”绝非给每个学生设计出一条成才的康庄大道。人的个性千变万化，人的一生事业中遭遇复杂，机会瞬息万变，没有任何神仙可以给一个具体的人指出一条万无一失的成才之路来。但是，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使他们的个性特长和潜质能发挥出来，崭露头角，而不是无所作为，甚至设置障碍，以致才能萎缩、埋没。这就是我所说的为人才“开辟道路”。
第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从根本上是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这里不仅是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充足的图书信息资料等条件，更是一种环境和氛围，让各式各样的学生都能“英雄有用武之地”，施展本领，彰显才能，脱颖而出。我们绝不能狭隘地仅以学生课程学习的成绩优劣来“论英雄”。事实上学生毕业后事业有大贡献、大成就者很多并非当年学生时代业务学习的佼佼者，就是学术领域上也是如此。不过他们多数都在大学生活的某些方面十分活跃，显露了才华。高校是一个生动活泼的舞台，各种角色都能展示才华，经受锻炼。高校生活决非干巴巴的一些课程与实验，而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这里，学术上有各种学科门类的研究组织和讲演、讨论，学生可以用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提出问题，开展研究，参与争论；可以进入教师研究生团队从事实验和理论研究，广泛接触科技前沿；学生组织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其中有学术研究、技术开发、科技竞赛、社会调查、公益事业、志愿服务和文学艺术、体育运动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优势特长施展才能，锤炼本领。它们在生师互动、生生互动中，互相学习，发展自己；在校内外交流，甚至国内外交流中学会表达交流、协作和组织的本事。事实证明，在这样一些学生自发自愿自觉的活动中，他们更能竭尽全力，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从而获得更大的长进。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10]：在一所好的大学里，学生在课堂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远没有从同学那里学来的多。一所国际上并不太著名，却为美国培养了几十位信息业和商界巨头，被比尔·盖茨誉为“改变世界的神奇学府”的印度理工学院所依靠的不是他们课程教学的完美，而是他们课外活动的丰富多彩和学生的痴迷投入[11]。这就是高校通过课外活动自发实施的“因材施教”，自然地产生未来社会所需的多样化人才的生动情景！
在这样一种生龙活虎的氛围下，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就不难油然而生，而克服困难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和毅力也将锤炼出来。为了造成这样一种氛围，特别需要提倡高校的自由思想和包容精神。然而，针对当下时弊，我们也应该特别注意克服和防止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发扬大学文化的深沉性，努力建设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这样，在面向全体学生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自然将会冒出各式各样的未来“尖子”人才来！
四、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发展开辟道路
如上所述，学校实行因材施教原则，为材质各异的大多数学生创造了不同的活动舞台，从这里自然会冒出杰出和特殊人才的萌芽来。然而，当今高校一般规模巨大，从办学效率和效益考虑出发实施按专业、分班级的人才“规模化生产”条件下，要真正实现个性化的因材施教实在是力不从心，难以保证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一些特定目标，对少数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给以适当集中和比较优越的资源进行特殊培养，以期成为未来某种类型的“杰出”人才的预备队，例如实施当下“拔尖创新”和“卓越”计划，未尝不失为一种可能是花钱少、收效高的权宜措施。但是，即使在采取这样的措施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把眼光仅仅盯住在这少数人身上，还要瞩望于全体学生。要树立人人都能成才（但不是都能成为“杰出”人才），各种各类人中都可能出杰出人才的观念。人的材质是各式各样的，成才的机遇是千变万化的，“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过去无数人才“特殊培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大凡杰出人才的产生，都需要主客观条件及其互动。对于不同类型的“杰出”，条件是不同的。例如，就成为杰出科学家来说，主观条件大体上是：好奇心和探索未知的强烈兴趣，锐明的科学概念和扎实基础，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和一种精湛的技能（如演算推理、实验动手等），勤奋刻苦，顽强的意志、毅力和信心，对于当今大科学时代，还要有交流、合作和组织能力。客观条件首先是大环境，即时代和社会需求，其次是为完成杰出业绩所需要的资源和物质、精神条件，即小环境。光有主客观条件还不够，还需要两者之间的耦合、交集和碰撞，这就是“机遇”。
由此可见，杰出人才的成长之路是非常曲折复杂的，学校不可能保证按照“杰出”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个个会有杰出成就。而且，即使就主观条件而言，真正属于学校可以“教”出来的项目也不多，许多关键因素属于心理因素，这里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或“养成教育”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举办这类“拔尖创新”或“卓越”计划应当周密设计，在人才选拔、培养模式、教学内容与方法、考核管理、跟踪调查等方面加以全面规划。我想，举办这种“计划”的出发点应该是给这少数学生以更加灵活、更多一些选择的自由和机会，让他们能更主动地发挥自己的潜能；给他们以更多学习和工作的负担，以使他们克服更艰巨的障碍与困难而得到更大的磨炼。在学生选拔上要尽量避免按照某种固定标准（如某些考试或测验的成绩）划分等级而确定“入围”与否，以免压抑、打击具备另一些特长的学生。可以对这些“特殊班”学生采取适当流动的做法，执行过程中有的学生自己就会知难而退。教学过程要尽量少用集中优质资源开小灶、吃偏饭的“重点”方式，比如以更有名望、更加资深的教授开设程度更深的同一门课的“重点课”等，而应当以增加学生独立工作的分量为主。当然，也可采取压缩课程、提前进入研究工作的特殊培养模式。这些需要根据学科的不同灵活处理。
从目前国内一些高校的实施情况看，似乎存在着两种模式，一种是给这些优选出来的学生单独设班，从教学计划、内容和方式上都提供一套相对优质资源的特殊培养；另一种主要是提供指导教师（配备导师），在导师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进行个别指导，制订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听课或参与讨论班和科研实践。不管用哪种模式，都要避免给学生造成被选拔出来的优越感和等级感，以为自己就是重点培养的未来“杰出人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培养基础学科的研究人才，北京大学曾先后试行过理科和文科的“试验班”。其目的在于给学有余力，有志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学生以早日进入该领域作贡献的机会。基本做法是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承受更大“压力”，以经受更多更重的锻炼；主要是通过多听交叉学科课程，早期投入科学研究两种方式。对于理科学生，着重加强数理基础，拓展自然科学多学科知识，对于文科学生则主要在于打通文史哲的学科界限相互选课。这样基本上不需要额外增加教学资源，而只要对试验班配备少数热爱学生、精通业务的指导教师，给学生进行选课指导和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们在总结老北大培养模式基础上所采取的具体做法大体是：例如，对于一名学生物或地学的学生，让他去跟着化学系的学生上化学课，做化学实验；跟化学甚至物理系的学生去听数学、物理课；让物理系的学生去上数学系的数学课等。这样做，不仅他们所学课程的深度和学时都超过一般学生，而且会感受到不同专业的学习要求与思维方式的不同，从而拓宽自己的科学视野。此外，还要根据情况选修一些其他专业的课程，以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三年级学生，则分配到不同教师和研究生的研究团队参与科研工作，为此二年级末前，他们就要听取本专业研究团队的工作介绍，访问各科研组，了解相关研究工作情况，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研究方向。因此，他们的学习负担和压力远比一般学生为重。尤其是因为课程不是专门为他们开设的，经常会遇到课时冲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不可能为少数人更换课表，学生只能根据这一堂课的教学内容和自己的能力，选择听一门课而放弃另一门，该堂课的教学内容就得通过自学来掌握，但要参加相应考试。这当然严重增加了学生负担，但相应的也锻炼了学生的自学和选择能力。杰出人才要做出普通人所难以企及的成就，就必然要克服比通常人大得多的障碍和难题，上帝不会把“轻松愉快”与“杰出成就”赏赐给同一个人。在学校不经受这样的磨炼与考验，就很难为未来事业铸就刚强的意志、毅力和信心。尽管“试验班”有少数学生抱怨负担过重而退出，但大多数志愿进入的学生能够胜任愉快地坚持学习，因为他们对基础科学研究真正建立了兴趣与感情，就能以苦为甜，苦中取乐，享受克服困难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而在这样的克服困难过程中，个人的优势潜能就得以充分挖掘和发挥出来。谁也不可能为杰出人才设计出一条“顺利成长”的道路。相反，在学校给学生以适当的克服障碍和困难的锻炼，他们就会自己去闯荡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无论采取何种培养模式，教师队伍的作用是关键的。教师最主要的作用在于：（1）引领学生进入科学的前沿，为此，教师本人就必须是活跃在科学前沿上的学者，与国际前沿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系，洞察该学科发展的迫切问题及其解决方向，并能在学术团队里经常组织学习与讨论；无论如何，杰出的科学家往往是在从事杰出科研实践的杰出团队中锤炼出来的。（2）热爱学生，了解学生，能根据学生的特长和潜能指引学生选择学习和研究的方向。我国目前缺乏这样的名师及其团队固然已是先天不足，而教师负担繁重无暇顾及学生则是更大问题。何况现在高校规模庞大，生师比很高，即使教师有心照顾学生，由于人数过多，往往顾此失彼，很难全面照顾。须知当年叶企孙先生创办清华物理系，十年内就成为国内一流，出了一批物理学大师，他们当时规定每届招生不超过14名，再多老师就管不过来了。而现在很多学校生师比已经超过20:1，这对保证教学质量不能不说是很困难的了。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此外，“拔尖”或“杰出”人才不是一种类型、一个模样的，他们本身就是多样化的，而且是随时势而变化的。按照我们现在想象的“杰出”培养模式的目标要求，以某种固定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未必适合将来社会的需要，这里存在着巨大风险。因此我们不能急功近利，完全瞩望于拔尖人才的“重点培养”，而要更多着眼于全体学生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体优势和潜能。人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人人能尽其才智，就能为未来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源源不断地产生出多样化的“杰出人才”来！
最后要说明，本文讨论的基本上是高等教育主体——本科生教育问题。提高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是一个十分多元和复杂的问题，需要系统的、综合的深入探讨。造就“杰出人才”更不是高等学校单方面能做到的。但是，高校有责任为杰出人才准备好基础。我们可以为某些特定目标设计和实施一些培养“杰出”人才的特殊模式和措施，但基点仍应放在发挥全体学生的才能上。
参考文献：
[1] 新世纪教学研究所《中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发展报告》编委会. 中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发展报告（2008）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下转第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