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存浩，著名物理化学家，1928年2月生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工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化学部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执行局成员等职。现为大连化物所研究员，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理事长。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
“科技报国”成为一生的追求
2014年1月10日，人民大会堂，张存浩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张存浩有中国化学激光的奠基人、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称，长期从事催化、火箭推进剂、化学激光、分子反应动力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多项国际先进成果，业界认为他得到最高奖实至名归。
《张氏族谱》记载，张存浩祖籍山东无棣段家村，爷爷张鸣歧曾任清末两广总督；伯父张锐曾留学海外，是建筑设计师；父亲张铸早年留学美国，曾任天津化工局高级工程师，母亲龙文瑗系云南哈尼族人；叔父张镈，建筑设计大师，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总设计师；姑母张锦，是中国有机化学领域较早的女博士、教授，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姑父傅鹰，是享誉中外的物理化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1928年，张存浩出生在天津。张存浩说：“母亲虽文化知识不多，却十分有民族大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幼年的张存浩住于天津，其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华北的时候。为了抵制奴化教育，母亲忍痛将只有9岁的他送到在重庆大学任教的姑父家抚养，继续学业。
此后，张存浩又随姑父姑母往来于重庆和福建等地，伴着炮火声与爆炸的轰鸣声辗转求学。他曾几次直面生死，“天上轰炸机投下炸弹，地道里的人就那样活活被闷死”。落魄国事、动荡家情，在张存浩心中埋下发愤图强、振兴中华的种子。张存浩回忆：“记得我在福建长汀上中学时，每晚与傅、张两先生在同一盏油灯下攻读，傅先生向我谈到了祖国的灿烂文化，谈到了振兴中华，谈到了青年一代的责任，教导我一定要学好祖国的文化，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对我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内化于心、外化为行，成为张存浩生命的一部分。
1943年，张存浩15岁时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次年转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1947年至1948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化工系读研究生。1948年，20岁的张存浩踏出国门，赴美留学。他先入爱阿华州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密西根大学化工系攻读研究生。1950年8月，张存浩刚刚获得密西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朝鲜战争打响了。因在异乡感受到紧张的中美关系，张存浩不得不重新权衡自己的留学计划，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回到当时条件还十分艰苦的祖国。
一心扑在科研上，国即是家。甚至“有次回家时，刹那间把孩子的名字忘了”。豁达的夫人迟云霞至今仍把此事当成笑话叙说。“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张存浩那一代人的科研哲学。有人问过他：“你回国后，做了这么多任务性科研，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科学兴趣，后悔吗？”张存浩说：“不后悔，我回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爱国主义是应该无条件接受的。”
多次“转行”成就多项领域先驱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张存浩在北京遇到了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所长张大煜，并应邀到大连参观。在大连分所，张存浩看到了很多当时在国际上都堪称精良的先进仪器设备，认定这里是做科研的好地方。1951年春，他谢绝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4所京区高校和研究单位的聘请，告别姑父、姑母，只身奔赴大连。
当年，中国只在玉门有很小的油田，石油资源十分紧张，西方国家的封锁，使燃油形势更加紧张。为解国家急需，刚刚被分配到“燃料第一研究室”工作的张存浩，毅然接受了所长张大煜交下的任务，投身水煤气合成液体的研究中。
当时，用煤合成液体燃料用的是稀少昂贵、催化效率不高的钴催化剂。张存浩与楼南泉、王善鋆等人在短时间内创造性地研制出了高效氮化熔铁催化剂，并建立了流化床水煤气合成油工艺体系。最终，每立方米水气的乙烯及三碳以上产品的产率高于200克，超过当时国际最高的160克水平。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骤变迫使中国急需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技术，之前从未见过火箭和发动机的张存浩迅速转向火箭推进剂和燃速理论研究。他率领团队冒着生命危险在火箭试车台上做固液型火箭发动机实验，经数千次实验，先后研制出液体氧化剂喷注器等关键部件。
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国外挑战，激光成为国家战略前沿课题。1973年1月，在人、财、物匮乏的条件下，大连化物所组建了激光化学实验室，张存浩被任命为实验室首任主任。
“搞激光比搞火箭推进剂还难，主要是一无所有。资料、仪器、设备都缺，光谱仪、示波器什么的都没有。”张存浩说，为了研究这项高技术，他再一次“改行”。愈是新的、难的前沿研究，张存浩就愈不惧怕。他常说，“在科研上，一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作为激光化学实验室第一批组员，现为中科院院士的沙国河回忆道：“在他手下干事是非常有压力的，因为他非常着急，想尽快把化学激光搞上去。他也不说什么，但就是每天来检查工作，问你有什么进展。要是总没有进展的话，你自己也会不好意思的。”因为这一特点，张存浩还得了一个“张着急”的绰号。半年内，这个刚刚成立的实验室便将激光的功率从0.3瓦提升至100瓦。
当时，超音速燃烧型氟化氢/氟化氘激光器的研制在国外也才刚刚起步。他大胆选择不依靠国外文献的路子，自己独立摸索进行燃烧体系研究。在研制过程中，张存浩对科技创新有了全新的认识：“有时我们要走与外国人不同的技术路线，并不是我们想要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外国人在关键技术的应用研究上常常是把走不通的路线公布了，而把走通了的路线严格封锁起来。所以在确定研究路线时，一定要解放思想，保持清醒的头脑。”
此后，他率领团队解决了化学激光关键技术，并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连续波超音速化学激光器，其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1985年，他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的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1986年，他出任大连化物所所长，开始了“科研管理一肩挑”的学术生涯；1992年，他领导的团队又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激光器整体性能始终保持在国际先进水平。
张存浩还开创了中国分子反应动力学的研究，并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近红外化学激光的设想。而后，他又尝试利用拉曼介质与强激光相互作用，发展化学激光特定波长可变的技术。其成果被国际同行高度关注和肯定。
把最大的功劳记在别人账上
20世纪60年代，张存浩在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方面的研究已达国际领先水平。为了国家需要，他转向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火箭推进剂，何国钟成为他的搭档。他们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的多层火焰燃烧模型和理论，第一次揭示了侵蚀燃烧现象中临界流速存在的根源。这些成果，破解了当时中国亟待解决的火箭推进剂燃烧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然而，当这个项目在1968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时，作为项目带头人，张存浩将自己列在第四位，而把何国钟的名字放在了第一位。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何国钟提起往事，仍对张存浩钦佩不已。
1963年，还是助理研究员的何国钟被连升两级，工资一下子从68元升至89元，直接跳过78元那一级。这让这个“小年轻”工作更有干劲了。何国钟回忆说，当时已是研究员的张存浩“为这两级跳帮了不少忙”。
1984年，在张存浩的力荐下，当时还在中科院青海盐湖所工作的朱清时被调到了大连化物所。作为研究室主任和研究激光光谱学的同行搭档，张存浩还尽力为其争取来了傅立叶变换光谱仪和燃料激光机等仪器。在张存浩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朱清时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当年得知朱清时在将要发表的论文上署了他的名字时，张存浩拒绝了。
大连化物所研究员解金春还记得，在一次论文署名时，张存浩把当时还在读博士的解金春列为第一完成人，而把自己排在最后。解金春惊呆了，“在当时，如果换了别人处理这类事，很可能导师把自己排在第一位”。后来这篇论文还获得了吴健雄物理奖。
无论是发表文章，还是评奖，张存浩一贯“照顾”年轻人。“回顾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我常常想起那些共同工作过的技术人员。他们得到的荣誉少、待遇低，但没有他们协助，也就无法取得科研的成功。一想起他们，我就觉得特别感激，我忘不了他们。”张存浩深情地说。大连化物所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无论张存浩是担任课题组长、室主任，还是担任所长，他提出的许多科学理论和思想在取得成果和获得各种重大奖励时，他却总把最大的功劳归于实际操作的学生、部下和合作者。
中科院院士张涛回忆，早年我国在一次激光研究的规划会议上，化学激光因为“弱势”，在规划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处境。危急关头，张存浩据理力争，阐述化学激光功率易于放大、不依赖外部能源等优越性，终于赢得与会者认同，化学激光也被列入我国四大激光之一。
1991到1999年，张存浩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这期间，自然科学基金总经费增加了近8倍，先后与35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界建立了合作关系，增设管理科学学部，新增了13个资助类别。他两次上书国家领导人，最终申请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谈起这项成绩，他把荣誉功劳都归功于别人：“我只是请教了老科学家，意识到应该有个人才的资助项目，我不过是把这个想法提交上去了。”并说：“对人才作用强调，再怎么估计也都不过分。”在任期间，他还推动成立了我国科技管理部门中的第一个专业学风管理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如今，许多科技工作者都称赞张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科学家。
2002年，张存浩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金和在香港等地讲学所得的酬金，全部捐赠给大连化物所设立奖学金，以激励更多的青年学者发奋学习、献身科研、报效祖国。他所带领的团队共有8项成果先后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励，3项成果入选为“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语言技能、个人修养、音乐造诣相得益彰
早年的留学经历，赋予张存浩熟稔的语言技能，加上他良好的个人修养，让他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游刃有余。在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期间，基金委的许多文件都是他亲自修改的。他曾数次出国访问，每每在被外国科学家以封闭会议、不对外开放的理由拒之门外时，张存浩总是彬彬有礼地吐出一句：“请让我为你讲讲我们的故事。”然后他就会将中国科学家所做的研究娓娓道来。当他用娴熟的英语讲完故事后，会议的大门往往也随之向他敞开。儿子张融回忆说，小时候父亲每晚都在灯下读外文文献，并且一定会读出声来。“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父亲终于有时间陪伴两兄弟。
晚年的张存浩，每天早上7时起床读报之后，都会先给大连化物所打电话，详细询问课题的进展，然后再给试验场打电话询问激光实验进展。再然后，他会上网查找国外的科技进展、批阅学生文章。中午12时到下午3时午睡过后，张存浩会坚持绕着家里走30圈，他算过一圈是37米。晚上他雷打不动收看《新闻联播》、读书，10时左右休息。
晚年，张存浩依然坚持为年轻人批改论文，细腻到“咬文嚼字”。说起生活中的张存浩，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迟云霞“抱怨”道：“他的体质不太好。年纪大了，脑子里却总是想着科研，年轻人来找他，他都很热心，一起探讨问题，修改论文。”生活上的张存浩不挑剔，随遇而安，他时常告诉老伴不要为饭食“发愁”，“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迟云霞说：“张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但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导师。我们做夫妻没有吵过架，我们家庭是幸福和完美的家庭。”
两个儿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有建树，这让老夫妻俩感到欣慰和踏实。在张融眼中，父亲不只在光学、动力学、热力学领域目光敏锐，还热爱古典音乐，“会唱上千首歌”，还收藏着堪称古董的留声机和很多古典音乐唱片，常为拜访他的朋友即兴演唱。对于不同的作曲家、乐队、指挥家，张存浩如数家珍，听古典音乐的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正是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张存浩有着广阔的视野，张存浩的秘书说：“一次去香港做报告，他从诸子百家到文艺复兴一直讲到改革开放，将科学发展的视野放得很宽。”
如今，“中国化学激光之父”张存浩无疑已登上科技顶峰，不过他仍旧不顾年事已高，活跃在科学研究最前沿，继续追寻着他那强国富民的科学报国梦。他并不想休息，只是希望在与时间的追逐中做得再多一点。
（责编 孙礼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