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12篇）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 深化“四个平台”建设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议 省委提出建设乡镇（街道）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平台，作为完善基层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12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
深化“四个平台”建设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议
省委提出建设乡镇（街道）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平台，作为完善基层治理的XX模式。但是，一些地方“四个平台”建设力度还不够大，机制还不够完善，导致作用发挥有限，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加以推进。
一、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的成效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现有资源进行统筹和整合，形成了现实可行的、相对更优的基层治理解决方案，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一是基层治理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了组织体系的纵向打通和横向整合，形成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二是基层治理结构更加优化。实现了由条块分割、单打独斗向乡镇（街道）统筹领导、协同共治的转变，职能清晰、权责统一、功能集成、扁平一体、便民高效、执行有力的基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成型，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搭建了主框架。三是基层治理力量更加充实。以“四个平台”建设为契机，各地通过精简机关、力量下沉推动工作重心和人财物等资源向乡镇倾斜，促使政府工作围着问题转，贴牢
一线干。四是基层治理时效更加凸显。通过整合集中统一的信息平台，努力实现基层治理信息“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时效性。五是基层治理绩效显著提升。一方面，省市相关重点工作，如“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在乡镇（街道）得到了更好落实。另一方面，随着基层管理服务体系的完善，广大群众的获得感明显增强。
二、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推进中存在的问题（一）综合信息指挥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目前，XX政务服务网与省政法委建设的平安建设信息系统及省信访局主导的12345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信息系统尚未打通，直接影响指挥协调效率提升。（二）便民服务平台服务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XX政务服务网尚未完成与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卫生计生等信息系统的融合，同时其自身功能模块尚未完善，造成政务服务网上办理、跨级联办等还存在一定困难。另外，由于县级部门在下放权力的过程中往往将一些办件量较少的审批事项下放给乡镇，或是只下放初审权或者某些次要环节，制约了“四个平台”建设和“最多跑一次”改革红利的释放。
（三）综合执法平台执法效能有待进一步加强。当前乡镇政府能直接执法处理的事项屈指可数，导致“看得见、管不着”的问题普遍存在。同时，派驻乡镇的执法中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往往面临县局与乡镇实际要求不一致问题，影响了执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此外，基层的行政执法队伍一定程度存在人手短缺、人员老化、知识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缺乏实施综合行政执法的能力，阻碍了执法效能的提升。
（四）平台建设的协调性、规范性有待进一步增强。一方面，各地推进平台建设的进度存在明显差异，某些地区“四个平台”建设停留于编办单个部门主抓，统筹协调力度欠缺，面上铺开进度滞后。另一方面，平台建设推进过程中部门间分工尚未明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四个平台”建设缺乏相对统一标准，阻碍了平台功能的统一发挥。
三、深化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的政策建议（一）加快系统整合，健全综合信息指挥体系。在现阶段，较为可行的做法是加强省政府办公厅与省政法委、省信访局等部门的协调，并在网格整合的基础上拓展平安建设信息系统的功能模块，实现综治以外其他各类信息的上报，形成社会治理和网
格事项“受理、分析、流转、处置、督办、考核”一体化闭环管理机制。从长远来看，应按照“纵向全贯通、横向全覆盖、业务全流程、部门全协同、效能全监督”的要求，依托XX政务服务网建立统一的信息指挥系统，把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受理的信息及其他部门专线、专网全部纳入“一张网”，实现基层治理信息“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
（二）落实“最多跑一次”，提升政务服务的便捷性、实效性。当务之急应深化乡镇（街道）层面XX政务服务网建设，继续丰富完善其功能并整合其他条线信息系统，同时推动实体办事大厅与XX政务服务网融合发展，推进政务服务跨级联办、异地通办、网上代办，进一步提高乡镇（街道）响应群众诉求和为民服务能力，使群众不出乡镇（街道）甚至村（社区）即可办理事项。同时，县级部门在放权过程中，必须注重实效，提高放权的含金量。另外，县级部门要加强对乡镇的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并应选派专业骨干到乡镇挂职工作，提高乡镇政府的承接能力。
（三）夯实执法基础，提升综合执法的权威性、有效性。首先，要合理确定乡镇综合行政执法范围。针对乡镇政府执法权受限的问题，建议省人大和省政府尽快制定
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授予乡镇政府行使与其责任相适应的综合行政执法权限。县（市、区）行政执法机关应以派驻乡镇的执法机构承接能力为依托，按批次划转执法事项，委托乡镇政府行使相关行政执法权。其次，要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应把目前乡镇执法中队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转变为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明确执法中队业务接受上级部门领导，而人事任免征得乡镇同意、日常管理以乡镇为主。在此基础上，应根据行政执法权划转情况，相应划转有关部门及其执法队伍人员编制，并整合乡镇现有的具有行政执法和管理职能的机构、人员及财力等资源。
（四）加强组织领导，增强平台建设的协调性、规范性。首先，省委、省政府应明确各市、县（市、区）党委、政府是“四个平台”建设的责任主体，加大对“四个平台”建设的考核督察力度。同时，省级层面应完善相关部门间的协调会商机制，并加强对市县的指导力度。其次，应明确“四个平台”建设中的责任分工。除了各级编办加强对“四个平台”建设的业务指导外，建议明确政法委、组织部、政府办公室、财政、人社、综合执法、市场监管、行政服务中心等部门在“四个平台”建设过程中的指导、配合义务和责任分工，从而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四个平台”建设推进机
制和建设模式。最后，建议由相关省级部门明确和规范乡镇派驻机构人员工资、奖金的发放标准及日常管理和考核办法，使派驻机构人员能够全身心投入乡镇工作。（弘利教育）
篇二：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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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胡钦钦来源：《青年与社会》2020年第19期
基层作为国家的根本，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尤其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场大考。要从中看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分析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然而，我国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着基础组织力量薄弱、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治理手段单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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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等问题，仍需要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路径，才能不断健全社会治理相关制度，最终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一、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
（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一直以来，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关乎到党能否长期执政、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我国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有助于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把人民群众和党、国家团结在一起。基层是国家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党的执政基础是基层，基层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率越高，人们对于党和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就越高，国家秩序就越稳定。所以，这就要求扎根基层，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国家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转移，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推动基层治理创新。
（二）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加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意味着人们的需求不仅停留在对物质层面上的满足，人们对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更高水平的追求。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民主权利、健康安全、生活坏境，并且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基层作为最接近群众的地方，只有不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才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基层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家园，基层人民群众是使得党和国家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的主体，是推进国家发展进步的主体。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石。因此，只有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才能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只有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四）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以这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来说，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尤其是社区在防控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疫情爆发不久，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民众生活的各个城乡社区组织在其领导下迅速采取行动，积极做好疫情的排查工作，宣传疫情相关知识。在封城、封路等措施实施后，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巨大帮助。居民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群防群控中，巩固了抗击疫情的社会基础。基层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也成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二、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基层组织力量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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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负担过重，由于承担了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但同时办公经费不足、物资缺乏、责任重大、事情繁杂、力量薄弱而且权力受限，造成基层组织严重超标的劳动，基层工作人员往往疲于应付，上级哪个部门要求严格就赶紧完成哪个任务，真正遇到事情又相互推诿。二是基层治理层级过多导致了机构臃肿、人员冗杂，而且降低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信息的准确性，运转不灵活，从而增加了基层治理的成本，降低了工作的效率。三是基层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并且理论水平不够，思维方式陈旧，治理方式单一。而且对相关的政策理解不够到位，无法及时对人民群众进行组织和宣传。一些基层干部也常常在工作中存在惰性，在思想上缺乏主动性、积极性，进而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情况，基层留不住人才的问题日益严重。
（二）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一是应急机制不完善。首先，缺乏科学的应急预案，虽然各个地方县区都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的预案，但整体上缺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方案，不能灵活地运用。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基层组织的应急物资保障不充足、对应急操作的宣传以及培训演练不到位。最重要的是舆情应对机制不完善，有些基层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一问三不知，或者怕承担责任不敢发声。二是参与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基层政府部门在职责权限划分上存在着交叉或不清的问题，但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有限，导致社会主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三）治理手段单一
目前基层还没有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和服务不够精准，基层治理信息平台建设不完善，没有发挥出大数据的優势。不少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习惯开会、笔录的形式，存在着“基层智慧治理及利用新技术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的问题。
（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
一是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基层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自治，人民群众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我国当前的现状是群众对于政府部门或者社会组织机构依赖性太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是基层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事，自主意识有待加强，缺乏主体参与意识，也缺乏对社会治理的认可。二是基层党组织无法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缺乏强大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无法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无法凝聚起社会合力的问题。基层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问题，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的问题，多元主体之间缺乏交流沟通的问题，都导致了遇事互相推诿、缺乏责任感，主体之间力量无法凝聚。
三、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议
篇三：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
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研究
摘要：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事关乡村振兴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农村基层治理必须以党建为引领，强化组织保障，科学规范的运用民主协商机制，强化基层群众自治，突出法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多治融合，多措并举，才能更好的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农村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多治融合多措并举
一、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意义
基层治，百姓安，国家稳。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是否有效，直接决定着经济社会是否能持续发展、繁荣和稳定。同时，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好坏对国家治理体系实现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基层基础，是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治理能力和水平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事关乡村振兴大局，事关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对群众切身利益、幸福获得感有着直接的影响。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35年，加强与改进乡村治理总体目标是“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从乡村治理到乡村“有效”治理，短短2个字的增加，言简意赅地指出了现在我们乡村治理仍需要努力的方向。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很有必要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二、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另外，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期间各种利益诉求不断涌现，各种不稳定因素交织叠加，这些都使得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
势更加严峻复杂，日益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点。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和任务。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农村基层管理队伍能力水平不能满足基层治理需求。虽然现在基层管理队伍大多已按标准职数配齐，但由于人员文化层次各异，素质参差不齐，管理的能力水平不能满足基层治理需求。尤其是作为“领头雁”的村党组织书记，能力水平有待提高。
二是农村自治组织组建压力大。农村大多数中、青年人员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妇女、儿童。自治组织年龄、文化、认识结构参差不齐，自治组织组建存在“拔苗助长”。
三是群众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农村，虽然绝大部分群众在驻村干部的言传身教下有所改变，但群众的感恩意识、奋进意识、荣辱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网格员、组管委、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因为没有报酬尚未真正发挥有效作用，群众参与基层自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不高。
三、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以党建为引领，强化组织保障，科学规范的运用民主协商机制，强化基层群众自治，突出法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多治融合，多措并举，才能更好的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建强基层堡垒，推动党建引领。首先要选优配强“领头雁”。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支书。作为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头雁”，党组织书记必须具备一定的政策水平,坚持依法办事,善于做群众工作,甘于奉献、敢闯敢拼。其次要健全完善“组织网”。因地制宜成立党小组、组管委，推动基层治理向组民自治转变。再就是用好考核“指挥棒”。积极探索建立村级考评倒
逼机制，减轻基层工作压力，充分激励、鞭策各村比学赶超、增比进位。最后要激发干部“源动力”。凡荣获中央省州县表彰的村支书、村主任任职享受副科级干部待遇；县级财政投入资金，加大村民组长待遇保障，有效激发村“两委”和村民组长工作动能。
（二）注重队伍建设，强化组织保障。一是科学派驻人力下沉。鼓励机关干部到农村一线下沉锻炼，探索推进一个村选派一名第一书记或村、社区助理、配备一名警务助理以及选聘“三情”村官等方式将能人向一线下沉。二是精准推进网格管理。将农村一线作为培养选拔干部的主战场，选派干部下沉到农村，按照一个网格不超过30户的原则“化小承包”，工作触角家家户户“无死角”。三是依法组建自治组织。引导组建“寨管委”“组管委”“乡贤会”、姨妈会、红白理事会、社会治安队等群众自治组织，促进群众多形式、多主体参与治理工作。
（三）探索方法创新，助力协商民主。创新推行群众议事会、质询会、公投会的“群众三会”工作法，充分发挥群众力量解决发展中面临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一是搭建议事台，请代表“签发”。凡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集体资产处置（流转、租赁、拍卖等）、发展规划及重大村规民约的修订等重要事项，均纳入“议事会”范畴。所议事项由村“两委”商议确定或三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提议确定；再提交村民代表讨论后决议；讨论结果及时公开；实施过程适时公开。二是搭建公投台，请居民“拍板”。当在城镇化发展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征地拆迁、市场搬迁、违章建筑查处或其他重大项目等推进中遇到阻力时，若该事项涉及全镇群众利益的，由镇党委组织召开群众公投会，若该事项只涉及某村群众利益的，由村“两委”组织召开群众公投会，由群众进行表决。公投结果以赞成人数超过实际到会人数半数为有效。三是搭建质询台，请群众“开问”。为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及时为群众释疑解惑，增强行政工作透明度，每个季度至少召开一次群众“质询会”。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较多，且群众反映较强烈的村，由10名以上村民代表联名，可适时召开群众质询会。先由村“两委”主要负责人（支书或主任)就近期工作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向居民代表进行通报，再由村民代表轮流“质询”，由镇包村领导、包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组成“释疑团”负责解答释疑。
（四）创新服务机制，完善服务供给。探索县、镇、村三级共建共促共享“三级联动”，打造县级政务服务中心、镇级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站“三级”服务平台，构建“党委政府推动、部门（镇街）联动、村民互动”的工作格局。同时，全面推进农村“多中心合一”，围绕“党群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综治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党建服务中心、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农商服务中心，提高农村为民服务水平。
（五）突出治理主体，引导三方参与。一是党委政府主导。强化县镇两级党委政府的主导责任，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社区治理，通过派员下沉网格管理、选优配强村级组织、激励村干部工作动能等方式加强农村治理的队伍建设。二是社会组织推动。完成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培育壮大各类社会组织，组建各种志愿者活动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引导辖区内非公企业和各类协会等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谋发展”村企支部联建和先进村结对帮扶工作，实现村企共建、互利双赢。三是能人参与。以“共建共治共享”为载体，充分调动农村“五老”、农村致富能手、农村产业能手、辖区投资商人等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充分发挥他们“德高望众”的优势，协助村支“两委”完成“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文明传导、感恩教育”等工作任务，教育引导党员群众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
（六）坚持法治保障，建设平安乡村。一是不断完善法治设施。全面完成“雪亮工程”建设，加强“一村一警”建设，实现村有村警，学校等人员集中点有警务室，推进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农村人口的动态管理机制。二是不断加强队伍建设。组建法律服务小分队，大力开展“法治服务进农村、法治文化进院落、法治宣传进家庭、法治知识进头脑”行动，引导村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完善和推广以奖代补机制，建立依法维权和调处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农村矛盾纠纷。三是不断强化法治服务。做好农村禁毒戒毒工作，加强服刑人员、刑释人员等特殊人群帮教工作。四是不断提升法治水平。不断强化普法渗透到重点项目、渗透到中小学校、渗透到千家万户“三渗透”工作。
（七）重视文化建设，弘扬民族精神。一是党恩教育引。把“勤劳创造好日子、幸福不忘党恩情，懒惰贫穷不光彩、礼让谦和人称赞”作为群众教育的主题，通过联亲干部逐户上门动员，设置道德“红黑榜”等，引导群众感党恩、记党情、跟党走。二是传统美德倡。紧扣“法治、德治、自治，共建、共治、共享”工作主线，持续开展传统美德教育，引导党员群众互谦互让、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三是身边模范激。开展榜样人物评选和多轮次、深入性、群众性的“镇与镇、村与村、组与组、寨与寨、户与户”比武竞赛，倒逼镇、村从抓点、抓示范逐步向抓村、抓全面开花深化拓展；广泛开展脱贫攻坚自力更生户、勤劳生产户、支持公益事业户、卫生家庭等身边典型培树工作。
（八）健全村规民约，提高自治效能。一是集体事情群众议。推行“村民事、村民议”工作方式，强化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议、群众干、群众管”，不断增强自我管理的主人公意识。二是村规民约管。以感党恩为主题，因势利导植入思想扶贫、传统美德、乡风良俗等文化元素，引导居民重新制定村规、寨规。三是全民同心推。创新推进“小手拉大手·文明家家有”活动，通过教育学生影响家长知党恩、感党恩、颂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促进学生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四是民间组织促。把思想扶贫与同步推进农村治理结合起来，在强化广大群众的思想扶强、动能激发、荣辱意识教育工作的同时，注重抓好村民自治工作的模式、内涵拓展工作。五是民族文化宣。通过鼓励群众组建民间歌舞队、编撰少数民族山歌、组织民间歌舞比赛等多种方式动员群众将村规民约、自治管理、身边榜样等运用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传唱。
总之，农村基层治理必须以党建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多治融合，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多措并举，才能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篇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
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哪些突出难题
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不稳定因素使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也让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点。因此，深入探寻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意义十分重大，任务紧迫。应从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和治理机制、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化解机制等途径突破治理困境。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1矛盾纠纷不易化解。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旧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瓦解，新的利益群体和阶层不断产生，随之各种新的利益诉求不断涌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缺乏一些制度规范，也缺乏有效的实践经验，导致一些矛盾问题久拖不决。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加快，涉法涉诉、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断增多。安全防控压力不断加大。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农村的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压力不断增大。尤其随着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多，很多针对目标人群的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加之老人和儿童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有限，极易产生各种群体性问题。提供服务能力相对不足。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权利意识的增强，需要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加多样化、优质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社会服务。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受资金、人员、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很多基层社会治理机构无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人员队伍建设难度加大。就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况看，主要存在干部队伍的整体水平不高、缺乏年轻干部、工作积极性和能力素质不足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也损害了基层干部队伍的形象。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不足2
思维理念相对落后。当前，个别地区将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放在了经济建设上，而对于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缺乏足够重视。同时，在社会治理的实际过程中，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很大程度上把治理当管理，缺乏服务意识和理念，导致基层社会治理严重虚化。
治理方式创新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方式方法缺乏有效创新，运用行政干预手段过多，硬性的规定办法过多，服务机制没有完全跟上，没有做到“疏堵结合”，缺乏与人民群众交流沟通的载体和机制。同时，一些地区和部门缺乏足够的服务意识，服务水平较低，制定政策和制度的时候，并没有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导致很多治理制度形同虚设，无法落实。
治理机制尚不健全。阻碍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另一原因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导致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突出问题责任主体不清，职责权限划分模糊，很容易造成个别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导致一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化解。
突破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3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一要突出以人为本理念。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思想观念。二要突出系统治理理念。在突出党委领导作用的同时，大力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和鼓励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三是突出依法治理理念。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办事，树立法治思维，创新法治方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和治理机制。一是以党组织为引领。要切实把基层社会治理纳入到党建计划之中，努力健全基层党组织。
二要以自治组织为重点。要让村委会、社区等自治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积极引领人民群众主动进行自我管理、监督、教育和服务。三要以服务能力为保障。通过社会化方式，引导市场力量参与提供社会服务，努力培育多种社会服务平台。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化解机制。一要注重预防。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应急处置和日常管理并重，最大限度地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二要科学化解。对于一些偶发性问题，要及时化解，特事特办。而对于一些周期性问题，要制定制度和办法，通过制度来化解。对于一些长期性矛盾，要突出制度的延续性，通过持续工作，解决矛盾。三是严格追责。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并细化责任追究机制，倒逼矛盾化解，推动基层社会矛盾的科学、高效解决。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机制。一要创新服务模式。要革新传统服务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推行网格化服务模式，推动社会服务进基层、基层事务进网格、工作责任进网格。二要突出高效服务。在完善传统服务方式的同时，突出社会服务的科技化和高效化特点，努力构建10分钟服务圈等高效服务网络。三是突出服务反馈。要设立完善的服务反馈机制，及时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交流，及时掌握群众的服务需求。
不断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和活力。一要激发主体意识。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形式，逐渐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社会治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二要拓宽参与渠道。要通过村务公开和集体表决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表决权。三要科学确定公共事务。将一些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事务纳入到基层治理的内容和计划中，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篇五：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
基层社会治理存问题及建议
一、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随着此次机构改
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二、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一）提高政治站位。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
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三）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一是拓展“党建+”模式，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社区党建要融合“网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网格、大党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探索“党建+群团”“党建+社工”“党建+网格员”等工作模式，采取“群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第三方验单”的公共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至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二是创新精准化服务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目标。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精准分区分类服务管理。在扶贫、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领域，创新方式方法，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三是实现技术智能化，以科技主导基层治理。科技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用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四）强化投入保障。一是明确专项资金。要明确设立基层治理专项资金，采取项目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激励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专项资金申报审批、监督检查机制，明确资金适用范围、扶持方式、使用原则、法律责任等，通过政策导向和资金倾斜，激励各方积极参与，提升社会治理质量和公共服务效益。二是壮大队伍力量，凝聚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健全完善政法综治队伍教育培训、职业技能进修、岗位交流等培养机制，在纠纷调处、法律援助、特殊人群矫正帮扶等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建立专门性从业入门培训课程。三是筑牢基层基础，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统筹推进网格化服务、心理疏导、纠纷调处、法律服务等基层服务治理阵地建设，打造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的共建共享基层治理平台，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最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和管理。
篇六：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
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建与思考
摘要：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维系社会稳定、激活社会成长活力的重要功能。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是社会治理的根基，更是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热点和弱点。其中，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尤为突出。当前，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乡村人口结构急剧变化，“空心村”现象凸显，乡村原子化、并进一步造成村级党组织“失位”、干部闲置浪费等现状，重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突破基层社会治理瓶颈，对于国家治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非常有意义的现实问题。本文拟从以合村并组为主要着力点，从加强基层村级干部队伍建设、激活乡村党组织活力、强化村民自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探讨。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治理；村民自治；干部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治理”一词，并决定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可以看作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微观折射，但其涵盖范围更为微观，对象更为具体，关注点更为现实。从目前具备较为普遍接受度的乡村基层治理理论上来说，它指通过基层政府引导、基层组织协同配合，基层民众积极参与，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为发展创造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环境而进行的活动。它既是理论，也是实践，必须立足于乡村振兴，面向具体现实问题。一、现状与问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富起来”及城镇化建设等经济政策及行政主导对乡村的“汲取式整合”与城市化、工业化的影响，导致传统乡村的急剧衰落与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难题。（一）人口结构的失衡导致乡村基层自治组织“抛荒”严重。农民工进城务工造成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乡村多由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留守，户籍人口和常驻人口比例极不均衡，“空心村”现象日益凸显。以笔者所在村为例，因为精准扶贫，笔者在该村驻村帮扶了一年半。该村户籍共有600多人，长期在家生活的都是“三八六零”人员，总人数不足90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村级组织设置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妇联等组织。由财政供养的村级服务人员有：支部书记、村主任、统计员、监委会主任、妇女主任、计生专干、村卫生员、村保健员、村级警务人员等至少9人。加上村民组长、森林防火员、保洁员，超过20人。20多个人的服务队伍给实实在在在家生活的八九十人服务，行政成本极高，资源浪费较为严重。（二）留不住能人，建不强队伍。传统村落自然边界“原子化”，村与村之间的距离较为遥远，无法集中管理与优化资源的配置与使用，但又不得不管，导致村级干部冗员现象严重与治理效能的低下。但是，村级干部钱少事多，没几个人愿意干也是一个矛盾。有知识、有能力、有干劲的年轻人基本外出，无法选优配强村级干部队伍。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缺“建”、缺“人”、缺“学”、缺“位”、缺“钱”等现象严重，大大制约了乡村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体系与基层组织建设中发挥作用。（三）深化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协作共治。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结合目前中国实际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在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充分发挥执政党在统筹全局、大方向上的把控与引领作用之下，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提升村民自治组织治理能力与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实现多元协作共治，是创新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同时也是合村并组取得实际绩效的关键。
一是推行村干部职业化。村干部轮换快、工资低，是无法将优秀人才吸引到村级干部队伍的主要因素。撤并建后，村干部任期为3年。“一年选，一年干，一年等着换”，是当时村干部面临的现状。任期延长到5年后，这个问题得到缓解。但是，轮换快、工资低，还是无法吸纳优秀人才，调动村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充分提高工资，大力推行村干部职业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手段。合村并组后，政区数量得到减少，提高村干部工资将成为可能。以笔者所在乡镇为例，政区可以减少到一半以上，村干部数量减少后，工资可以提高80%。这样，既不会增加行政成本，由于村干部工资增加，工作积极性提高，也不会降低服务质量。
二是推进干部驻村常态化。改革开放后，在五级治理体系中，中央、省、县、乡四级衔接一直非常顺畅，上情下达、下情上报互动良好。但由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等问题的广泛存在，村级基层治理曾一度失控。搞好基层治理关键在党，关键在每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的贯彻落实情况。在毛泽东同志“把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思想的号召下，广大青年离开机关，离开学校，在农村这块广阔的沃土上战天斗地，既很好的锻炼了自己，也改变了祖国很多贫穷地区，加深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习总书记一声令下，成千上万党的好儿女再次披甲出征，在精准扶贫的战场上与群众共克贫魔，几年时间，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党的号召力、凝聚力空前提升。干部驻村常态化，是解决党的声音进万家，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手段。
三是干部能力提升精准化。“三农专家”，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治理农村，服务农村是乡村振兴的迫切要求。民选的村干部不懂经济、不懂社会治理，是村干部存在的普遍问题。院校毕业的研究生博士生不懂农村，也是下派干部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比如现在的精准扶贫，派出的干部多，但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干部少。部分村派出的工作组，形式大于意义。培养一支了解农村，愿意深入农村，指导农村工作，实现乡村振兴的干部队伍，是当前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要求。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途径：一是精准培训在职农村干部队伍解决一批；二是在县乡干部队伍中，培养一批愿意深入基层的干部队伍派驻农村；三是在部分大专以上院校设置乡村治理专业，专门培训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农村，投入乡村振兴队伍。
篇七：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
关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的建议
一、疫情防控中基层社会治理实效凸显面对突然而来的新冠疫情，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以防控为重点，以救治为前提，成功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一）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发挥战疫的统筹作用。建立健全疫情防控网络、风险评估机制，如__还建立了“早碰头、午研议、晚部署”的会商机制，统筹部署、安排、调度本辖区疫情防控工作；发挥战疫的指导作用。结合各镇各村实际，有针对性的指导下级基层党组织如何开展疫情防控，让下级基层党组织有方向、有目标、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发挥战疫的督导作用。成立专班，督导下级党组织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指挥部的各项指令贯彻落实到位。如孝昌县委派出县政协主要领导坐镇白沙，对白沙的疫情防控进行精准指导和督导，取得了很好的抗疫效果。（二）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危机生命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党员干部没有退却,勇战抗疫
一线，表现出了党员干部为了人民生命安全不怕牺牲的党员本色，带头参加宣传发动、交通阻隔、体温测量、物资代购等，还有的隔离在本地的党员干部实行“双报到”制，如隔离在白沙的党员干部22人，主动到各党组织报道，积极参加基层抗疫，他们为疫情防控在黑夜中坚守，在风雨中前行，在危险中筛查，在疲惫中战斗，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社会群体发挥防疫协同作用。各基层党组织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本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新乡贤等特殊群体作用，引导他们成为抗疫先锋。充分发挥社会群体的权威作用、影响作用、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让社会群体带头和带领群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很好的作用。如__五四村积极发挥新乡贤“五老”、市场主体的示范引领作用，为疫情防控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全社会主动配合形成快速阻隔作用。预防是疫情防控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各基层党组织立足更精准更有效防控，全社会积极参与、主动配合，从最初的粗放式阻隔到各村指定唯一通道的硬物理隔离，没有一个环节、一个举措不体现在快速、高效上。正是由于全社会参与，隔离阻断快速、高效，才能很好的防止疫情扩散，为战疫情成果取得了积极性作用。
（五）创新方式发挥宣传实效作用。在这次疫情防控的宣传过程中，发扬传统方式、创先新方式，取得很好效
果。采取新媒体宣传。通过网站、微信、短视频宣传，特别是运用支部微信群、村级微信群，制作朗朗上口的短视频宣传取得很好实效；
采取新方式宣传。通过流动音响、敲打小铜锣、“零点行动”等方式清晨和晚上宣传，宣传实效更加；
发扬传统宣传方式。村村响由指导时间播放改为全天候播放，各项防疫命令张贴全覆盖，测温家家走、宣传家家到等，从群众的配合程度看，宣传效果良好。
二、从疫情防控看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在整个防疫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很多值得肯定和推崇的做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暴露出了一些短板和问题。（一）从党组织的战斗堡垒看，有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强。自身能力不够，平时学习不足，缺乏应急事件发生时的驾驭能力和统筹能力；做群众工作方法不多，仅局限于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缺乏细致暖心的工作技巧；模范作用发挥不够，不能以身作则，缺乏以身示范的勇气。（二）从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看，模范作用随着抗疫时间的延长逐渐弱化。在日常检测方面，开始检测工作有序开展，随着时间的延长，体温检测不到位，出现登记多、测温少现象；在志愿服务方面，有的党员在志愿初期，热情高涨，随着时间的延长，志愿热情逐渐减弱，有的出现有偿志愿现象；
（三）从群众对疫情的配合程度看，存在着良莠不齐现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着极少数不配合行为，在防疫举措上不够配合。仍然存在人员聚集聊天、不带口罩、甚至聚集打麻将等现象；
在隔离点的设置上不够配合。认为密接者隔离点设立在那里，就是把病毒带到了那里，存在不支持、不配合现象；
在救灾物资分发上不够配合。少数群众对救灾的性质不理解，导致救灾物资难以发放到位，存在着发放救灾物资后，与疫情防控对着干现象。
（四）从各乡镇的基础设施看，抗疫条件严重不足。物资储备不足。存在口罩、防护服、消毒液、隔离点床被等严重不足现象；
硬件不足。在这次疫情救治过程中，充分暴露出乡镇卫生院在医疗技术设备、发热病人留观点病房、医护车辆等方面不足的现状；
医护人员及医疗技术水平欠缺。难以适应基层卫生院应急处突的技术需求和技术力量支撑，为基础卫生院分诊、救治带来新的挑战。
三、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建议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前檐和最后一公里。为了切实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体系的效能体现。
（一）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需要建立多种体制机制共存，建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党委领导机制。乡镇党委和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村党组织全面领导村民委员会及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必须把基础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把党的领导建成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保障。，建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协同机制。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妇联、团支部、残联、新乡贤参与的社会协同机制，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共建、共治、共享。建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实践表明，单纯依靠党委领导、行政执行无法有效解决处于政府治理体系末端的乡村治理问题，必须构建群众动员机制，增强社会号召力，组织调动村民的主体作用，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他们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这是村级治理运行过程中的核心机制。建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制保障机制。依法治国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制度，可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让人们在法律的保护下生活和开展工作；
引导人民自觉遵守法律，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教育人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彰显法律威严。
二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治理领导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必须增强“四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基层治理中，村级党组织应该充分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全面领导村民委员会及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组织动员群众，借鉴现代治理理念和工具，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做什么，而是如何做。
三是提升社会群体的治理协同能力。引导社会群体学习基层社会治理知识，积累社会治理经验，以真情推倒心理围墙，以坦诚架设心灵桥梁，以热心缩短心理距离，加大群众凝集力，引导他们坚持规则治理与价值引领的融合，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建立社会协同机制，发挥其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作用，加大社会群体在品行上、思想上、经济上、志向上的帮扶力度，凝聚全民形成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的共识。
四是提升基层群众的治理参与能力。紧紧依靠群众、积极发动群众、有效组织群众历来是党的政治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直接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和工作成效。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要紧紧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凝聚群众、依靠群
众，不断激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有效动员所必需的价值基础和理念认同，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主人翁作用，提什治理能力。
五是推进基层自治、法制、德治的有机统一。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要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知行合一，才能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和治理效果。要以自治激发民主活力。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践，充分体现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激发农民自治热情。要以法治推进现代治理。规范农村基层行政执法程序，将政府涉农事项纳入法治化轨道。大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法律进乡村”创建活动，培养农村“法律明白人”。要充分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问题，让农民认知法律、尊重法律、敬畏法律。要以德治引导文明乡风。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提倡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弘扬孝道、尊老爱幼、扶残助残、和谐敦睦，培育良好的村风、民风，加强和改善乡村治理，弘扬崇德向善的社会新风尚。
篇八：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
11月中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xx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认为xx市委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抓手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聚焦办好群众家门口事打通抓落实最后一公里形成行之有效的做法
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x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能解决的问题都破题了，余下的都是硬骨头。”这是记者在xx采访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作为10多年来人口增加了近千万的超大型城市，xx城市治理积累了不少原有机制“看得见、管不着”的问题，难点在基层，痛点在群众身边。
啃下硬骨头，要有新办法。11月中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xx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认为xx市委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抓手，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聚焦办好群众家门口事，打通抓落实“最后一公里”，形成行之有效的做法。
xx是如何以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它又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发现
基层创新成为改革“一号课题”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源自xx区xx镇一次“倒逼”式的整改。这种下级“吹哨”、上级各部门30分钟内应急“报到”的联合执法新机制，使14年屡禁不止的黄金盗采终于销声匿迹。
位于xx市最东端的xx镇，历史上以金矿资源闻名，虽然早已禁止开采，但在利益驱使下，仍有人上山“挖金”牟利，屡禁不止。20xx年x月，xx镇发生重大金矿盗采案件，造成严重安全事故，导致6死1伤。由于联合执法难、调查取证难、固定证据难，该案直到20xx年x月21日才二审判决结案。
血的教训就在眼前，但问题仍旧没有彻底解决。“矿难以后，镇里增加人力、物力，进行了人防、技防综合管控，即使这样，非法掘金和砂石盗采依然没有被制止住。”xx镇党委书记xx坦言，作为乡镇党委、政府，面对基层治理中的失管、失控及诸多的底线问题，也想管，也一直在管，“我们也搞过联合执法，但是由于职责不清，造成联而不合，真正是‘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叫腰腿不来，叫腿腰不来’。”
如何对症下药，根治病症？xx区委、区政府痛定思痛，深入摸病根儿：乡镇一线最容易发现盗挖盗采情况，却没有执法权；执法部门虽有执法权，但难以及时深入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更关键的是，街乡、委办局等部门条块分割，管理分散，执法既有空当，也有断层。20xx年，xx区果断决定，打破条条框框，将执法主导权下放到乡镇。在xx镇成立了“双安双打”临时党支部和指挥部，由xx担任党支部书记和总指挥，16个区级职能部门一把手任指挥部成员和支部委员。
“区里赋予了乡镇领导权、指挥权和考核权。”xx介绍，乡镇一旦发现问题，发出召集信号，各相关部门执法人员必须在30分钟内赶到现场，根据职责拿出具体执法措施，“事不完，人不走”。“乡镇吹哨、部门报到”，困扰xx多年的盗挖盗采问题迎刃而解。
xx探索的调查报告，放到了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桌上。这一年，为了摸清基层情况，市委、市政府领导一直在基层调研，仅xx区，xx市委书记xx就去了33次，大街胡同都走遍了，为了解决xx南口的堵车问题，亲自召开协调会。巴掌大的地方，x街、步行街、胡同口纠结在一起，不同的事务，分属市区街道不同层级管着，公交线路、旅游大巴、停车位、单车停放、道路秩序……管理权限分属不同部门。xx管委会对堵车原因一清二楚，然而，“九龙治水”，谁能把“九条龙”一起呼唤来共同发力呢？
“原汤化原食”，基层的问题靠基层的办法来解决。“xx探索”为xx市委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打开了一扇窗。
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20xx年x月，xx市委常委会决定，将xx区的经验做法总结提升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并作为20xx年全市“1号改革课题”，向x个区选点推广。
今年1月，x届xx市委深改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党建引领街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加强党对街乡工作的领导、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基层考核评价制度、推行“街巷长”机制等x项重要举措。破解基层治理难题，xx找到了抓手。
目前，“街乡吹哨、部门报道”改革在xx全市xx个街道乡镇进行试点，占总数的51%，在探索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有效路径、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工作上取得了初步成效。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任务。“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我们对这项工作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xx市委组织部副部长xx说，“‘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这项改革的核心就是以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为主线，牢牢把握首都城市发展规律和治理规律，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
赋权
一根针如何撬动千条线
“吹哨报到”机制的关键，是向街乡“赋权”。xx区xx街道工委书记xx说，街道指挥区级职能部门，过去想也不敢想。“哨子”交到街道手上，到底能不能吹响？如何才能吹响？是吹响一阵子，还是形成长效机制？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谁都明白管理重心下移，是治疗城市病的良药，但各个部门往往会把住原有职能不撒手，这样“一根针”如何撬动“千条线”？这个反向发力的过程，xx通过“一把手工程”和基层双向推动，经历了期盼与疑虑、磨合与配套，最终发挥出攻坚克难的力量。
改革的关键在落实，落实关键在一把手。围绕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xx亲自谋划、亲抓落实。今年2月以来，他赴基层一线专题调研40余次。下基层听意见、走街串巷看成效，成为工作常态。很快，xx市各区均成立了由区委书记牵头、区委专职副书记具体负责的专班，这个专班，重在针对运营中出现的问题，即时研究情况，抓机制完善、抓政策配套。
xx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实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新机制，街乡这个“块”与职能部门这个“条”，首先需要重新磨合。
过去，“条”与“块”对接参差不齐，解决棘手问题，常常需要上级领导亲自“挂帅”，带着职能部门去街道集体“会商”，当场拍板。这样的做法难以“常态化”运转。“‘条’与‘块’就像轮毂与链条，只有两者都动起来，才能发挥作用，不能只有轮毂转而链条不动”。
听说要向街道赋权，政府职能部门的反应不一：“权力给了街道，我们职能部门的工作抓手在哪里？还是说所有任务都由街道接盘？”
“条”与“块”的矛盾，历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仿佛是一个“结”，纠缠在一起，以致相互推诿。由于强调属地责任，职能部门通过“漏斗效应”将大量的事务“漏”到街道、社区一级，导致街道、社区越来越忙，但“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许多问题街道解决不了。
如何理顺条块关系？“赋权，首先要确权。”xx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xx说，有“清单”才有操作路径，才有后面合理的考核和评价。
xx区从顶层设计开始，对街道的定位和职责进行了梳理，形成了106项街道内设机构职责清单，明确除街道工委和办事处职责清单以及涉及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社区建设和公共安全工作以外，其他职能部门不得随意向街道安排工作，确保街道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
确权只是第一步。在确权基础上，xx区赋予街道对重大事项的意见建议权、对综合性事项的统筹调度权，制定了区政府部门派出机构人事任免事先征求街道工委意见和派驻人员考核的具体办法，完善自下而上的考核评价制度，将街道对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权重提高到30%，实现了“条条围着块块转”。
基层反向发力，在制度上有了配套，有了细化，有了保障。“吹哨报到”机制，很快显示出了它针对棘手问题“集中优势打歼灭战”的威力。
xx街道附近的xx地区是xx集中体现大国风范、时代风尚的“金名片”。但长期以来，该地区交通秩序比较混乱，特别是周边街巷胡同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十分突出。
xx大街东侧，就有一条堵车出了名的胡同——xx胡同，全长x米，主路宽x米，呈东西走向，胡同南侧紧邻xx协和医院北大门急诊大楼，胡同北侧有多个胡同小区，居住着xx余户本地居民。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每年往来观光旅游、看病就诊的人群非常庞大，xx胡同周边人流、车流密集，再加上两侧乱停车，这条胡同从早到晚被堵得水泄不通。“胡同居民自己停车也成了大难题，见缝插针都插不进去。”胡同老住户唐毅说。
“不是不想解决，根本就解决不了！”xx很无奈。
疏堵首先要禁停，一来街道没有执法权，二来xx寸土寸金，不让停，那么老百姓的车该停哪儿去？xx胡同堵了治、治了堵，始终难以根治。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下，xx街道一声哨响，众多职能部门云集，对xx胡同交通秩序进行综合整治：区交通委将胡同的路侧停车位全部取消，清除车位线及车位编号；区交通支队在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中间增设了隔离护栏，违法停车再也钻不了空子，行人有了更安全的专属步道；xx街道综合执法队依法取缔胡同中部的两辆占道房车，胡同道路豁然开朗。
最后，如何才能让老百姓的车有地儿停，又能停得起？xx街道出面，与xx周边的商业配套停车场进行协调，以优惠价格为居民提供共享车位。
“xx地区停车每个月怎么也得花费1500元到1800元，但是我们居民停车，每月就收500元。”签订了停车协议的唐毅表示，以前将车胡乱停在路边，虽然免费，但是不安全，车被划伤过，还是现在有正规停车位踏实。
只通行，不停车，xx地区正式打造成xx市首个“不停车街区”。11月初，当记者再次来到昔日拥挤不堪的xx胡同，眼前的景象已与往日截然不同。胡同中保留了4米的机动车道，旁边还有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的专用通道。胡同中没有车辆滞留，一辆辆汽车顺畅地驶过。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机制，有抓手、能落实，让我们在一线解决困难、提升服务有了底气。”xx感慨道。
在街道、乡镇行政区域内，哨声一响，应者云集，效率倍增。那么，跨行政区域的怎么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不仅仅是简单地通过‘吹哨报到’来解决某一问题，而是探索建立一套服务群众的响应机制，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努力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解决好群众身边的问题。”张革表示。
xx区xx街道与xx区xx门外街道接壤，和诸多行政区域相似，交界地带往往存在环境脏乱差问题。但由于权限不清晰，职权行使受到诸多掣肘，致使街道处于“有心治理，无处发力”的尴尬境地，生活于此的居民也颇多怨言。
在xx区与xx区交界线上，一处2000平方米的两层违建公寓楼高高耸立，1/3属于xx，2/3属于xx。该处违建自形成后，长期出租住人、无照经营等现象一直存在，尤其在上下学高峰期间交通拥堵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然而，由于违建所在位置跨区，拆除存在困难。不管xx还是xx谁来执法，违建使用者都振振有词，“凭什么拆我，有本事把这楼锯开，就拆你们属地的那半截。”
群众的诉求就是哨声。目前，xx各街乡已经吹响了“综合执法哨、重点工作哨、应急处置哨”，在此基础上，各街乡不断摸索，坚持问题导向，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
5月8日上午9点半，xx街道与广外街道吹响“联合哨”，存在多年的违建公寓楼被拆除，严重扰民的违建“毒瘤”成为历史。住在xx小区3号楼的张先生高兴地说：“这个地方经常出现交通拥堵，路边垃圾堆物不能及时清理，以后，这条路畅通了，我们心里也更加敞亮了。”
下沉
干部和职能同时沉到了基层
“部门报到”就要履职，就是要到基层一线、到群众身边解决问题。街乡的“哨子”吹响了，“部门报到”的步子如何跟得上？
执法力量到综合执法平台“报到”、街道干部任街巷长沉到基层“报到”、驻区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双报到”、通过“周末卫生大扫除”组织党员干部到现场“报到”。在实践中，xx探索出4种主要的“报到”形式，推动力量下沉。
不久前，xx区城管xx街道执法队副队长xx一行来到时代花园底商一处车行执法，1个小时前，xx街道社会综合治理执法指挥中心接到群众举报，与xx一同前来的，还有xx街道社会综合治理执法指挥中心的公安、环卫、消防、交通、食药、工商和安监7个部门的负责人。
“门前修车属于占道经营，门口绿地涉嫌铺砖，绿化带存有堆物，营业执照未迁移，目前属于异地经营。”根据群众举报内容，指挥中心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一排查，责令整改，不到半小时，处理妥当，权责分明，立竿见影。
“这事要是搁以前，街道接到举报要先召集各执法部门开会，然后再统一协调各部门时间，集中处理，前前后后最少要3天，还不一定能彻底解决问题，现在我们部门‘报到’下沉街道，3天的事情半天就能解决。”
问题的快速解决，得益于xx区对城管执法力量下沉街道的体制创新：城管执法局街道执法队实行“双重管理”机制，城管执法队员编制、档案正式移交街道。此外，还有公安、环卫、消防、交通、食药、工商和安监等部门常驻，住建委、卫计委、国税地税等部门挂牌。在街道层面，形成了联合综合治理执法指挥中心，各部门一同破解城市管理顽疾。
与xx区类似，xx各区街道、乡镇纷纷建立街乡综合执法平台，推动执法力量下沉。按照“区属、街管、街用”的原则，在xxx个街乡建立实体化的综合执法中心，普遍采用“1+5+n”模式，即1个城管执法队为主体，公安、消防、交通、工商、食药等5个部门常驻1至2人，房管、规划国土、园林、文化等部门明确专人随叫随到，将人员、责任、工作机制、工作场地相对固化，让部门报到有平台、有机制、有资源。
除了执法力量到综合执法平台“报到”，xx还积极引导街道干部到基层“报到”，全面推行“街巷长制”。在全市每条街巷设置“街长”或“巷长”，分别由街道处、科级干部担任，牵头组织社区层面的基层治理，及时发现、协调解决堆物堆料、乱停车、地桩地锁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明确了街巷长承担“知情、监督、处置、评价”的职责，建立了“日巡、周查、月评、季点名”机制，并将街巷长向全社会公示，推动街巷长去现场发现、解决问题。截至9月底，xx全市共选派街巷长x万名，招募xx万名“小巷管家”，在近xx条大街、xx万余条小巷发挥积极作用。
一声哨响，xx组委前来报道，这在以前可能无法想象。xx区xx街道高井路社区与xx组委驻地——xx仓仅一墙之隔，社区居民参与xx热情很高。借助区位优势，区里也计划将其打造为xx特色社区，但苦于没有发展思路。借助基层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双报到”机制，xx区xx街道吹响了“报到哨”。
从20xx年x月起，xx组委先后有x名部级干部、x名局级干部及x余名党员干部以在职党员身份到高井路社区“报到”。xx市副市长、xx组委执行副主席xx开设社区xx大讲堂；xxxx组委秘书长xx为社区谋划xx特色社区建设构想；xx组委的在职党员们还积极参与社区慰问帮扶、公益劳动、xx知识宣讲等活动。
“在xx组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街道确立了建设xx特色社区的目标和路径，同时通过xx特色社区的建设，促进了地区交通、环境、文化品位等整体提高。”xx街道党工委副书记xx介绍，其实哨声吹来的不仅是xx组委，“区体育局、文委、卫计委、残联等单位都积极响应哨声，为xx特色社区建设提供资源、出谋划策。”
在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过程中，xx各区积极搭建基层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党建、社区治理的平台载体，倡导在职党员走出家门、走进
社区，听取民意，服务社区。目前，xx全市x个法人单位党组织、x万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全部回属地居住地街乡、社区村“报到”。这支庞大的力量通过公开承诺、建言献策、办实事等方式，在环境整治、教育培训、政策咨询、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基层治理面对的是基层群众丰富多彩、多元多样的日常生活。家门口的树叶掉了有没有人扫，胡同里的垃圾清理及不及时……这些看似零碎的“小事”，实际上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群众的“烦心事”。
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探索实践中，xx市通过“周末卫生大扫除”组织党员干部到现场“报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背街小巷，到居民院子里与居民一起开展环境整治。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群众从“站着看”到“跟着干”，一起动手整治“脏乱差”，形成了周末一道亮丽风景线。
篇九：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
新时代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与挑战--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
TheInnovationandChallengeofthePrimary-levelGovernanceSystemReform:AnAnalysisofLocalGovernment’sPractice
作者：王尘子[1]WANGChen-zi(DepartmentofPoliticalScience,PartySchool
ofBeijingMunicipal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Beijing100044)作者机构：[1]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北京100044出版物：求实年卷期：2019年第5期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不断变化的形势使既有的城
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日益增加。近年各地围绕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功能定位、职责分工和运行方式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试点创新和改革探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改革方案。但由于体制抗力的深层影响,创新性改革举措在实现常规化运行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少阻力。有鉴于此,需要以推进城市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完善城市基层治理制度体系为着力点,推动改革在新时代真正落地生根。页码：27-41页主题词：政府治理;城市治理;基层治理;城市基层治理;地方政府
篇十：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仔细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立马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立马，影响工作实效。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
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立马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二、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仔细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一）提高政治站位。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三）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一是拓展“党建+”模式，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社区党建要融合“网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网格、大党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探索“党建+群团”“党建+社工”“党建+网格员”等工作模式，采取“群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第三方验单”的公共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至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二是创新精准化服务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目标。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精准分区分类服务管理。在扶贫、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领域，创新方式方法，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三是实现技术智能化，以科技主导基层治理。科技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
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用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四）强化投入保障。一是明确专项资金。要明确设立基层治理专项资金，采取项目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激励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专项资金申报审批、监督检查机制，明确资金适用范围、扶持方式、使用原则、法律责任等，通过政策导向和资金倾斜，激励各方积极参与，提升社会治理质量和公共服务效益。二是壮大队伍力量，凝聚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健全完善政法综治队伍教育培训、职业技能进修、岗位交流等培养机制，在纠纷调处、法律援助、特殊人群矫正帮扶等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建立专门性从业入门培训课程。三是筑牢基层基础，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统筹推进网格化服务、心理疏导、纠纷调处、法律服务等基层服务治理阵地建设，打造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的共建共享基层治理平台，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最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和管理。
篇十一：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
P> 出版物刊名：中国民政页码：-页
年卷期：2017年第20期
主题词：基层社会治理培训班民政部改革创新示范体制党组书记落实工作
摘要：8月29日至9月1日,民政部在山东省潍坊市举办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示范培训班。
篇十二：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更加
P>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基层治理机制研究摘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新时期基层治理机制发生深刻变革下的产物，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长期探索得来的成果。随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事实证明，这一形式与新时期的市场经济环境相互适应，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为农业农村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崭新的机遇。为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长足发展，未来还需要构筑起更加系统化、制度化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农村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文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基层治理机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基层治理、治理机制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重视程度也日益加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内容，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为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转型后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亟须建立更加完善的基层治理机制。其中，实现基层治理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村民自治”。这一形式中村民参与决策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切实保障了群众参与的民主性。通过长期实践表明，处理好农村集体经济与基层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实现农村经济的未来发展，也有助于更好地促进民主政治建设。
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内容与问题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广大农民为谋求发展不断探索得到的珍贵成果。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针对的是劳动联合，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主要是指以农民为中心，并联合多方利益，除劳动联合外还包括与资本、管理和技术等之间的联合，并以此形成产权明确、边界清晰的治理体制机制。
当前，全国各地基于本地发展现状，都在积极探索与其相适应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主要针对三类资源进行改革，分别是：资
源性资产、经营性与非经营性资产。首先，资源性资产主要包括土地、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类资产。针对此类资产，要率先进行巩固，建立健全资源登记制度，还未承包到户的资源性资源更要再次明确权属，有序推进确权登记工作。其次，经营性资产主要包括经营中的房屋、建筑、设备设施、资产份额等有形或无形资产。针对这类资产，可采用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方式，明确权属，并强化落实资产运行的分配与监督管理机制。最后，非经营性资产主要包括用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资产，如：科教文化、体育卫生等方面的建筑、设施、设备。针对这类资产，应当采取统一管理的运行机制，对现有资产进行清点核对，并建立完善的登记管理制度。通过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机制，针对各类资源统一确权管理后，从制度上保障农民集体资产权益，可以更加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自减免农村农业税的政策下发以来，农村经济得到了飞跃发展，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仍存在诸多难题，其中，村级债务问题由于积压年代久远，债务数额庞大，覆盖面广泛等原因，已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因此，在转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需求下，要积极应对与化解农村债务难题，响应国家扶持制度，提前做好防范预案，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二、基层治理机制的困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基层自治探索出了一条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治理机制，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时代和市场的飞速发展进步，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治理体制已无法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村委会在权责方面会受到来自乡（镇）政府的领导和干预，这一权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基层自治的发展，村级组织的行政职能与权力不断弱化，村民缺乏参与政务的有效途径且参与意识不高农村基层治理无法得到切实有效地发展。
从经济状况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突出而迅猛，农民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农村整体经济落后，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民收入不稳定等。同时，农村基层财政收入有
限，基层治理能力不足。广大农民忙于生计，无心参与农村事务管理，基层无力开展治理。面对这一困境，必须加快转变治理方式，加速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实现增收，拓宽治理渠道，才能使基层治理机制得到有效落实。
针对以上基层治理机制面临的多方面困境，农村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急需找到一条突破的道路，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应该加快构建并协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基层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能够充分发挥彼此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积极作用，共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与民主制度的快速发展。
1.如何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基层治理机制
构建基层治理机制是完善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构建基层治理机制的重要基石。一方面，应持续加强政府引导，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基层治理，都离不开政府政策在大方向上的指导，政府在宏观上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方向指导、技术支持、教育培训，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另一方面，要解除村级组织与乡镇政府的隶属关系，以农村现实环境为基础，听取村民意见建议，建立农村产业园区或农产品生产基地，采用农民自主发展的模式，逐步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的基础上，满足基层民主的需求，逐步增强村民的自治理念和整体素质，引导村民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不断完善基层治理机制。
由于中国城乡发展现状和管理体制不尽相同，基层治理机制必须要顺应农村发展现状，符合新时期我国农村发展的自身特点。首先，优化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治理运行机制，改变传统的村级组织与乡镇组织之间的隶属关系，赋予村级组织更多的自治权利与功能，从制度上保障农村实现自治。其次，加速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成资产管理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分离，对集体经济进行整理、确权以及合作化改造，建立健全现代化的资产管理运营机制，确保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三者的平衡。第三，建立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将村级组织的村务决策权和执行权进行分离，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农民参与政务的积极性，同时可以对村级干部进行有效监督。
要构建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基层治理机制，就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农村集体经济要完成转型，就必须保障基层治理机构的行政职权，培育农村公共服务社会组织，让农村基层行政单位切实担负起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重新规划基层组织的工作重点，转变基层工作内容，在村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下，努力实现村级组织部门权责明确，分工合理，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水平和基层治理能力都亟待提升。基于目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基层自治机制的发展进程来看，创新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建立健全更加民主的基层治理机制势在必行。对此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管理职能，积极引导村民参与政务决策，逐步提升农村农民的自治理念和能力，切实处理好农村集体经济与基层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帮助农村集体经济实现转型，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的长足发展建立更加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莫申容.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J].社会与公益,2019,(08):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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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阳,刘玉梅.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创新探究[J].新农业,2017,(03):51-53.
[4]陈亚辉.政经分离与农村基层治理转型研究[J].求实,2016,(05):71-78.
作者简介：郭振环（1987.2-），女，汉族，籍贯：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本科，研究方向：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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