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代的游侠
秦统一六国，游侠活动受到严厉压制。战国时代各国都力求全面控制社会，但力量有所不逮，民间社会的势力仍有很大活动空间。秦国传统比较独特，自商鞅变法以后，就形成国家强力控制社会的格局。秦地民风粗犷，文化落后，这可能是严厉的法制与耕战政策易于见效的原因。秦统一以后，把此种政策全面推向东方，焚书坑儒，以商人入市籍，迁徙东方富豪等，都属这一类举措。韩非子《五蠹》中提到的儒、侠、商几种民间人物全在秦政打压之列。《史记·张耳陈馀传》记载秦灭魏国以后，闻知张耳和陈馀都是“魏之名士”，于是“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秦为什么要悬赏捕拿这两个人，他们得罪了秦吗？没有，就因为二人是有名的豪侠，就要缉捕，逼得他们隐姓埋名逃亡异乡。以此一例，可以推想当时秦打压游侠的紧迫之势。秦王朝至二世而亡，只持续了十几年，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滥用民力，贫苦百姓不堪重负，致使陈胜起义引发全面大乱；二是压制东方豪杰，使这些人没有出路，深恨秦制，一有变乱便趁势而起。陈胜起事只是导火索，真正推翻秦国势力的，是原先东方各路豪杰。司马迁在《史记·儒林传》中说，陈胜起事后鲁国诸儒前往投效，陈胜格局并不大，“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读书文人且因愤秦压制而反，游侠豪杰如张耳、陈馀之辈可想而知。秦国速亡也可从这一面理解：战国以来国家与民间势力的发展，交错复杂，秦政进入东方以后，试图一举以国家之力镇压住社会，其力甚猛，其势过急，结果遭遇社会力量反弹而覆亡。
刘邦在战乱之后建立汉王朝，游侠势力再度活跃起来。汉王朝的君臣制度、郡县官制大体承袭秦代，但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却有很大调整，西汉游侠的活跃，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刘邦集团出自民间豪杰，虽不是替人排忧解难的典型游侠，却有游侠气息。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当然要建立体制规矩，可还是喜欢豪侠风格。有一次他路过赵国，对赵王张敖（张耳之子）简慢无理，赵相贯高等一批人是张耳过去的门客，见赵王受辱，心有不忿，打算瞒着赵王刺杀刘邦。事情没有做成，两年以后有人告发，刘邦下令逮捕赵王、贯高等人。贯高到京师以后力陈此事与赵王无关，狱官用尽酷刑，终不改口。刘邦仍不信，派认识贯高的大臣私下询问，贯高说，人没有不爱父母妻子的，现在我三族都是死罪，怎么会为了王而不顾家人？确实是赵王不曾参与谋刺计划，都是我们这些臣下自作主张。刘邦听到这话，赦免了赵王，同时“贤贯高为人能立然诺”，也赦免贯高。贯高不接受赦免，自杀于狱中。刘邦十分看重赵王手下这一批“能立然诺”的门客，把余下的人一个个都封了官。“立然诺”正是游侠风格。刘邦做皇帝以后，他那帮草莽豪杰的臣下，在宫廷里面喝酒，醉了以后相互争吵，有时乃至拔剑相击，刘邦很头疼。儒生叔孙通帮他制定朝廷礼仪，使臣下上朝时规矩肃然，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可见刘邦做了皇帝，需要确立权势规矩。但是另一方面，刘邦君臣出身民间豪杰，又多少保留一点游侠的气息。这是汉代初期上层政治的一个特点。当时许多重要的权势人物都喜欢结交游侠，如滕公结交朱家，袁盎结交剧孟。吴楚七国乱时，周亚父率军平乱，到河南以后结交了大侠剧孟，高兴地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可见那时游侠在上层政治中的势力，以及上层人物结交游侠的风气。
但是汉初游侠之兴，刘邦君臣集团的出身还不是主因，汉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才是更重要的原因。秦王朝是全面压制社会势力的，汉王朝在建国之初，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控制大为收缩，史称遵循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道家“无为”政治思想起源于先秦，但在战国时期似乎不曾作为国家政策推行，至少史书上不见记载，汉初却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汉朝最初的无为也许不是出自理论，而是情势逼迫。那时经过多年战乱，民生困苦，民力凋敝，亡秦教训就在眼前，新建的王朝不得不谨慎行事。到了汉文帝时候，“无为”就成了国家政策，朝廷有意识地少事兴作，削减开支，与民休息。文帝本人和皇后都尊黄老之学，窦皇后在文帝去世后以太后的身份（景帝时）、太皇太后的身份（武帝前期）长期影响政治。大臣中也有不少人尊黄老之学，遂使黄老“无为”学说成为这一时期国家重要的指导思想。汉初推行“无为”政治，一般史书都说到民生渐渐复苏，国家财政状况好转，另有一个重要情况却较少提到，那就是民间势力的重新活跃。“无为”政治是国家少取税，少兴作，少干预社会，让民间社会自己发展。可是民间社会并不平均，总有少数才智、勇力之士会脱颖而出。《五蠹》中说到的士、侠和商就是这类人。“无为”政治的一个实际结果，就是国家允许这些民间人物占据各自社会空间，形成国家政权与民间势力相互交错的某种结构。
武帝初年有一位叫汲黯的大臣，学黄老之学，任东海太守时，“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这位无为而治的地方官，常年在室内不出门，治事委任丞史，却对他们不苛求，只把住一些大的原则，琐事一概不问。结果一年时间，东海大治。这看起来颇为奇特，后世的地方政治，好像地方官不论能力如何，最低要求总要勤政，才能勉强使地方事务上轨道。何以汲黯“卧闺阁内不出”便能大治？除了选用吏员合适，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民间生活的种种事务，政府不必过问，此所谓“责大指而已，不苛小”。而那时民间自有一些头面人物，诸如乡里豪杰、民间领袖之类，可以出面协调这类事件。这是汉初“无为”政治推行的一个重要背景。《汲郑列传》未记此类活动，《游侠列传》却有记录。有一次洛阳有两家起仇，似有发生冲突的危险，洛阳的地方贤豪居间调解，没有成功。于是有人请大侠郭解（轵人，今河南济源人）前往调停，郭解连夜赶赴洛阳面见两仇家，最终化解了危机。郭解做成这件事情以后对两仇家说：“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这话非常值得注意。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洛阳的事情，本来应该由“洛阳诸公”出面调停解决，可是他们出面了你们不听，现在幸而听了我的劝解。但我怎能以一个外乡人来“夺人邑中贤大夫权”呢？于是他要求两个仇家先不必公布化解的消息，等到他连夜离去之后，再请洛阳豪杰出面说话，好像这事最终是由本地豪杰调解成功。司马迁记这个事，是要说郭解不肯居功的低调风格，可是我们却从中看到地方豪侠在西汉初年民间生活中的权力声望。郭解说他不能夺洛阳地方贤大夫的“权”。这些“贤大夫”当然不是政府官员，否则绝不可能调解不成，又去请一位外乡的民间豪杰。他们的“权”是什么呢？便是当时人所认可的民间豪杰出面调理地方事务的权力。这不是集权政府的权力，而是民间精英的权力，此点尤其需要注意。汲黯在东海郡“责大指而已，不苛小”，大概就是把许多民间事情，只要不造成大的危机，都可听任民间势力自行处理。 “无为”而治的一个重要含义，便是听任民间势力在仲裁社会事务中起一定作用。
这其实是战国、西汉时代游侠最值得注意的一面。可惜先秦“布衣之侠”的事迹都已湮没无闻，只有参与上层政治的荆柯、侯生一类人物的故事流传下来。《史记·游侠列传》说：“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这些西汉初年著名的游侠人物，也会参与上层政治活动，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却主要是在下层社会活动，郭解便是典型。《史记·游侠列传》记郭解事较详，其他人皆寥寥数语，是不是司马迁有意补战国布衣之侠事迹湮没的缺憾呢？郭解出身游侠世家，“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所谓“任侠”往往会杀人或犯其他罪，能否逃离官府法网要看运气。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其他诸如藏匿逃犯、剽劫路人、铸钱掘冢的事，他也做了不少。但他运气甚好，常能逃脱法网，然后遇大赦一笔勾销。游侠像家族职业一样世传，大概是当时一个较常见的情况。这些底层游侠最初大体都是一些杀人亡命的不良少年，但重要的是后来的变化，若无此变化，便不成为游侠。郭解年长以后，“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虽然仍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但是从司马迁接下来讲的几个故事看，都是郭解能公正处事，宽容待人：
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踞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可见因为“侠”的名望确立，这些从不良少年中成长出来的人物，开始注重游侠世界的节操，这是他们社会声望的保证，也是能够在民间行使仲裁、调解的权力，乃至行使复仇权力的根据。如果只有睚眦杀人的狠劲，则只是凶徒而已，不可能有“侠”的名声和民间认可的权力。郭解赴洛阳调解仇家冲突，便是拥有民间所认可的这类特殊人物的“权”。司马迁记郭解死后又有其他著名游侠人物出现：“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接着又说：“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可见游侠人物虽然可能是从睚眦杀人的经历中成长起来，成名以后却能以侠的规矩自律，不同于那些类似“盗跖”的民间凶徒。
郭解这样的人物在汉初的社会活动空间，是与“无为”政治相伴而生的。汉武帝时结束“无为”政治，郭解的活动空间也就消亡了。郭解之死便象征这一变化。武帝时，迁徙天下富豪至茂陵，郭解财富不足，本不当迁，但因为其民间声望的缘故被迁徙。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大将军卫青曾出面替郭解说情，以其家贫为由当免于迁徙，汉武帝说，一个布衣能让将军替他说情，其家不贫。这事说明，郭解主要活动在社会下层，但是与上层也有若干联系。郭解到关中以后，仍然是四方豪雄争相结交的人物。这时出了一件事：郭解的家乡有一位儒生在众人面前诋毁郭解，结果被郭解的宾客事后刺杀，宾客逃亡，事情牵连到郭解。地方官吏办理此案，认为郭解不知情，无罪。结果当时朝廷掌管刑狱的御史大夫公孙弘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以“大逆无道”的重罪判郭解灭族。朝廷族灭郭解的理由不是杀人，而是“布衣为任侠行权”，这不是合于刑律的罪名，在“无为”政治的时代，这不算罪，地方官的断案就是证明。武帝时扭转国家大政方针，改“无为”为严控，游侠的“权”就成了可以灭族的罪名。
至此，我们对战国至西汉的游侠可有一个总体了解。游侠是一些以武力、节操“行权”闻名的个人以及团伙。个人与个人之间、团伙之间有复杂的网络关系，从乡里社会可以联系到上层。国家体制中的人可以利用这个网络，但不能以体制的方式，诸如任职位、给俸禄、发命令来利用他们，而要用游侠崇尚的方式来利用他们，如燕太子丹用田光荆柯，信陵君用侯生朱亥。战国四君子是善用这种方式笼络民间游侠的人物，以至他们本人成了司马迁和班固两位大史学家认定的游侠代表。但是我们现在推想，游侠作为社会势力更多地还是在下层社会活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民间“行权”。战国到西汉这类人物一定甚多，可惜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古代文献重视与上层政治相关的事情，荆柯刺秦王名声远播。但是在战国、西汉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游侠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参与上层政治，而是在民间“行权”。他们能够在民间获得某种权力，是因为能救人急难。司马迁《游侠列传》说：“缓急，人之所时有也”。以此说明游侠的重要，燕太子丹请荆轲刺秦王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那时还不知道有多少社会中下层人物，遇到急难冤屈，无处申说，辗转请大小游侠出面。《史记·季布列传》说，“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这样的大豪侠一旦承诺，便一定会有一个交代。他们就成了替人排患解难的救星，成为一种社会势力。他们经济生活的来源，想必也与此种地位有关。战国、西汉时代社会巨变，官府虽膨胀，却不能一切都管理得当，更有许多急难冤屈本身就是官府制造，游侠人物不顾国家法度，“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就成了那个混乱时代受人欢迎的英雄。
游侠参与上层政治留下了若干传奇故事，但他们在民间“行权”却开创了一种社会势力与国家互动的模式。汉初“无为”政治，其实就是无形中培育了这样的模式。当然民间势力不止游侠，还有士与商两类人物，但游侠是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现在了解古代游侠，最应该知道的就是他们曾经承担的社会角色，而不是个别传奇故事。这种民间“行权”的游侠，西汉以后就逐渐衰亡了。
游侠的衰亡
汉武帝是西汉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他全力扭转了汉初以来政治局面，对外出击，开拓疆土，对内崇隆儒学，又任用法家酷吏加强政治控制，一改清静无为的政策。古代游侠便是在汉武帝时期走向了衰亡。
汉武帝时期，政治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对匈奴开战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汉初“无为”政治取得了很大成效，可是也隐伏了一些问题，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北方咄咄逼人的匈奴。汉初对匈奴的政策一直是怀柔，想通过和亲、送纳财物阻挡匈奴对汉朝境内的劫掠，可是效果一直不理想。如果改为军事对抗，需要庞大财政开支，则必定改变汉初以来“无为”的政策。这是一件大事，轻易难下决心，所以一直拖延下来。汉武帝即位不久便开始对匈奴的武力打击，在此后的多次征战中重创匈奴主力，收复大片秦末以来沦陷于匈奴的土地；又对西南、南方用兵，先后征服南越、西南夷等地，立为郡县，大大拓展了汉朝的版图。与此同时，对内一改奉行多年的黄老“无为”政策，崇尚儒学，又行法家政治，对郡国严加督察，要求地方官员打击豪强；经济上对商人课以重税，把盐、铁、酒等重利行业收为国家专营。这些内政、财经政策出台或有另外的原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这些政策，无以聚集国力，难以实现对外全面用兵。所以汉武帝时的对外战争，特别是对匈奴的战争，是导致那时政治、社会局面重大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武帝时政策扭转，不再任由民间精英占据社会活动空间，而是严厉打击豪强。“豪强”这个词，史书描述汉代地方人物时常会用，给人印象好像是一些为非作歹的富豪。实际上汉武帝时的政策是打压一切有影响的民间人物，不论是否为非作歹。只要在民间社会有影响、有声望，并形成某种“权”就要受到打击。正如公孙弘代表武帝政府判郭解重罪时说的那样，“布衣为任侠行权”就是重罪，即使郭解自己没有杀人，并且不知情，也被判灭族，因为事情是由他在民间的“权”引起，这是官府最不能容忍的。司马迁《游侠列传》在讲述完郭解故事后，特别列举了当时的两类人：一类是与郭解相似的“关中长安樊仲子”等人，“虽为侠，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一类是“北道姚氏”等人，“此盗跖居民间者耳”。司马迁意思很清楚，第二类人不是真正的“侠”。汉武帝时打击豪强，决不只是针对第二类人，而是包括第一类人在内。《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当时一个叫王温舒的人任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他在河内郡打击“豪猾”，转相连坐，犯罪的有千余家，上报中央定罪，轻者死罪，重者灭族。报请以后二三日中央即批准，河内郡大肆屠戮，流血10余里。可知王温舒这样的酷吏严刑打击豪强，只管株连，而这样的做法是得到朝廷大力支持的。王温舒受到武帝嘉奖，于是他的严酷风格推及其他郡国，“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可以想见，在当时各郡国的大镇压中，有许多类似郭解这样的人被消灭，即使侥幸漏网，也不再有此前民间“行权”的空间。此外，汉初上层政治人物喜欢接纳宾客的风气，也因武帝猜忌大为收敛。有人建议大将军卫青“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卫青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招揽宾客是游侠的重要特征，卫青位高权重，也不敢随便招揽宾客，可以想见那时上层风气对接纳游侠的变化。
武帝时受到沉重打击的另一类民间精英是商人。西汉初年“无为”政治时代，民间商业有重大发展，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那时已经形成全国性的民用商品流通网络和一批重要的商业都会。汉武帝的财经政策，以重税、告发瞒产等严苛手段压制商人，导致中等以上商人全部破产，盐、铁等重要商品转由国家垄断。汉武帝时对民间商业的毁灭性打击，对中国社会有长远的影响，其意义超过游侠衰落。这一问题已有许多相关研究，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要说明，汉武帝时期游侠衰亡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一个更大社会变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汉武帝以后，按《汉书·游侠传》的记载，还有游侠人物活动。但是班固所记录的这些西汉后期游侠，竟然大都是官场人物，只是行事风格有一点类似游侠，如召宾客、痛饮酒之类，与司马迁所记西汉前期的游侠大不相同。如果让太史公来选择，这些人可能大都入不了《游侠传》。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西汉后期的游侠，已经很少有民间“行权”的活动记录，而这种活动正是西汉早期游侠的灵魂。东汉以后，历代史书不再立《游侠传》。当然不是说这类人物自此完全消失，史书中还常能看到被称为“游侠”的人物在活动。但是后世的游侠已经不能与战国、西汉时代相比，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他们没有那种在民间替人出头排忧解难的行事风格，大体是在聚集宾客、结交报仇、使酒任气、豪迈倜傥这些方面类似古代游侠，也许可算是游侠传统的变相延续。可是古代游侠最重要的精神丧失了，那就是以名声、节操、人际网络为资本形成公开的社会势力，在民间社会中“行权”。后世还有江湖人物似乎有些游侠风格，但是江湖是一个暗社会，里面聚集的人物彼此或有时会注重义气，但他们绝不会公开在社会生活中承担排忧解难的职责，民间社会也不认为他们有这样的“权”。他们是边缘社会的豪杰，不是正常社会的一个阶层。看《水浒传》的描写可以知道这一点。
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转型在汉武帝时代终结。从表面看，这个转型似乎是在秦始皇时代结束，因为秦始皇建立了统一帝国。可是转型时期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最后解决，就是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关系如何确定。秦王朝全面镇压民间精英，建立了一种国家控制社会的范式。可是秦二世即亡，汉初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又重新调整，如果不是汉武帝时期的翻转，这种调整也许能建立另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如果那样的话，中国古代的民营商业传统、游侠传统，都有可能在进一步发展中自我调整，变成中国后来历史中重要的社会势力和文化因素。汉武帝时期的政治转变消灭了这种可能。汉武帝推崇文治，这一点与秦始皇不一样。但是建立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格局则大体一样。汉武帝时期何以有这样的转变，终止国家与社会建立合作关系的尝试，其中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史学界也有不同看法。但是无论如何，对付匈奴的外部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汉武帝为了解决匈奴问题，建立了一个国家强力控制的政治模式，开疆拓土建立了一个伟大帝国。但从长远看，这一转变也让中国社会付出了很大代价，就是民间精英的全面萎缩。中国自秦汉以后，就建立了一个国强家弱的社会模式。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许多严重问题都与这个模式密切相关。这个模式是秦始皇建立的，汉初有一个重新探索的时期，直到汉武帝时才最终确定下来。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一直有不同看法，从游侠衰亡的角度，尤其从民间商业衰落的角度，可以对此问题有另一种认识。
古代游侠衰亡了。游侠文化没有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只是以散碎的方式延续到后代。重朋友、信义、名誉，倜傥豪迈，勇于任事，不畏强权等品格，为世代中国人民所喜爱向往。虽然后世没有发展出一个类似欧洲骑士或日本武士那样的社会阶层代表这种文化，但是各个领域的英雄和卓越人物，身上都会不同程度地展现这个文化传统的光辉。唐代以后以“侠客”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则把这个文化传统变成一种文学叙事的传统，发展到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更是大放异彩。许多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爱读优秀的武侠小说，不仅是因为精彩有趣，更是因为里面的人物表达了古老游侠文化在中国历史中沉积多年的英雄理想。（完）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