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吉林市图书馆所藏柯维熊校本，汪谅刻本《史记》为馆内十七种国家重点保护珍贵古籍之一，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名家藏书印鉴累累，丹铅批跋满卷，笔者依据所钤印信、书中题跋，笔者试探讨本书递藏源流，探究其文化内涵以及其文献价值。
关键词：《史记》 藏书家 吉林市图书馆 递藏 柯维熊
《史记》成书已近两千余年，经过历代传抄翻刻，形成了复杂的版本系统，现存最早集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以及张守节正义三家注于一身的版本为南宋黄善夫刊刻《史记》。在明代翻刻《史记》版本均依其版本覆刻比比皆是。首先，正德十二年（1517）廖铠据“黄善夫本”翻刻，此本刊刻数量较少，新刻本呼之欲出。至嘉靖年间，相继出现了“嘉靖三刻”，首刻：嘉靖四年至六年（1525-1527）金台书商汪谅刊刻，由莆田柯维熊校正，故称之为“柯本”；二刻：嘉靖四年至六年（1525-1527）震泽王延喆覆刻，此本有少量补刻页，称之为“王本”。三刻：嘉靖十三年（1534）明王室秦藩王朱延焯刊刻，世称之为“秦藩本”。
“嘉靖三刻”之中，后世以“柯本”为最佳，现今大多收入公藏，吉林市图书馆所藏《史记》一百三十卷“明莆田柯氏仿宋版”，定名为“明嘉靖四年（1525）汪谅刻本，万历三年（1575）北京国子监补配刻本”，此本与现存国家图书馆（国图）藏“柯本”《史记》此本一百三十卷来自三个版本系统，存在装订顺序不同等问题；韦力芷兰斋藏“柯本”《史记》为残本，仅存18-27，、88-112，吉林市图书馆藏“柯本”相对完整，能见到“柯本”《史记》整体风貌。
此本属于补配本且情况复杂，李致忠先生，翁连溪先生、刘蔷女士认为此本属于天禄琳琅藏书，而有些学者则对此存否定态度，此本因此多为人所关注；根据递藏情况来看，此本为诸多名家所珍藏，笔者试探期间递藏情况，探求其流传情况，了解明清“柯本”《史记》流布情况。[1]
一、本书概况：
1.刊刻、校正简介
校刊：柯维熊，字奇徵， 莆田人，正德十二年进士，著有《石庄集》。
刊刻：金台汪谅，见嘉靖元年汪氏翻刻之《文选》一书，其目录后广告云，“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由是知汪谅乃京师金台书铺的主人。
本书前有嘉靖四年（1525年）费懋中“题新刻《史记》”，目录后有“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台汪谅氏刊行”双行木记，卷端下题“莆田柯维熊校正”，卷末嘉靖六年（1527）柯氏后跋云，“京师汪氏子得《史记》旧本，欲翻以布，属余校正焉”，所以一些书目通称汪谅此刻为柯本。后世多以其刊刻精良，内容准确而著称，柯本序言所载“逸求诸家旧本，参互考订，反复数四，焚膏继晷，历两岁而始就，视陕西之刻尤号精绝……”，足可见柯氏其用心深也。叶德辉、毛春翔等人都赞汪谅此刻为明代精刻之一， 顾廷龙、潘承弼合编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也将其列入明书林（ 坊刻） 本之佳品，同时书商多次以此本作假，剜去版心，做旧处理，以充宋版出售，足见其直追宋本品质。
2.钤印、朱批
首册首页钤方印五枚，自下而上分別为：1.白文“煙客”；2.白文“王時敏印”；3.朱文“長白敷槎氏堇齋昌齡圖書印”；4.白文“獨抑鬱而誰与語”；5.朱文“皋文張氏藏書”；第三册及后数册首頁自下而上钤有朱大韶藏印一组三方：朱文“唐室分封肇姓皇明科甲世家”、朱文“天然图画楼收藏书籍記”以及半白半朱文“文石朱象玄氏”；自左而右钤有：白文印“天禄继鉴”、朱文印“乾隆御覽之宝”。第一函第三册十四页钤有：“天禄琳琅”及“乾隆御览之宝”印。末頁有明潘允端藏印二方：白文“御史大夫章”和白文“潘允端印”。第二函第三册至第二函第六册、第四函第八册至第七函第六册、第七函第八册、第八函第五册至第八册增一方白文“衣奚玄谷”。第一函第二册、第三函第二册至第四函第七册、第七函第七册、第七函第九册至第八函第四册有朱批，无钤印，第七函第二册有邓邦述（正暗学人）书跋，概述其购书经过，钤朱文“正暗审定”。封皮处有“1963”、“1980”、“2009”三处普查印。[2]
3.格式、装订
此书原书共计六十册，重装后为六十四册，其为两“柯本”合配而成，卷六十四、六十五配补明万历南京国子监刻本。卷四十二“弃疾弑其君”后缺失，卷四十三“时伐戎”前缺。柯本框高20.9 厘米， 广13.1 厘米，开本26×18厘米； 白口卷端大题字小偏右紧接小题， 卷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 即《史记》二字在本纪、世家、志、列传等小题之下。 小题与大题上下不分开， 且白口卷端大题字小偏右紧接小题，中间一墨印圆圈， 小题大字， 大题小字偏右题“史记卷之几”，较他本多“卷之”二字，且“史记卷之一”始于三皇本纪，较之“嘉靖三刻”他本，三皇本纪下不题“补史记”。
综上所见，此本《史记》为补配本（亦可称之为“百衲本”），其中“天禄琳琅”、朱大韶诸印、潘允端诸印、 “衣奚玄谷”等根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载清宫旧藏本相比，缺少白文“旅谿”、朱文“快阁主人”、朱文“清白堂印”，若为同一本，则疑应为此本改装时丢失，同时也缺少“天禄琳琅”藏书特征的“大三玺”，即“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三印。（后称“天禄琳琅本”）而另一系统为王时敏、富察昌龄、张皋文等人所藏有的过录明代大儒点评《史记》资料。在吴慈培入藏时已经变成现今所见版本，全书已经过重新装订，按邓邦述书跋所见，应为书商所补配。
二、过录本流传情况
此本所钤名人印文以及其他版本相互对比可以得到一条比较清晰的递藏脉络，由明至清分别是：朱大韶—王时敏—富察昌龄—张惠言等四人，而从张皋文至吴慈培处中间几十年未见流传印记，难以推测，其中朱砂批跋为“过录本”，即根据当世所存当世名士点评《史记》资料抄录，全书抄录未见批注者姓名，根据笔记难以推测记录着。现根据所存资料，笔者整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探求本书递藏经过。推理其递藏情况如下：
王时敏——富察昌龄——张惠言————
|
|
朱大韶——潘允端——清宫秘府所藏———吴慈培——吉林市图书馆
1.王时敏（1592-1680年）
本名王赞虞，字逊之，号烟客，又号偶谐道人，晚号西庐老人，南直隶苏州府太仓人，明末清初画家，大学士王锡爵之孙，翰林编修王衡之子，“四王”第一代人。王时敏在是“清初四王”之一，其艺术成就较藏书相比更为著名，作为书香门第，亦有藏书之癖，同时作为官宦世家，三世为官，祖父王锡爵为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家本富于收藏，对宋、元名迹，无不精研，其父王衡亦然。王时敏家族昌盛，太仓太原王氏家族从王时敏祖父王锡爵起，到王时敏第八子王掞、长孙王原祁，五代之中共有十人进士及第，簪缨不绝。就钤印情况来看仅见王时敏“烟客”、“王时敏印”二印，为王时敏所藏。 [3]
2.富察昌龄（约1700—）
字晋蘅，号堇斋，别号敷槎。富察傅鼐之长子、曹寅（楝亭）之甥。雍正元年（ 1723 ）癸卯三月顺天乡试中举人。不久改庶吉士。雍正三年（ 1725） 乙巳四月十日，散馆，授翰林院检讨。累官至翰林院编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所载： “丰沛从龙诸子弟，亦知注墨与流丹。汰除羸卒论精骑，富察终教胜纳兰。”，可见其所藏胜于纳兰性德的通志堂。藏印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谨斋昌龄”“晋蘅”“稻香草堂”“堇斋收藏印”“聚星堂藏书”“墨香亭”“墨香堂书画”等藏书印。
富察家族自父辈便是书香门第。富察昌龄勤于抄录，据《清稗类钞》所载：“性耽书史，筑谦益堂。丹铅万卷，锦轴牙签，为一时之盛。通志堂藏书虽多，其精粹蔑如也。卒后，遗书为礼亲王所购。如宋末江湖诸集，多堇斋手抄。另外又有李文藻所著《南涧文集琉璃厂书肆记》所载：“乾隆己丑（1769）……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等记载。由此观之，此藏书流传至昌龄，于乾隆年间应已流散。王氏家族五代簪缨不绝，在京任职子弟众多，在北京的富察氏家族生活范围相交叉。笔者猜测此本流入富察氏手中方式有二：一为昌龄收购，昌龄性嗜藏书，此为名家所藏，故备加珍爱。二为其父所藏，傅鼐与王原祁年龄相差三十岁左右，傅鼐为雍正贴身护卫，后为封疆大吏，又有藏书癖好，入藏此本。据钤印情况来看，富察昌龄为第二任拥有者。[4]
3.张惠言（1761～1802）
清代词人、散文家。原名一鸣，字皋文，一作皋闻，号茗柯，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嘉庆四年进士，官编修。少为词赋，深于易学，与惠栋、焦循一同被后世称为“乾嘉易学三大家”。依《张皋文墓志铭》：“时大学士大兴朱文正公珪为吏部尚书，以皋文学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官、武英殿协修官，盖皋文前后七试礼部而后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馆，奉旨以部属用，文正复特奏，改授翰林院编修。”
张惠言为饱学之士，藏书颇丰。而在李文藻《南涧文集琉璃厂书肆记》所记，1796年昌龄藏书已经在琉璃厂书肆可见，张皋文获得此本，应为昌龄流散藏书。据钤印情况来看，其应入藏此本。
根据以上材料，王时敏为所知第一任所有者，参见《王烟客全集》并未有此书著录。由明至清，至富察昌龄前并未见他人所藏证据，昌龄热衷藏书，去世后散出，张皋文收藏此本，后未见著录。
按《书林清话》：“嘉靖三刻”之中，莆田柯维熊校本为最佳…”，此本使用功能极有可能大于收藏功能。书中见多数页有墨笔批点以及朱砂过录，可见其学术价值与使用价值较强。同时王时敏家族（其父王衡曾为翰林院编修；祖父曾为内阁首辅）、富察昌龄（曾任翰林院编修）、张惠言（曾任翰林院编修）。以上藏家均与编修史书有关。同时“过录本”品相较“天禄琳琅本”差，保护情况欠佳。由此观之，“过录本”《史记》为藏家使用大于收藏的史书。
三、天禄琳琅本流传情况
此本史记见著录于《天禄琳琅后编》卷四第一篇，所少著录藏书印三方，分别为白文“谿旅”、朱文“快阁主人”、朱文“清白堂印”。此本先由潘允端所藏，后流传至清宫，“天禄琳琅”所著录错证为宋版《史记》，其卷端凡“莆田柯维熊校正”处皆被剜补。第一本目录最后一页被裁撤。朱大韶、潘允端诸印皆在割补后所钤。笔者根据其所钤藏书印，笔者记录其流传情况。
1.朱大韶（ 1517—1577）
明代松江府华亭（ 今上海松江） 人，字象玄，号文石，曾官至翰林院检讨、南京国子监司业，明代藏书家。其伯祖父朱恩，号旅溪，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祖父朱宪，号横溪，曾官任南天策卫经历，人称“经历君”，父朱良讽，号馀山，为南监太学生，屡试不第，未曾仕宦。据《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徵录》卷七十四所载《南司业朱文石公大韶行状》，其父馀山公就读于南京国子监，尝携大韶随行，国子监皆称道。嘉靖二十六年（1574年）朱大韶中举进京，被遴选为庶吉士。
2.潘允端（1526～1601）
字充庵，上海松江府人，其父潘恩，字子仁，号笠江，曾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为供养其父建豫园，据《阅世编》所载：“启、桢之间，潘氏始衰”，潘氏拥有豫园仅二十四年，潘允端卒于万历二十九年，身后家道败落，园林转于范氏，藏书未见著录。据钤印情况来看，潘氏应入藏过此本。
3.深藏内府
1744年（乾隆9年），乾隆帝下旨搜罗宫中藏书，据《天禄琳琅书目》所载，大都来自武英殿、东西廊书库，前为康熙修书藏书之处。共计429部（宋版71部、金版1部、影宋抄本20部、元版85部、明版252部），收貯昭仁殿，并赐名为”天禄琳琅”。并按照年代、版本、经史子集顺序，编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又称《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共计10卷。并且在选定后不断补入。但其后昭仁殿不慎焚毁，藏书尽毁，仅存《天禄琳琅书目前编》书目，现存均为乾隆后期、嘉庆补入。
嘉庆帝为恢复藏书规模，命编修彭元瑞等人再搜求检阅，共得善本664部，编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20卷 ，虽较《前编》体量更大，但存在较多伪本。此本著录于《后编》第四卷第一本，可见此本收入内府，直到清末。
4.流出清宫
清末同治年已经有天禄琳琅所藏内府藏书遭宫人监守自盗，流传至宫外。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所记民国六年（1917年）赏奇斋收购宋元本藏书若干，欣然求见而不得见，遂疑“其来路殆不可诘也”。可见当时已经有藏书流出宫外。书贾为消弭证据，裁剪前后副叶天禄琳琅诸玺，民国六年二月袁克文于《寒云日记》所载其购买《诗人玉屑》、民国七年傅增湘于《古籍善本经眼录》所载明刊《李太白诗》均是如此。“柯本”《史记》若并非作伪，则情况应该与之相同。
根据以上资料，由朱大韶其家族所见，累世为官，书香世家。柯本《史記》刊刻于嘉靖四年（1525年）北京，就其钤印情况来看，朱大韶生卒年、活动地点与之相吻合，朱应为此本第一任主人。朱大韶为翰林院检讨，编修国史，晚年的朱大韶耽意于收藏古籍，对宋版书尤为痴迷，柯本为覆宋本，经遭割补后，朱大韶误以宋本收录。[5]
潘允端于上海松江地区，朱大韶晚年于苏州，地理位置较近。有《玉华堂兴居记》传世，记载其日常文人唱和、交友盛况，此书仅存手稿本，为上海博物馆公藏，长期为私人所占有，由此二者有无联系，现尚未可知，潘允端嗜书如命且家族富极一时，潘氏亦误以为宋本入藏，但其去世后此本亦不知所踪。后入秘府深藏。
四、百衲本《史记》流传情况
1.邓邦述（1868-1939）
字正闇，号孝先，近代诗人、藏书家。江宁府（今南京）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进士，授予翰林。1901年为端方幕僚，帮助其收购“八千卷楼”藏书。。1906年考察回国定居北京。1907年任吉林民政使，期间与吉林提学使曹广桢等人筹划建立吉林图书馆，并获得御赐朱批，见诸于《盛京日报》。1911年辞官回北京。后移居其祖籍江苏吴县，自号沤梦老人、群碧翁。筑群碧楼藏书将近四万卷，其中有一千余卷则为宋刻本。其先后编著注录收藏目录四部，《双讴居藏书书目初编》、《群碧楼书目》、《群碧楼善本书录》、《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以及《书衣题识》等。而据《群碧楼善本书录》、《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记载，并没有此本著录。
邓邦述在此本史记上作题跋，所述此史记购买情况，其原文如下：
史记刊本，以明代震泽王氏、莆田柯氏及秦藩三本为善，盖皆仿宋刻也，然三本字体不一，刻手以秦藩为次，而柯本又较王本为佳。余初得王氏本，继得柯氏本，其印手比之王本高出数倍，而王本书中木记尚有未尽剜去，柯本之莆田柯某校正一行，全书凡卅余处皆一一剜尽无余，则以书贾遇此两本往往黤纸使旧以充宋本。诸家书目言之极多，不足奇也。此本去腊在京师闻书友言，乃合王、柯、秦藩三本而成者。归与佩伯道兄言之，佩伯大喜，以为不得百衲宋本即得百衲明本亦复自豪，促余绍介归之，今年十二月重至都门，以银饼九十枚收之，细加翻阅乃知，实非三本而以两柯本配成，中阙一卷则以监本补足者。佩伯欲以百衲自夸，竟不可得，然较之余昨所收，价乃减三之二矣。此两柯本一有批字，其柯氏刊款皆未剜去；一为天禄继鉴所收，则当时亦误认为宋本。故柯款并无存焉，书贾作伪自昔已然，考之天禄琳琅目中可覆按也。佩伯既喜得此书价廉于我，而实因余介而得之者，出此册属余记之如此。庚戌三月正闇学人——“正闇审定”
2.吴慈培（1884—1915）
晚清藏书家。字佩伯，号偶能。云南保山人。清末时官至直隶候补道员。民国初年，曾与傅增湘、章钰、邓邦述等藏书家同居于天津，互相访书、鉴定古籍等，傅增湘记其“与保山吴佩伯慈培互结丹铅之约，邮筒往还，殆无虚日”。其影写宋本书尤为精雅，现仍为人称道，著《慈培书目》现存七册，史部不见著录，所以无处可查其。其一生较为短暂，民国五年（1916）初，吴慈培病逝于天津，年三十有三，此年其藏书遗散。
五、吉林市图书馆
吉林市图书馆正式始建于1909年，经清帝御批所创建，时称为吉林图书馆。
吉林市图书馆古籍部藏书来源主要有四个方向：一、宣统三年（即1911 年）五月七日，吉林城发生大火，吉林城三分之二尽被焚毁，图书馆亦未能幸免，全部图书焚烧殆尽。民国以后，市政在省城魁星楼南胡同中重新建造图书馆，并将之更名为吉林省立图书馆，吉林巡按天下广收图书，其后图书馆遭火焚，又急需补充，“官纂及经官审定为坊间通行之书”皆在收集范围，大量藏书补入，由全国公立单位调入；二、建国前馆方于南方地区采购，“柯本”是否在此时购入，由于当时文献资料缺乏已不可考；三、由私人捐赠，私人捐赠大部分为“吉林三杰”宋小濂、徐鼐霖、成多禄捐赠，另外有零星他人捐赠。
根据入藏情况来看，此本第一册见“吉林省立图书馆藏书”，且并未见吴慈培身后的近现代藏家姓名，由此可得第二种情况为此本入藏途径。“柯本”《史记》自吴慈培去世后流传民间，辗转进入吉林市图书馆保存至今。
综上，“柯本”《史记》仍存较多疑问：首先，“柯本”所钤“天禄琳琅”印所用印泥色彩发暗，钤印位置有些不同，较他本有一定区别，待考；其次，“快阁主人”“清白堂印”“衣奚玄谷”主人现今难考；第三，已知藏家资料较少，具体入藏情况仍需深入考证，过录者仍不可考。此本《史记》尽管存在众多问题，但其递藏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本仍为我国不朽的文化瑰宝，其背后的文化价值、版本价值、历史价值仍需更深一步的讨论，为深入研究“柯本”《史记》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撑。
参考文献
[1]刘蔷.天禄琳琅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柳向春、宋飞.宋本《白氏文集》递藏源流述略[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总64期）
[3]陶诗媛.清代富察氏家族文化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冯方.满蒙藏书家考[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第35卷第6期.
[5]杨嘉祐.明代江南造园之风与士大夫生活——读明人潘允端《玉华堂日记》札记[J]图书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