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十五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圈地运动，是将分散的小土地经营整合为大规模的农场经营的运动。它给后世或他国进行传统小农业的商品化、农场化改造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本文着重从当时的市场可行性，英国贵族地主土地观念的更新，以及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三个方面，论证了圈地运动成功的原因，并从中揭示出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 英国圈地运动 历史经验 成功
一、市场可行性
英国十五世纪末以前的农产品生产，几乎全是由小农来生产的，土地经营主要还是分散的小土地经营，大规模的圈地仅仅是个别现象而已；农产品的市场供给本质上具有小宗性。这样的生产与供给是难以应对农产品市场骤然增容或不断扩大的需要的。因而，到十五世纪末时，随着国内外呢绒制造业的大发展，市场上出现了羊毛短缺、羊毛价格高升的现象，并使得“饲养羊比种植谷物能获得更多的利润”［1］117。这就为英国农村开始一场圈地兴办规模化、专业化的商业性牧羊场运动提供了市场基础。在此背景下，一些贵族地主积极地开始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并取得了最初的成功。
进入十六、十七世纪，在“价格革命”，以及城镇和工商企业发展的作用下，羊毛等畜牧商品的市场价格继续走高，如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羊毛价格相对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而言，同比增长了319%［2］35,37；与此同时，粮价上扬也变得格外醒目，仅在1510—1580年，英国粮食价格就攀升了3倍［3］331。粮食、羊毛等农产品价格的扶摇直上，既反映出其市场供不应求态势的加剧，又反映出其市场利润的日益丰厚，这就为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农村圈地运动的继续进行提供了持续的市场可行性。英国部分贵族地主正是利用这些市场机遇，将圈地运动推进到了发展阶段，并同样取得了该阶段土地变革的成功。只不过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圈地运动，已失去了最初的只建设牧羊场的单一性。
到了十八世纪，英国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特别是由于工业革命的进行等因素，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大，伴随而来的则是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进一步持续上涨。十八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每夸特（quart的音译，1英夸特=1.137升）小麦的价格在29—37先令之间，到七八十年代则升至50先令左右［4］48，1813年更狂涨到109先令。这就逐步为全英国农村范围内大规模兴办生产粮食为主的大农场提供了日益充足的市场基础。英国各地那些尚未圈地的贵族地主们，纷纷抓住时机，以兴办粮农场为中心，不断掀起越来越大规模的土地大农场化改造的热潮，并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将圈地运动推入了高潮阶段。据估算，1455—1607年，英国34个郡共圈地516573英亩［3］275；1700—1760年，共圈地312363英亩，而1761—1801年则圈地3180871英亩［5］149。1799—1815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圈地运动的速度与规模更是达到了极点。经过高潮阶段，圈地运动的历史任务在英国得以基本完成。到1830年，英国已没有一个郡还有很多的耕地有待圈围了［6］559。1876年，英议会通过法令，禁止圈地。圈地运动最终胜利结束。这样，英国农业由原来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小农业，变成了面向市场运作的大农业。
通过上述史实可以清楚地发现，英国圈地运动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其每一阶段的变革，都是在有着市场可行性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这就表明：要对传统小农业成功实施农场化改造，其所有变革步骤均须以具有市场可行性为前提。此乃圈地运动留下的主要历史经验之一。
二、贵族地主土地观念的更新
在早期的封建社会里，英国贵族地主的土地观总是与生活资料、封建特权、封建义务相联系。然而，十四、十五世纪的领主收入危机，使收取货币地租的英国贵族地主们产生了对金钱的崇拜。所以，当十五世纪末大规模地兴办牧羊场变得特别有利可图的时候，一些敢于冒险进取的贵族地主，特别是与市场联系较密切的乡绅等人，进一步从中认识到了集中成片的土地也可趁机用来作为赚大钱的资本。基于这样的认识与观念，他们首先抓住当时的市场机遇，成功地掀起了圈地运动。
到了十六、十七世纪，一方面，“价格革命”在拉升商品价格的同时，也推动着英国贵族地主们对货币财富的欲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传入英国的加尔文教发展为清教运动，它将工商业活动和努力发财致富神圣化，将“商业的成功作为神选的标志”［7］6。这在英国贵族地主中赢得众多信徒。再说圈地制的好处又是那样显而易见。有人估算，它可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高达50%［8］179。加之1640年开始，英国又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圈地赚钱的土地资本观在英国贵族地主中逐步蔓延开来。这使其信奉者们也纷纷抓住当时农产品价格节节升高所带来的市场机会，顺利地将圈地运动推进到了发展阶段。
进入十八世纪后，由于杰斯罗·塔尔的深耕、深耙及用不断轮种代替休耕并保持地力的集约经营理论的影响［9］125,127，“许多大地主着手彻底的革新，他们以丰硕的收获和卓有成效的牲畜饲养，特别是由此得到的货币收益”，发挥了榜样的作用［1］280；加之“革新的收益只是在圈地上很显眼”［1］282，因而，英国贵族地主们普遍确立起了“大规模集约经营，以获取更多金钱收入”的土地理念。在此理念的支配下，之前那些还未圈地的贵族地主们，趁着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进一步走高甚至飞涨的有利时机，也相继加入到变革土地经营模式的行列中，使得圈地运动由此走向了最终的胜利。
从上述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圈地运动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便是贵族地主们适时转变了土地观念，从而有效地利用了每一时期土地变革的有利时机。这就意味着不失时机地变革分散的小土地经营是至关重要的。此乃圈地运动留下的另一主要历史经验。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
在圈地运动前，英国农业容纳了全国人口的多数，土地成为多数英国人就业与生存的依靠。伴随着圈地运动的土地变革，英国农村的自耕农渐渐地被消灭了。大量的农民在被剥夺土地后，根本不可能受雇于农场，成为剩余劳动力。他们只好离开农业。据统计，“在十五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英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永远地脱离了土地。”［10］108-109到“1751年和1780年之间，离开农业的人每十年为25000人左右，1781—1790年这十年上升到78000人，1801年和1810年之间达138000人，1811年和1820年之间达214000人，1821年和1830年之间达267000人”［7］108-109。这些失去农耕生活来源的剩余劳力，他们又怎样解决其工作与生计呢？
加入海外移民行列，是英国圈地运动后农村剩余劳力另寻工作与生计的渠道之一。“到1700年在海外生活的英国人已逾50万”［11］164。1821—1850年间，移往海外的英国人则达到了260万人［7］109。在这些移民中，自然包括有因土地的农场化变革而离开农业的部分剩余劳力。不过，农村剩余劳力另寻工作与生计的主要途径，还是转向国内非农行业，充当其雇佣工人。“在1760年以前，人们已经看到人们从乡村教区不断向市镇迁移，以及从市镇向都市迁移：大批出生于乡村的人终于在大小城市，特别是在大工业所在地的城市中选定了住所。……田地拒绝他们工作，他们就到工场去找工作”［9］141。在整个十八世纪，英国雇佣工人从550万增加到了900万人［12］33-34。到1811年，在英国职业人口中，农业职业人口下降到了35%，从事工商业和其它职业的人口则上升到了65%［7］108。而在兰开夏、累斯特等郡，非农产业所接纳的劳动力早在十七世纪末便已超过农业［13］11。就这样，通过受雇于非农行业，加之移民海外等辅助途径，圈地运动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力大都重新解决了工作问题而有了新的生计来源，从而基本上实现了再就业。
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对圈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它极大地减少了英国剧烈的社会震荡对圈地运动的打击，使圈地运动基本上是在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其变革成果的确立。对此，已是史学界无需再加以论证的公开事实。
由上可见，英国圈地运动成功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它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问题的基本解决，使其变革基本上有着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支持。圈地运动的这一成功之道说明，要想使小土地经营的农场化变革有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支持，必须处理好该变革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问题。
总之，英国圈地运动成功的历史经验是多方面的，尚待人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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