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以16～19世纪中国出版业为研究对象，以丰富的史实和细致严密的论证，提出明清出版史系列问题的新认识。突出明清出版史专题与个案研究，所论皆属开拓与创新问题。本研究着重论述《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一书的开拓与创新两方面。
关键词：
《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 明清出版史 开拓 创新
章宏伟教授《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一书，以16～19世纪中国出版业为研究对象，除序言、自序外，全书共收专题研究论文15篇58万多字，分“明代出版的新认识”“《嘉兴藏》研究”“清代满文出版研究”和“近代出版研究”四大系列。书中通过极其丰富的史实和细致严密的论证，提出了明清出版史系列问题的新认识。突出明清出版史专题与个案研究，所论皆属开拓与开创性问题。蒙作者惠赠大作，捧读之后，深感其取材新颖，视野开阔，史料翔实，用笔独到，特点良多，特别体现在开拓与创新两方面，现撮述如下。
一、创新
中国出版史必须研究各历史时期出版活动的发展规律，其研究领域除了出版活动发展演变本身以外，还要研究不同时期出版事业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及其变化情况。通读全书，感到《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最大的创新是用大量的史实和研究创新揭示了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转型的历史迹象。如第一组论文“明代出版的新认识”中，有《论明代杭州私人出版的地位》《明代科举、党争与出版业的关系——以汤宾尹为例》《胡正言十竹斋的版画艺术》《毛晋刻书活动考论》等论文。
首先对明代杭州私人出版业作了全面考察，指出“明代杭州虽不失为全国出版重地之一，但已经丧失了全国出版的领导地位”这个学术界的普遍认识有问题，特别统计出明代杭州府私人出版机构至少在223家以上，说明“杭州书籍商品的大量生产，使得杭州成为明代书籍商品的生产中心”。认为明代杭州私人出版业繁荣的条件诸多，如前朝刻书的积极影响、刻书材料的充足、成本的低廉、技术优良等优越的出版条件，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因素和科举教育用书的增加，为明代杭州私人出版业提供了充足的市场需求，使得杭州成为明代书籍生产中心，在全国书籍流通市场中仍占首要位置。其次通过对汤宾尹案例研究，探讨明代科举、党争与出版，以及出版商与文人之间的关系。汤宾尹在中举当年便开始编书生涯，后来无论在官还是在野，一直与出版业及出版商有密切关系。以往学术界探讨书坊刻书，都否认文人与书商的关系，认为是书商之伪托，作者认为“文人与商人的关系，到明末这个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社会开放的时代，也进入一个新时期，文人从事经济活动，赚钱。文人与商人交往的现象相当突出”。汤宾尹就是这个商业性社会中知识分子所扮演角色的典型代表，一方面热衷于官场争名，一方面热衷于商场争利，内心深处又不乏隐藏与世隔绝探道空虚之志愿。再是通过对胡正言案例研究，认为明代末年流寓南京的休宁人胡正言（1580-1671）是一个大胆革新的艺术创作家和出版家，创“饾版”“拱花”套印技法，印制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开创古代套色版画的先河。此外，在《毛晋刻书活动考论》中，作者论述毛晋刻书是明末清初私人刻书和商业出版中最杰出的代表，其刻书数量超过了历史上以及他之后独立经营刻书的出版家，在当时以及对后世影响很大。
毫无疑问，明中叶之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对传统出版业转型的开启产生了推动作用。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唯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如果说明初是出版业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创新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转型开启的条件和标志。
二、开拓
中国出版史是编辑出版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下属学科有图书史、报刊史、编辑史、印刷史、发行史、装帧史、翻译史等，有的分支学科基础雄厚，有的分支学科刚刚起步，还有的领域至今仍是未开垦的荒地，对诸多新问题新个案的开拓性研究是《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以下系列个案的开拓研究上。
1. 毛晋及其刻书研究是第一项重要的开拓性研究。自万历晚期至清顺治刻书四十多年，毛晋刻书600余部，有《十三经注疏》《十七史》等经史巨制，有《六十种曲》《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重要总集，有《群芳清玩》《山居小玩》等类书，有《津逮秘书》等大型丛刊。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说：“启、祯年间，汲古之书走天下。”清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说毛晋：“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它访逸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焉。”毛晋于刻书业中贯穿自己的学术理念，以纠正学术界积弊为己任。但学界一直缺少对毛晋刻书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在《毛晋刻书活动考论》中详细考证毛晋一生的刻书活动，并评价毛晋刻书、编书、校勘活动的背景、特点与影响。认为毛晋刻书很重视校勘，并且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首先，校勘前注意广搜文本，以供校勘；其次，注重刻本质量，主要以精善宋元本为底本；第三，保证书籍文字内容真实，以恢复古籍原貌为校勘目的；第四，注意总结古书错误的原因，以提高刻书质量。此外，作者还指出了毛晋校勘中的不足，即对所需校勘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及典章制度等未深入研究。
2.《嘉兴藏》研究是第二项重要的开拓性研究。《方册藏的刊刻与明代官版大藏经》一文从刊刻缘由、发起、筹划、刊刻场所的选择等方面研究《方册藏》的刊刻。首先探讨明代佛教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深怀感情”，加上统治需要，明初就结集刊刻了3次《大藏经》即《初刻南藏》《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而所谓“方册藏”是指谋刻于明万历初年，初刻于山西五台山，后移至杭州径山寂照庵等处继续雕刻，直到清代嘉庆年间才终止刊刻的私版大藏经，因其板式呈书本册装而得名，后因其在浙江嘉兴楞严寺发行而称《嘉兴藏》。《〈嘉兴藏〉与〈铁眼藏〉》一文论述了《嘉兴藏》的特色与价值以及与嘉兴的关系，分析了《嘉兴藏》渡日途径，以及在日本最早流通的大藏经《铁眼藏》，确定《铁眼藏》是《嘉兴藏》的复刻。
《五台山妙德庵方册藏刊刻编年》一文依据故宫博物馆藏《嘉兴藏》经文后面的施刻文，按月编排“方册藏”刊刻事由。《毛晋与〈嘉兴藏〉》一文则重新探讨了毛晋与《嘉兴藏》的关系，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的有关错误，认为毛晋参与《嘉兴藏》主要集中在崇祯壬午（十五年，1642年）、癸未（十六年，1643年）、甲申（十七年，1644年）三年中，而且关系仅仅是：首先，毛晋作为佛教信徒，曾捐资刊刻此书，且此书并非由毛晋汲古阁刻藏；第二，毛晋仅仅是参与了虞山华严阁刊刻部分《嘉兴藏》的校对事务；第三，毛晋汲古阁所刻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四十二卷》，因版式与《嘉兴藏》相似被收入其中。
3. 清代满文出版研究是第三项重要的开拓性研究。《从满文创制到满文出版传播的滥觞》一文探讨满文创制过程，以及满文出版传播活动之条件。满文创制是满族文化大事，不仅促进满族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而且留下大批满族文献。满文创制为满文出版提供必要条件，而满文的出版又反作用于满文自身发展。由于长期没有发现关外时期满文图书印本，所以一直让人认为满文出版事业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其实不然，在专门讨论关外时期满文出版情况时，作者认为入关前已有满文出版物，现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崇德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户部关于禁止官民栽种和吃卖丹白桂（烟草）的通告，雕印精美，是现知存世最早的满文雕版印刷品。
《清代前期满文教育与满文出版》的从清代前期官方积极推动满文典籍翻译着手研究，指出各种汉籍的满文译本不断完成，促进满文出版传播的开展。顺治年间，宫内刻书还利用明朝的刻书机构经厂。康熙十年（1671）左右，因翻“书”需要而设立“内翻书房”，康熙十九年（1680）又设立武英殿修书处，专门负责编纂和刊印宫内编纂的各种图书，也成为满文出版传播的中心。顺康雍三朝满文出版传播在满族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反映满族的文化发展及其与汉文化互动情况，为乾隆朝满文出版业鼎盛打下基础。
4. 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与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的开拓研究。《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研究》一文以清宫档案、诗文资料和现存清代刻书实物为基础，系统梳理曹寅承刻钦颁《全唐诗》活动，澄清了长期以来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分析了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诗》任务交给曹寅的原因，这与以前实行的博学鸿儒政策有着异曲同工作用，同时也是皇帝提携臣子的一个重要手段；提出在刊刻《全唐诗》以前并无扬州诗局存在，其开局任务是奉旨校刻《全唐诗》，并认为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的经费来源不是两淮盐羡。
《马国翰与〈玉函山房辑佚书〉》一文主要研究清代学者马国翰自青年时期起致力于辑佚，终其一生，辑成《玉函山房辑佚书》，因卷帙浩繁，一直到马国翰身后才整理出版，最早版本是同治十年济南皇华馆补匡源序本，此后还有多家刊本，且影响深远。作者通过版本及其内容的考察，指出《玉函山房辑佚书》是宋以来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辑佚著作，认为该书决非窃取章宗源的辑佚成果，强调丰富的藏书和目录学知识积累是马国翰从事辑佚工作必不可少的条件。
5. 中国现代出版机构海关造册处的开拓研究。《海关造册处与中国近代出版》一文，作者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档为主要研究资料，发现海关造册处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本章就从海关造册处的成立时间、发展历史、职员分布、制度建设、出版物等方面娓娓道来，以探讨海关造册处对中国现代出版的影响。海关造册处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奇多，出版物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研究价值很高。
三、穷尽史料是开拓创新的基础
开拓创新的基础是扎实的史料工夫。作者坚守“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和“穷尽史料，还原历史真实”的科学精神。虽然任何学问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但这一步有大有小，史学研究推陈出新的步伐大小表现在对史料挖掘工夫之大小。“历史研究不外乎在三个方面有突破，新理论、新资料、新方法，基础是史料。”故宫大量的明清文献和清宫档案，以及殿版书板实物，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明清出版史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供职故宫，有较多的机会手摩目验，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但最难得的是对大量史料的潜心阅读，仔细考辨和科学诠释，由此得出可信的结论。在《清宫档案与内府刻书研究——〈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序》一文中，作者集中讨论了明清档案作为第一手资料对于明清历史研究具有的重大价值。同时论述“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并参考傅斯年史料分类法和借鉴英国学者克伦泊的史料分类主张，提出：“在所有分类中，我以为今天我们应该特别重视一种分类标准，即把史料分为原料和次料。原料是指最初的材料，由此以上不能再追溯材料的来源。次料是指后起的材料，是由现存的或可寻的原料之中演变化出的著作。次料出于原料，原料为次料所自出，原料或称第一手史料。追溯论文或专书的根据，我们应力求使用第一手资料。”
无论是对明代杭州府私人出版机构数量的考论，或对晚明科举与出版业关系的阐发，还是对《嘉兴藏》编辑出版、清代满文出版的发微研究，章宏伟教授皆正本清源，踏踏实实作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发人所未发。但全书于出版史资料史实考证不遗余力而于出版史理论思考惜墨如金，似亦有未尽如人意之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