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3年，在王羲之故居发现两座晋朝砖室墓葬被评为“二〇〇三年 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在随葬品当中以青瓷胡人骑狮造型优美，保存完整，为国家一级文物，青瓷胡人骑狮文物的出土，不仅展示了当时的政治、文化、风土人情，更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狮文化的灿烂光辉，是一件非常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
关键词：青瓷胡人骑狮；狮文化
2003年，在王羲之故居发现两座较大规模的砖室墓葬。墓葬位于临沂王羲之故居东北部。两座墓葬东西相距30余米，除墓门为石制之外，其余均为砖筑。其中一号墓为双室墓葬，为山东已发掘汉晋大中型砖室墓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也是山东已发掘大中型砖室墓葬中唯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墓葬，出土了丰富精美的随葬品。二号墓葬为单砖室墓，主墓室前有宽大的甬道，是山东已发掘砖室墓中规模最大的单室墓葬，虽然经过两次盗掘，但墓室结构保存依然完整，残存各类文物20余件。
一号墓随葬品十分丰富，达250余件（套）。其中瓷器主要为南方风格的青瓷，器形有盘口壶、鸡首壶、罐、钵、水注、烛台等。陶器有高足盘、平底盘、釉陶瓶等。铜器主要器形有熏炉、鼎、魁、鐎斗、熨斗、灯、碗、带钩、弩机、带钩、带扣、人物骑兽烛台等。金器主要为饰品，有手镯、钗、簪、铃、串珠、牌饰、指环。铁器有刀、灯、镜诸类。墓葬随葬漆器数量也很多，但多腐朽严重，另外还有石器、玉器、骨角器及其他质料的随葬品。
在出土随葬品当中，尤以青瓷胡人骑狮造型优美，保存十分完整；该狮采用模印与手捏相结合技法，狮顶贯一圆孔，腹内亦空。狮仰首蹲卧，怒目坚耳，长须垂于胸部，羽状尾贴于臀部，肌体丰隆。背上骑一个深目高鼻的胡人，上身穿短衫，下身穿花格长裤一手执狮耳，一手执芭蕉扇，头戴高冠，目视前方，气度威严，纹饰刻划精细，青釉润泽，造型丰满，形象生动。
青瓷胡人所骑的狮子，在我国有“狻猊”、“白泽”之称，晋代郭璞注《穆天子传》 曰:“狻猊即师（狮）子，出西域。”晚清学者文廷式考证得更加周详:“狻猊即狮子，非中国兽也，三代之前若果有之，则诗、书记载不称犀象而转遗狮子”。狮子力大无比，吼声若雷，惊天动地，被誉为“百兽之王”。在民间，狮子是勇武、强大和吉祥的化身，人们把它作为图腾，与龙凤攀附在一起，视为威震八方的“祥瑞之兽”。借以避邪，祈求和平安宁，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龙凤和狮子，前二种是中国本土的理想动物，而狮子却是世间真实存在的猛兽，虽然不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但后来却成为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狮文化深入到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生活的各方面，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民俗事项，蔚为大观。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深刻的思考。
狮子的产地并不在中国，在欧洲南部、西亚、印度和非洲都有狮子分布，而中国的自然环境不产狮子。在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多种动物中并没有狮子形象，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并无“狮”字，古代将其音译为“师”，汉代以前的装饰工艺也没有出现狮子样式，对于中国来说，狮子是典型的外来之物。并且是一种很少见的动物，除了皇帝及少数一些人之外，外界的人是很少可以得知狮子的具体形象和特性的。 关于狮子是外来之物的信息，历史文献却多有记载。故狮文化也并非中国所特有，而欧、亚、非、美各大洲的狮子文化，虽早于中国，但却与中国的狮文化大相径庭，如果与之比较，狮子产地的狮文化无不以写实为主，狮子特征分明。而中国的狮文化却以写神为主，有着形似与神似的区别，中国式神似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一系列长时间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化气息的艺术形象。
狮子形象传入中国的时间及方式
历代学者认为狮子的传入年代是据今有两千年的汉代。所提出的理论依据是《汉书·西域传》中有记载：东汉“章和元年（公元前）西域长史班超击莎东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狮子）。”月氏是秦汉时期游牧于敦煌、祈连山之间的古族，后遭匈奴攻击而西迁至塞种（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迤西一带）称为大月氏。张骞通使西域后，狮子方作为“殊方异物”传入中国。
东汉顺帝时，疏勒国王派使者到洛阳，向东汉政府赠送礼品，其中就有狮子。随后历代均有贡狮记录，直到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葡萄牙使臣本笃贡非洲狮为止。
狮子形象传入中国的另一重要途径是，伴随佛教同时进入中原地区。在公元3世纪的古印度，狮子形象就与佛教艺术结合在一起，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狮子的佛教寓意更为明确，狮子的梵语叫“僧加彼”，即众僧的意思。狮子作为佛祖释迦牟尼的象征动物在佛经《涅盘经》、《大智论》中均有描述”，《大智度论》就曾喻“佛为人中狮子”。佛教当中最为常见的是“作师子吼”一语，只有佛菩萨、高僧、神僧，才配称为狮子一样勇猛的弘传佛教的大士。并且狮子作为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文殊菩萨的坐骑，其形象在供奉文殊菩萨的寺庙中均可见到，被视为降妖除魔的瑞兽。北魏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 “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四月四日此象常出，群邪狮子导引其前。”可见当时人们不仅将狮子作为护法驱邪的祥瑞， 而且还为佛开路引行。佛经中多有讲到狮子，东汉所译佛经中几乎皆使用“师子”表示狮子，狮子是佛教圣物故而最初传入的狮子形的原初文化涵义应是佛教的象征物，西域贡狮的影响和佛教的流传相辅相成，狮子的声名旋即传遍全国，狮子形象真正的融入到我国中原的寻常百姓生活之中。
狮子形象的演变及狮文化的发展
狮子形象在进入中国后经过漫长的演绎过程，民众以佛教狮子信仰为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对其不断进行着文化改造，成为人们的保护神，受人崇拜，凝聚着最具中国化的特色内容。与之相伴的中国狮文化，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俗景观，从驱邪到娱人，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汉代以后，艺术家对狮子充满了神异感，运用“图腾”式的造型手法，他们对狮子采取了浪漫而神瑞化的装饰，所以在东汉皇族墓葬中的狮子形象大多数为有翼狮的形象。他们将狮子视为“王者”和万物之主突出地表现狮子的威武、强健和凶猛的气质具有强大的镇慑力
南北朝时期狮子的形象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北向南方延伸的，愈近西北，西域味和狮子的真实形象愈浓；愈近南方，中国传统的神兽味愈浓。南北朝时期的狮子形象就是带有更多的压邪镇魔、守护陵墓的目的。在佛教昌盛的南朝大多是印度风格的吐舌狮子形象，但随后的朝代根据华夏文化中舌是灵根宜藏忌露的传统观念，对吐舌的修正，是狮子形象中国化的重要步骤。
唐代文治武备，经济和国力空前繁荣。唐代的狮子无论是猛狮和驯狮，都是气势威猛，动势活跃，中国的狮文化从形成期走向成熟和完善。中国狮文化的民族风格在唐宋时代正式形成。
宋代的狮子形象开始转猛为驯，其中最明显的是狮子的项颈上开始配有铃铛和绶带。这一根本性的变革，最后终于定型为挂着铃铛的雄狮和雌狮，以抢球和抱幼狮作为中国狮文化的固定格式，狮子从“王者”地位，真正走向民间，狮子成为民众心中的吉祥物，狮文化已渗透到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处。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晚期的元明清三朝，中国狮文化进一步渗透到民间，造型变化多样。明代的狮子配有一丝不苟的配饰，玲珑细巧的铃铛座基，开创了又一代的中国狮文化，清代虽有西洋狮的突然进入但中国的狮文化依旧盛行，狮子形象趋向纤细、玲珑和多样化，在民宅建筑中，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狮子形象，是最广泛应用的吉祥物。
在西方狮文化中，以“人狮搏斗”的题材是经常出现，而在我国的狮文化中很难发现，这是与我国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这个传统观念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狮文化，符合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因而我们的中国狮是威而不怒，强而不悍的一种人狮和谐的形象。家喻户晓的“狮子戏绣球”就是人狮和谐的艺术体现。
狮子艺术形象的多样性
中国地域辽阔，狮子的造型风格也存在着“南狮”和“北狮”的差异，北狮造型古朴雄传，体形带方骨线显明，看起来精悍有劲，南狮身躯修长，体态圆浑，灵秀丰润的姿态讨人喜欢。而狮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从材料到表现手法上的不断丰富和创新过程。出现了陶瓷狮、金属狮、线刻绘画狮、布狮甚至是糖狮，中国狮文化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的，它并不只局限于静止状态的表现形式，动态的表现更是生龙活现，引人关注的即是我国传统的技艺——舞狮。
在众多的狮子艺术题材中，有一种形象是胡人与狮子共处，这种形象在陶瓷器、石雕、青铜器、金银器和壁画等艺术形式中都有反映，胡人骑狮水注（或灯台）是流行于东汉三国两晋和南朝时期墓葬中胡人俑中的一种， 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胡人与狮子共处的造型。在长江流域墓葬中多有发现，其中东汉时期的集中出土在长江上游地区，三国两晋时期的多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材质主要为陶瓷，也有少量为青铜。文献中对其记载最详细的应属元代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九“神人狮子”一则，元至正甲辰（元惠宗至正二十四年 1364年），有人盗掘松江横云山的晋代古墓，在一座墓砖上刻有“太元二年造”的墓中发现了一件青铜制胡人骑狮水滴。临沂王羲之故居晋墓所出土的青瓷胡人骑狮就属于此种艺术题材。此件文物不仅展示了当时的政治、文化、风土人情，更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狮文化的灿烂光辉，是一件非常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
中国狮文化是二千年中华精神文化的象征，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灿烂光辉，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中国狮子，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外友好往来的见证，显示了我国伟大、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展示了我国历代艺术家们高超的艺术成就，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并凝成了一个万古不灭的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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