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晋南地区大量出土金代砖雕墓，墓室建筑形制严谨，雕刻精美华丽，展现出丰富的戏曲文化和民间风俗，成为独特的艺术作品。戏曲砖雕作为戏曲发展长河中的重要文物，其造型、风格丰富多样，研究其形式美对于揭示戏曲的发展流变，了解民众的思想变迁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山西金代砖雕墓为切入点，从形式美的构成、组合规律以及审美意味进行深入探讨，以确立砖雕墓美学层面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金代；晋南；砖雕墓；形式美
中图分类号：J8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23-0017-02
一、山西金代砖雕墓概况
金代戏曲雕塑从地域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女真、契丹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其中山西南部，河南与山西接壤的西部、北部戏曲雕塑较多，以砖雕为主。雕刻风格质朴，不突出线条，装饰较少，常用浅浮雕、高浮雕、线刻等技法。
随着民间丧葬礼制和雕刻技艺的成熟，逐渐将戏曲表演作为墓葬装饰的一部分，尤其是一些有经济基础支撑的豪门地主、富商更是奢侈修建墓室，除了瓷器、铜钱等寻常的随葬品之外，作为生前精神享乐的戏曲文化，也必定带入墓中，以寓亡者可以继续阴世文娱享乐。
宋金时期，墓葬形制多为仿木结构砖室墓，这种形制的砖雕墓在山西晋南、晋北地区均有迹可循。如侯马晋光制药厂的金代晚期砖雕墓，其整体构造就是对北方特有的四合院“南厅北堂，东西两厢”民居住宅格局的映现。戏曲砖雕墓主要散布于晋南的襄汾、侯马、稷山、绛县、闻喜、垣曲一带。
在晋南地区发掘的金代砖雕墓中，有大量表现杂剧和民间社火表演的戏曲砖雕，其精致化、艺术化的雕刻技艺生动再现了金朝时期民间浓郁的民俗文化概貌。
二、砖雕墓形式美的构成
（一）砖雕墓形式美的自然物质属性
1.色彩
侯马市牛庄村出土的金代董明墓堪称砖雕墓之经典。该墓戏台上的五个彩色戏俑，从左至右分别为装孤、副末、末泥、装旦和副净，展现的是正在作场演出的生动场面。在这五个角色中，末泥居于中间位置，是整场戏曲表演的主角，黑色乌纱帽，着红色圆领长袍，乘黑色长靴，手持笏板，这一装扮为大官员模样。
在末泥的右侧是装旦，头挽花髻，身着红衣白裤，腰间系黄帕，右手握黄色纨扇并搭于左肩，两腿交错作舞蹈状，与青衣相似，主要扮演女性人物，所以在其衣着服饰上色彩都较为艳丽。最右侧为副净，黑色软巾诨裹，身着黄底黑边外衣及黄色长裤，脚踩黑色皂靴，面部眼圈涂白，嘴角四周涂黑色胡须，搽土抹灰，神情滑稽，属于戏曲角色中的丑角。末泥左侧，头戴黑色幞头，身着黑色长衫，腰系红色腰带，下襟面向右面掖起，这一装扮一般为副末。最左侧为装孤，头戴黑色幞头，身穿黄色宽袖深衣，脚踩浅黄色皂靴，面有彩色妆容。
董明墓这五个彩色砖雕戏俑的造型，尤其是各个形象身着色彩艳丽的服饰，都说明金代戏曲砖雕具有审美效果的特性，也折射出当时的民众对于戏曲的热爱程度，以至于在墓葬中细致雕刻戏曲人物脚色，这也为研究金院本提供了实物资料。然而正是这独具特色的客观实物形象，使得金代砖雕墓的形式美更为突出。
2.形状
任何在现实空间中存在的客观实物都是可感可触的，无论是自然形态还是人造物形态，都脱离不了点、线、面、体这四种组成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排列组合即会形成某一客观实物所应有的审美特性。
砖雕墓是典型的造型艺术，基于中国传统的雕刻技艺，将点、线、面、体都恰如其分的融入墓室装饰中，使得砖雕墓不仅在学术意义上，更在美学价值上赋有更高层的精神面貌。
山西侯马金代戏曲砖雕墓墓室整体上布局严谨、大气庄重，使用了大量精美的砖雕，重现墓主人生前居住的四合院。这座墓室用规则的直线架构门窗、边柱及悬柱等，突显坚实稳重之感。两壁门上格眼图案造型各异，分别有“十”字纹、“田”字纹、龟背纹、“亚”形纹、菱花纹、“万”字纹、“口”形纹等多种几何纹格眼，设计新颖，雕刻细腻②。这些不同造型形状的装饰雕刻，由于注重形式上和视觉上的审美性能，因而为原本肃穆的院落增添了几分动态感和轻灵感。
（二）砖雕墓形式美的组合规律
1.对称与均衡
对称是最合规律性的表现方式，在视觉上会带来稳定与平衡，而不规则的对称以及相对的平衡则是均衡，因此，对称相较与均衡而言更为规范。山西金代砖雕墓是体现这一规律的典型代表。
晋光制药厂发掘的金代砖雕墓整体的构造，是按照中国北方特有的四合院缩小比例而建造的，体现“南厅北堂，东西厢房”的布局思想。墓室东西两侧厢房的窗花图案两两成组，俨然是东西各三间的大院子。北壁的正堂上方雕有两个对称的垂莲悬柱和边柱，下面刻有四个人物形象，分别是老爷、夫人和两名侍从，依然是两两对应，左右两边等量不等形的组合方式，展现出赋有变化的均衡状态。在南壁墓门的两边雕有精美对称的盛放荷花图案，左下方有一个戏台，两边雕有护宅狮子两个，这两组物质材料的对称，给人以视觉上的均衡感，将墓室装饰的形式美充分表露。除此之外，四壁上的12攒斗拱同樣相互对应，体现建筑美学的规则。
2.主从
主从又称为主次，即在某一客体事物中物质材料所占的比例不同，使得各要素间产生在重要性上的差异。主导要素是客体事物的重点，往往起到突出主体特征的作用，而次要因素则是为了烘托主导要素，起到辅助作用。砖雕墓中存在明显的主从结构。
在侯马董明墓中，墓室北壁的戏台及其上面并列成排的戏俑是整座墓室居于主导地位的构成要素。这座戏台是一座典型的单檐歇山顶戏台，造型精巧独特，雕刻细腻，反映出金代戏台的形制特点。戏台上的五个戏俑生动再现了金代戏曲演出的场景。这一主体部分的精美造型，与戏台两侧伴奏人物形象的浮雕，共同营造出一个极赋审美意味的主从空间结构。
再如侯马晋光制药厂发掘的砖雕墓，整座墓室的主体部分突出，包括北壁四个人物形象以及南壁戏台和五个戏俑。堂上的男女主人端坐于桌旁，面部神态安详，四目专注于前方，附身于两旁的侍从则恭敬站立。对面南壁上再现的金代杂剧演出场景则是男女主人关注的焦点所在，因而构成了一个宴享演剧的立体空间。这一主体部分，再加之整个院落的空间辅助，使得整座砖雕墓达到形式上的审美表现。
三、金代砖雕墓形式美的审美意味
（一）戏曲图像的审美意味
戏曲图像是戏曲研究的直接依据，图像这一具体形式相对于碑刻等文字类文物史料更具抽象性特点，能快速建立图像与历史文献间的对应关系，从而探究其内在的审美意味。金代砖雕墓上的戏曲图像根据不同的人物形象以及演出形式，分为不同类型，在此主要以侯马晋光制药厂发掘的金代砖雕墓为例进行分析。
这座砖雕墓是仿中国传统“四合院制”，有较为成熟的建筑空间体系。根据北壁四个人物形象以及南壁完整再现的戏台演出场景来看，反映的是一种庭院府宅式的戏曲图像，表现了墓主人夫妇观看戏曲表演的生活场景。从雕刻的男女主人的面部神情来看，他们生前所处于夫妻和睦、阖家欢乐的家庭环境，以至于呈现出悠闲自得观看戏曲表演的神态。男主人的整体创作形象，不再是正襟危坐，而是姿态悠然，其身穿圆领长袍，右手执一串佛珠，左手自然垂于左膝。而女主人同样面容慈祥，身着圆领袍裙，左手于胸前执一卷书，右手垂与膝间，表现出专注享受的状态。细致雕琢的两个人物形象，反映出民间百姓对于戏曲文化的喜爱。
从上述人物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金代经济水平稳定，百姓生活富足，因而更加追求精神文化享受，这也促使戏曲艺术在民间得到广泛而迅速的发展。由于人们尊崇“生死同乐”的封建思想观念，墓主人生前对于戏曲的钟爱，其亲人也必将这种享乐以墓葬装饰和陪葬品的形式随身于逝者，以慰亡灵。从这一墓室中可以发现，戏台的建筑形制和戏俑脚色的陈列，都是根据现实生活中戏曲演出实景缩小比例雕刻的，墓室中的情境再现揭示出金代晋南地区，将戏台和戏俑砖雕作为陪葬品为死者行娱的丧葬礼制，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民俗习惯，同时形象地再现了金代繁荣发展的民间文娱盛况，以及戏曲文化根植于金代山西南部的深厚历史渊源。
戲曲图像本身是一种较为纯粹的形式美，其全部的审美意味都融注于结构图像的线条、形状等形式符号内，从而直接指示、负载戏曲图像的审美意味。这种抽象的形式美，需要置于具体的客观事物，才能将抽象变为具象，审美含义才能得到突出和强调。正如金代砖雕墓中的戏曲图像，只有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和戏台的雕刻内容，才能得出确定而具体的民俗文化审美意味。
（二）戏曲角色的审美意味
随着戏曲文化的发展，角色行当也日渐精细明确，各具表演特色，使得戏曲艺术在人物装扮和模仿上具有动态的形式美。现如今所发掘的砖雕墓中，大多都留有戏俑的遗迹，这为研究戏曲角色演变、戏曲表演程式、戏俑造型的审美表现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
戏曲角色的造型形式演变影响着审美意味的发生。在北宋时期，戏曲角色砖雕是与砖面紧密相连的，人物形象附着在表面，雕刻技法多为浮雕、圆雕、线刻等。到了金代之后，随着雕刻技艺的纯熟，逐渐将人物角色独立于砖面之外，使其造型更为立体化、形象化，强调了其形式美特点。如董明墓中的五个彩绘戏俑角色并列一排于戏台，造型完整独立，人物或端正直立，或扭捏作态，或秀丽妩媚，或面露怒色，不同体态样貌都代表着金代戏曲表演角色的演变风格，不同的角色表演给民众带来不同的审美体验。
戏曲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有意味的审美形式”，其审美意味主要表现在角色演变给民众带来的思想变化。侯马牛庄董明墓出土的五个戏曲角色，展现出金代演出结构与北宋时期的差别。在整个戏曲舞台的表演中，其演出形式完整，即五个角色共同演出统一个剧目，戏剧化特点突出。这一结构不同于北宋杂剧艳段和正杂剧的两段式，南宋杂剧艳段、正杂剧、杂扮三段式较为松散性的表演伎艺。金代统一完整、行如流水的戏曲演出结构，使欣赏者更易辨析不同角色的唱段分工和风格，在视觉统一的形式美的作用下，激发观众对于戏曲艺术的审美体验。就角色本身来说，董明墓中戏台上的末泥色是居于五个角色的正中间位置，副净色和副末色则位居次位，说明此时金代中期的戏曲表演内容以开始由戏谑调笑转化为正剧表演。这一角色位置的演变，正说明民众在精神享受上也更为注重教化思想和文化熏陶，而不仅仅将戏曲作为文娱享乐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