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石英就分析过于成龙“很会做官”：“假如他像前朝的海瑞公那样，既反贪官又‘骂皇帝’，肯定要招致‘龙心不悦’，而决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其实，于成龙和海瑞的不同，一共有两处，一是“以文吏而擅武略”，他绝非只是内省以洁身，而更有外攘以清境的“业绩”存。再有，就是一生低调。
于氏家族，在山西永宁属于大富之家。明朝中叶曾出过一名“大中丞”于坦，他在做了几十年的大官后，急流勇退，辞官回乡，过起了富裕乡绅的日子。祖上务实的家风，也影响着于氏的后代子孙。
于成龙本是明崇祯朝的秀才，明末战乱时，他一度在安国寺躲避战乱，隐居读书，长达6年。等到清顺治十二年江山初定，急需大批人才时才应招出山。作出这种人生选择，在当时是有很大阻力的，但45岁的于成龙没有顾忌各种阻挠。
类似狄公和于公的山西良吏很多，汉文帝的侍从宫郅都，西汉名吏尹翁归，都以铁面无私、为官清止、敢于直谏著称，但均在原则的要求下有尺度；北宋名相文彦博、司马光更是名垂千古，有意思的是，都流传下了他们两人童年时的机智故事——文彦博灌水浮球，司马光砸缸。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因为倾慕司马光，甚至不远千里步行从江苏走到山西的司马光墓旁，安心著述，最后陪葬在墓旁。
机智，但也讲原则，这便是古代山西清官们的秉性了。
受“打压”，但从未自暴自弃
太原是很多朝皇帝的“龙兴之地”，按过去的说法就是这里有龙脉。
于是，宋太宗赵光义在灭北汉国后，引汾、晋之水灌晋阳为废墟，降为“平晋县”，这倒没什么，改朝换代焚毁敌国都城本是常事。但赵先生为了割断所谓的龙脉，阻断太原的王气，把十字路口仝部堵死而改作了丁字路口就太小肚鸡肠了。
宋、明等封建王朝也很少给山两派来智官，因为在统治者看来，山西是财富的输出省，需要压制，但这并不妨碍一代又一代山两官员靠着自强不息而成长。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想要在政界游刃有余，只有“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懂得“软”——想办法收拢人心。在这方向，山西人有着丰厚的政治经验。山西历史上的一大批贤臣名相，他们的经验智慧，直到今日，还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历朝历代很多人分析过山西裴氏家族经久兴隆的原因，顾炎武总结了三条，即联姻、世袭与自强不息。
裴氏家族历史上共出过驸马、皇后、太子妃、王妃、公主、荫袭95人。由联姻、世袭所结成的封建裙带关系，无疑是促成裴氏人物显露头角的优越条件，但并不足主要原因。
对于公侯将相数以百计的裴氏家族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在于他们即使拥有先天优势，却依然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如裴行俭由于父亲功绩被补为弘文生却以此为耻.执意自学考试，步入仕途，后成一代名將。
“重教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是裴氏家风的主要特征。裴氏曾有家规，子孙考不中秀才者，不准进入宗祠大门。以裴氏家族为镜，也可窥这些优秀山两官员的特点。
有历史学家评价山西人武可安邦，文可治国，经国济世也正是历代读书人的最终价值体现。山西省委前书记袁纯清在刚刚履新山西时，曾向属下推荐过韩毓海教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书中称“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古代山西百姓和官员们，合力孕育出了这种“胸怀天下”的气概。
摘自《廉政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