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三国演义》描写的众多文士，或忠心或奸佞，或智慧超群、权倾朝野为万世敬仰，或误上贼船、丧命天涯不为人知，在罗贯中如椽巨笔的刻画下，三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栩栩如生，其命运走向与其政治选择和文化心态有极大的关联性，诸葛亮等三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所表现出的政治觉悟和个性特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意义，研究《三国演义》中文士谋臣的命运归宿，是对历代文士政治选择与文化心态最好的注解。
关键词：《三国演义》 知识分子 命运 文化心态
文士谋臣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也是安邦定国、治理国家的倚重，是古代知识分子阶层核心人群，他们志向远大，忠君爱国、守正恶邪、泽及百姓、名留后世，他们博学多才、运筹帷幄、辅佐名君、平定战乱、成就大业，他们能言善辩、勇敢果毅、从容应变、智谋过人，一幕幕慷慨激扬的历史画卷，一张张栩栩如生的群士脸谱，《三国演义》为我们揭示的不止有作者的政治理想，还有更多的历史规律和文化传承，通过对三国时期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文化心态与其政治命运的研究，能够阐明哲理，警示后人，也能够在文化传承上对现代人进行教育熏陶和知识构建，从遥远的三国战乱，到如今的民族复兴，寻找文化与历史传承的规律，为社会进步积蓄更多的文化能量。
一
汉朝的伟大在于形成了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后世中国选定了官方意识形态，以儒家的“仁义”内核，以法家的尊君抑臣为外延，成为我国中央集权统治最长的封建王朝，时至三国前期动荡年代，群雄逐鹿，名士辈出，受汉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仁义思想对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与命运归宿有着指导意义。
其一，以诸葛孔明一类，忠心辅佐主公成就大业者的命运，无论生前与死后，都受到极大的推崇，而且其文化心态与政治理想能够同步实现。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有雄心大志，精通文韬武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多谋善断，神机妙算，运筹帷幄，百战百胜，他是历代知识分子的榜样，历代百姓为之起敬，英雄豪杰为之折服。他对刘备的知遇之恩，舍身相报，特别是在刘备死后对傻阿斗能扶持到底，这些足以让人崇敬至今。当然，诸葛亮并非完人，在毛泽东眼里，诸葛亮那篇千古名文《隆中对》中就犯有明显的战略问题，“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倾国伐东吴，大败而归，根源都在于此，蜀汉鼎盛期就过了，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只是勉力维持而已。虽然诸葛亮最终没能实现统一汉室的政治理想，但其文化心态支撑着着其政治理想，只是时运不济而已，其政治理想在其精神层面上已经实现，英名远扬，为世人奉为楷模。
其二，以司马懿一类，智谋隐忍最终篡权夺位者的命运，这是极少数成功的案例，不仅需要极高的智商，而且风险极高、劫数难料，其文化心态与政治理想是偶然中的必然。
司马懿与诸葛亮的出身不同，其并非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智谋家和政治家。司马懿比诸葛亮大两岁，文韬武略修养也是登峰造极，他出于官宦之家，对政治的敏感和对官场熟知，少年时因与人结怨差点被谋害，这些人生经历都是诸葛亮所没有的，所以司马懿更有城府和心机。在曹操时期，司马懿借口自己有风痹病，隐居、装疯卖傻。在曹丕和曹植之间，他选曹丕弃曹植，能够与曹丕互相利用，形成利益共同体。帮曹丕称帝，但又不居功自傲，时时献忠心，却处处留机关，有大功而消隐，有大智而不名，最终在其算计下篡了曹氏的江山，司马懿并非单纯的知识分子，而是由谋士演变成的政治家。
其三，以周瑜、陆逊等为代表的谋士，才华与功劳不足以盖主，其命运和文化心态取决于他们的忠心与能力，这一类是最典型的知识分子。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是东吴的谋士，孙策死后，孙权尚年轻，周瑜、鲁肃、吕蒙虽是不二忠臣，但对待主公的态度远没有诸葛亮那么恭敬谦逊，他们的命运结局稍差一些。另外，被毛主席指为“共青团”干部的陆逊，小小年纪善于谋断，火烧刘备一战成名，他誓死守候吴国，倾尽一生效忠君主，但后来卷入立嗣之争，与孙权意见相左，其命运也比诸葛亮要差许多。
二
学识、忠心、智谋，是《三国演义》中的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除此之外，各类知识分子对政治集团也就是对辅佐的主公的选择，对其命运和政治理想的实现也至关重要。
其一，霸权之下的谋士，忠诚为基础，顺从也很必要。苟或、程昱是忠于曹操的良臣大将，荀彧是曹操的战略谋士，统一北方、平定吕布、官渡之战、举荐贤能，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但在建安十七年，董昭等人劝曹操即公位时，荀彧私下表示反对，因此遭到曹操的忌恨，最后病死在战争前线，可见忠心的同时，顺从霸权的主公也很重要。另外，曹操手下许多谋士，诸如杨修之类的，自作聪明、好大喜功的结果更惨，杨修的才华曹操曾自叹不如，但到处显摆，最终没有好下场。
其二，草莽之辈和庸主手下的谋士，德行与智谋再好，其文化心态、政治理想始终不能实现，命运悲惨。陈宫是《三国演义》中出现比较早的谋士，他先是拥戴曹操，后来发现曹操杀吕伯奢一家不义，最后投了吕布，可惜吕布是个莽夫，没有政治才能，陈宫的下场自然好不了。陈宫的政治节操、智慧、为人都没有问题，只是时势不济，选择不对。袁绍属下的田丰，围杀公孙瓒，统一河北，劝袁绍迎接献帝，为袁绍策划击败黑山军，官渡时提出分兵攻打曹操却未能得到袁绍同意，之后因为刚而犯上，被袁绍关入监狱，官渡失败后，被拿来泄愤，而与其类似的谋士沮授，同样死得很冤。
其三，不忠、奸詐类的知识分子，得势一时却往往失势一世。刘璋手下的张松，发现刘璋是庸主，想投靠曹操不成，又投靠刘备，被其兄张肃告发，刘璋怒而将他斩杀，依然没有好下场；法正、黄忠都是刘璋属下重臣，他们忠于刘璋抗拒刘备，反倒是受到刘备的重用。魏延是自己投降的，不但五虎上将没有他的份，多次出奇谋却不被采用，在蜀汉辛苦多年，最后也逃不了诸葛亮设计的一刀，不忠的知识分子，其命运都是极惨的。
三
择主必尽忠，是《三国演义》知识分子的道德约束和行事准则，失了策也不能失了气节，不然最后会落得身败而名裂。以此类推《三国演义》中的武将，其规律性也较为适用。对于单纯的武将而言，一是因为没有谋士心眼多，即使犯错也受不了大处分，二是因为武将都非只身活动，拥兵而立，抱团参与的成份比较多。大名鼎鼎的关羽，义薄云天身在曹营，为曹操斩颜良、诛文丑，华容道放走了曹操，但并非不忠，而是仁义，非但没有动摇他在刘备心中的地位，反过来被刘备重用，视为至亲手足。
古代知识分子以出仕为正途，对个人价值的实现，其目的性一般包括政治理想、伦理典范和功利得失，一般而言，动荡乱世之中，知识分子会将政治理想放在首要位置，力求实现自身思索与国家命运的统一，有力挽狂澜的气概和智慧，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文士，其标准正如诸葛亮所言：“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在诸葛亮看来，知识分子首先要忠于君主，爱护人民，把君子之儒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执著追求以天下为己任，他看不起的是那些皓首穷经、胸中实无一策的儒生，这其实也是罗贯中本人的理想文士标准。诸葛亮隐居隆中，躬耕苦读，等待时机，其志向就是建功立业，务使自己能泽及当时，留名后世，可谓志向远大，抱负宏伟。罗贯中敬慕诸葛亮的品行才学，所以才不惜浓墨重彩写他的隐居、出山，把志向远大、抱负宏伟作为理想文士的第一标准。文士谋臣在未立功绩时忠于主上，处事谦恭谨慎，严于律己的不足为奇，倘若在立下赫赫功绩，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尤其在先王去世，辅佐幼君之时，仍能忠心耿耿，处事谦恭，严于律己，鞠躬尽瘁的，那就实在是文士表率，万古楷模，足够后人景仰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感叹怀才不遇的多如牛毛，但从诸葛亮的才绩、诸葛亮的成功来看，这才是真正的我国古代典型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人生的投影，《三国演义》对诸葛亮安邦治国的大才和伟业，进行了夸大性的描述，甚至将其神化，其实目的就是为了高歌赞颂这一类的既忠心耿耿，又有智慧和能力，所谓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在诸葛亮身上有最确切的表现。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成王败寇”之论，但正如诸葛亮与司马懿进行比较，历史的看法与文化的看法各有侧重，从历史进程评述与从文化传承评述，往往得到的是不同的结果，在数千年知识与文人的文化心态方面，《三国演艺》对诸葛亮的传神记述，其实是对我国古代典型知识分子理想人生的揭示、总结、概括、肯定和颂扬。诸葛亮是儒家道德思想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三国演义》对诸葛亮道德操守的大力描写和热情赞颂，也正是对儒家道德思想的肯定和礼赞。
自古以来，中国文明传承至今，仁、义、忠之思想光芒万，无论时光荏苒，无论朝代更迭，知识分子永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而忠者留名受人爱戴敬仰，奸者受辱被世代唾弃，《三国演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其文化心态有着必然的关联，从政治道路的选择到为臣的忠、谦、顺，自我的人格追求一定要符合时代的意识形态，学识与智谋是两翼，忠义是轴心，只有围绕轴心旋转，才能平衡、平穩的飞翔。《三国演义》作者所揭示的做人哲理即为“义”、“利”平衡，知识分子在秉承“义”的基础上追求“利”，逐渐消蚀掉知识分子原有的个性特征，成为伦理典范和道德楷模。
（作者单位：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