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国演义》在中国是传统的四大名著之一,可谓家喻户晓。而三国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如曹操、诸葛亮、刘备等也是妇孺皆知。然而,对于普通读者甚至有一些专业知识的人来说,都是只知通行本《三国演义》,却不很了解其重要的“母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两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差异则更是少有关注。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曹操这一重要的三国人物形象在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与通行本《三国演义》中的不同表现,阐明”通俗演义“本与”演义“本的区别,强调“通俗演义”本的重要性,也使已经百花纷呈的曹操人物形象研究更加完整。
关键词:曹操;《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形象;比较
一、《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演义》版本解析
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在前人所创造的各种有关三国题材的文学成果基础上,纳百川而成大海,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在小说中所勾画的三国历史框架以《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为主要依据。在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则广泛地吸收了裴注、《三国志平话》、元杂剧三国戏以及各代三国诗中丰富的创作素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虚构,使这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三国传说故事、野史杂传等等丰富的内容都成为了小说中的典型化情节。总之,罗贯中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所独立创作的这部伟大的小说是三国题材演化史中的巅峰之作,集大成之作,是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不朽的作品。恰如明人高儒所评:“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是明嘉靖壬午年(公元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即通常所称的“嘉靖本”。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将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在李卓吾评本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了系统的评点及修改。毛评本《三国演义》自清初以来一直广泛流传,至今日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通行本。而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反而较少受到关注。然而,欲了解罗氏创作的原貌,则必须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入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更是曹操形象演进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发展环节。
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曹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塑造的众多不朽的艺术典型形象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罗贯中对前代源于史书、杂传、诗歌、平话、三国戏中的有关曹操的各种文献记载、传说故事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视表现人物的需要,作者皆取而用之。由此,这些流传于各个朝代的事件被作者巧妙地串珠成链后同时作用于曹操这一人物身上。不仅使其性格在多元中形成统一,而且明确地表现为不同于任何一个的艺术典型。这一艺术典型的性格结构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同时也是统一的。
(一)曹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奸雄,“奸”与“雄”的同时存在造成了曹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首先,《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仍然是东汉末年历史上叱咤风云,统一北方的政治家、军事家。试看书中曹操出场时的一段文字:“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曹操以“英雄”的身份出场,他过人的胆识是作者极力渲染的“雄”的品质。这一品质首先在“诛宦讨卓”的宫廷政治斗争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在何进谋划尽诛宦官的过程中,曹操劝谏何进说:“宦官之势,起于冲、质之时,朝廷滋漫极广,安能尽诛?倘事不密,必有灭族之祸。请详察之。”这一极富远见的正确的策略不但未被何进采纳,反被何进叱为“汝小辈安知朝廷大事。”当袁绍主张“召四方英雄之士”进京“尽诛阉竖”之时,曹操又一次站出来以忠言劝说何进:“宦官之祸,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近侍,浸润成疾,使至于此。若欲治罪者,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何进依然没有采纳曹操之言,并认为曹操“亦怀私意”。结果何进被杀,董卓进京乱政专权,曹操“乱天下者必进也”的预见得到了印证。此时满朝文武一筹莫展,“尽皆掩面而哭”,在这危难时刻,只见座中一人抚掌大笑曰:“满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原来又是曹操挺身而出,他定下献刀刺卓之计,冒着杀身灭族的危险去行刺董卓。这一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曹操的胆量、勇气以及甘愿冒死的决心都使他成为这一事件中独一无二的英雄。
在作者让曹操以英雄的面目在书中出场时,又紧接着写了曹操年幼时假装败面口欺骗叔父的故事。也就是说,曹操的“奸”与“雄”是同时出场的人物特质,它们都是人物的主体性格。又前文所叙曹操在谋刺董卓事件中是一个英雄,而作者在此事件之后所作的叙述,则极端地表现出曹操的奸与残。曹操谋刺董卓失败后,在逃跑途中来到了世叔吕伯奢家中。吕伯奢对待正被追捕的曹操非常热情,欲杀猪款待。而曹操在听到“磨刀之声”和“缚而杀之”之语后,顿生疑心,误以为吕家要杀害自己,于是“不问男女”,杀死了吕家老小八口。更为可恶的是,当曹操明知误杀以后,又为了保全自己杀死了为自己外出打酒的吕伯奢。这种“知而故杀”的行为,是“大不义”,是极其残忍、无情的。之后书中用曹操的一句话道出了其如此残忍的原因:“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种极端利己的心理使曹操必然具有多疑、奸险、不择手段的性格。这一性格在此全方位地表现出来,也由此贯穿这一人物形象始终。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的奸与雄总是同时存在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曹操这一人物的主体性格,也形成了这一性格的复杂性。
(二)曹操人物性格的多层次性
如前文所述,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因为具有两面主体性格而显得复杂。但是,“奸”与“雄”并不能完整地概括曹操这一人物的性格内涵。在这两面主体性格之下,是人物多层次展开的侧面性格线索,这些侧面性格既丰富了主体性格,又与主体性格保持着和谐、统一。首先,在曹操“雄”的主体性格中,罗贯中又通过多个性格侧面的描写来丰富曹操性格中“雄”的内涵。
第一,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为了扫除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利,曹操有其奸狠的一面。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为了统率三军,为了笼络人心,为了成就霸业,必然也要求曹操的性格中具有包容性的一面。曹操性格中的包容性首先表现在惜才用才上。曹操一生都以广揽人才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策略。曹操纳才,不问出身,不论贵贱,即使来自敌方阵营,甚至曾经势不两立,曹操都能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之。曹操著名的谋士荀彧、许攸都曾旧事袁绍,曹操对其皆视若心腹。在官渡之战最紧要的关头,许攸弃袁绍来投曹操,曹操闻许攸前来竟“不及穿履,跣足出迎之”。许攸为曹操献“火烧乌巢”之计,军中将士皆劝曹操不可轻信许攸,而曹操却对许攸信而不疑。若无过人的胆识与胸襟,曹操岂能在这危急时刻接纳许攸并委以重任?然若曹操不纳许攸,又岂能取得官渡之战的全胜?
第二,为了笼络人才,让众多有才之士能为自己所用,曹操有一套十分积极的与部将的相处之道,在这些相处之道中,也折射出曹操性格中闪光的地方。例如:曹操虽然智谋出众,见识过人,但与部将相处时,却并不刚愎自用,而是能够真诚地听取部将的意见。对于一个政治军事领袖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正是这一可贵的品质,为他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仍以官渡之战为例,曹操先依荀攸之计确定了正确的战争策略;又在将士疲惫、粮草缺乏,打算放弃官渡之时听从荀彧“画地而守之”的建议,坚定了战斗的决心;最后,曹操又用许攸之计火烧乌巢粮草,取得了转折性的胜利。此三计若缺一,曹操就很难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相反,袁绍也正是因为拒不听从谋士的建议,骄傲固执,才最后落得惨败的下场。
第三,赏罚分明的行事作风也是曹操成就霸业不可或缺的领袖品质。曹操领军征战,只要取胜,必定犒赏将士。对于功臣爱将,更是以厚赏相酬。有时甚至兵败,曹操依然会奖赏有功之人。例如建安十三年,夏侯惇与于禁、李典引军南征,至博望坡时,夏侯惇执意催军赶杀,中了诸葛亮火攻之计,致使曹军死伤惨重。回到许昌后,夏侯惇向曹操负荆请罪,并言说于禁曾预见诸葛亮火攻之计并劝阻自己一事。曹操听闻,对于于禁之才大为赞赏,并在兵败的情况下同样厚赏了于禁。对有功之臣,曹操会慷慨嘉奖;而对有过之臣,则无论亲子爱将,皆毫不留情。例如曹操率军西征张鲁时,夏侯渊、张郃因疏忽大意被敌兵劫寨,致使曹军大败。曹操恨二人之轻率,大怒曰:“汝二人行军许多年,岂不知‘兵若远行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作准备?”因此欲斩二人以明军法。可见即使是曹操的至亲,在军法面前也没有情面可讲。
第四,罗贯中同样也多层次地描写了曹操性格中“奸”的一面。曹操的“奸”,除了表现为前文所叙的奸诈、残忍两个主要方面外,也同样有其他侧面的表现,例如僭越皇权。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中,曹操最为人所厌恶的当是他对皇权的蔑视与践踏。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这一侧面进行了充分的描绘。其中最典型的情节当属“许田射鹿”了。曹操与天子在许田狩猎,“操与天子只争一马头,背后都是操的心腹之人”。献帝令曹操射一只大鹿,曹操竟然讨要只有天子能用的雕弓与金鈚箭,这已然是大不敬了。待曹操射中之后,群臣皆以为乃天子之箭,于是高呼“万岁”,曹操此时挡在天子面前,心安理得地消受这“山呼万岁”之声。曹操欺君罔上若此,“奸臣”“奸贼”之名不可谓不当也。
由此可见,“奸”“雄”二字还远远无法概括曹操性格的全部,他的性格体系是一个多方面展开的层级结构,它们从不同角度大大丰富了这一人物的性格内涵,使曹操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书中最好看也是最耐人寻味的人物。
(三)曹操人物性格的统一性
有人也许会说,这么多性格因素同时出现在曹操身上,难免会造成人物性格的无序、分裂,从而导致人物形象塑造的失败。然而,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却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这就是因为在复杂面前做到了统一。曹操之“奸”并不能阻挡其取得战争的胜利,也不能影响其胸中的雄才大略,有时反而会成为其保护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曹操之“雄”虽不能抹煞其性格中狡诈残忍的阴暗面,但若“奸”与“雄”产生矛盾,“奸”便会向“雄”的方向转化,最终仍然达到统一。例如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曹操当然不可能真的自刎,这固然是他在玩弄权术,但另一方面权术的目的却是为了严明军纪。“奸”是为“雄”服务的,若没有“割发代首”,又怎能表现出法令严明、言出必行?又怎能统率三军呢?再看曹操降张辽一节,张辽被俘后,曹操认得张辽乃当日濮阳城内放火之将,张辽骂曰:“只可惜火不大,若火大,烧死你这国贼!”曹操听闻此言,怒不可遏曰:“败将安敢辱吾!”拔剑便欲杀张辽。刘备、关羽俱劝曹操张辽乃忠义之士,当容留身边。于是曹操的态度旋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先大笑曰:“我亦知文远忠义之士,故相戏耳。”又亲自为张辽松绑,并说:“纵使杀吾妻子,亦不记仇。”张辽用曹操昔日中计惨败之事辱之,曹操岂有不怒之理?曹操为报父仇徐州屠城,又岂是不记仇之人?然曹操爱张辽之才,敬张辽之义,杀之不如降之。于是曹操顷刻间化怒为善,变恨为爱,那一番虚词假意自是曹操奸处,然此种气度、此种爱才之心又恰是曹操雄处。可见,曹操性格中的两个主体方面是始终统一于人物形象内部的。它们相互交融,互相转化,共同构筑了这一生动完满的人物形象。
综上所述,《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完整的人物形象。罗贯中恰如其分地设置了可获取的各种于人物塑造有益的故事情节,而没有有意地取舍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合理性虚构,从而使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没有走向任何一个极端。他没有伟大似神,也没有可恶如鬼,他是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人。这也正是曹操这一艺术形象塑造最为成功、内涵最为丰富之处了。
三、通行本《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再塑造
毛本《三国演义》中,弥漫着强烈的贬曹色彩,曹操性格中的“奸”与“雄”已经不再处于共存融合的状态,而是“奸”远远地占了上风。无论在封建伦理道德上,还是在性格品质上,曹操已然成为对立于刘蜀的反面人物形象。在《读三国志法》中,毛氏父子便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的立场。《读三国志法》第一句话,毛宗岗便开宗明义地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在毛宗岗的正统观念中,“蜀为帝室之胄”而“魏为篡国之贼”,这一封建正统道德观念不仅贯穿毛本《三国演义》始终,也大大影响了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曹操之僭越乃毛氏父子绝无可能容忍之处,其“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的做法也为人所共愤。因此这一人物在毛氏父子的评改之下必然难逃被贬斥与批判的命运。再有,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谈到:“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诸葛亮之“智绝”、关羽之“义绝”、曹操之“奸绝”固然概括得不错,然此三绝一定,便为人物设定了其形象发展的模式。曹操之“可恶”在毛宗岗的评改中被渲染、强化,而其他可赞之处则被相应地弱化甚至抹杀,因此更显得奸诈凶残。即使提及其智,毛宗岗也同样以贬词叙之。例如,他在《读三国志法》中所言:“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这两句话当能准确地表述出毛氏对曹操的评价。曹操在毛本《三国演义》中,以一个奸狠的国贼形象出现。为了完成这样的形象再塑造,毛宗岗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在刘、曹对比中见优劣
如前文所述,由于毛氏父子强烈的封建正统道德观念,“尊刘贬曹”的思想始终贯穿着毛本《三国演义》。因此,曹操总是作为正面人物刘备的对立面出现,在两相比照下使胜负自见。这正是毛宗岗再塑造曹操形象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例如毛本《三国演义》第一回写道:“百忙中忽入刘、曹二小传:一则自幼便大,一则自幼便奸;一则中山靖王之后,一则中常侍之养孙。低昂已判矣。”在第一回正文刘曹二小传的描写中,写刘备是“玄德幼孤,事母至孝”;而写曹操则用其“败而口”以欺叔父一事,于是毛氏有评道:“玄德孝其母,曹瞒欺其父,邪正便判。”再看“曹操释关羽”与“刘备送徐庶”两个典型情节的对照:毛本《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中写曹操送关羽离去后,关羽因缺少一纸“丞相文凭”而屡受阻碍,因此才不得已过五关斩六将一路杀去。毛宗岗评道:“其于关公之去,赠金、赠袍,亲自送行,而独吝一纸文凭,不即给与。使关公而死于卞喜之伏兵,或死于王植之纵火,则操必曰:‘非我也,守关将吏也。’”而书中第三十六回写刘备送徐庶之景则情深意长,感人肺腑。当刘备得知徐庶将要离去,与徐庶对饮而泣,“坐以待旦”;第二天更与徐庶“并马出城,至长亭下马相辞”;最令人感动敬佩的当属其送别之辞:“备分浅缘薄,不能与先生相聚,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直至徐庶上马,刘备仍紧紧拉住徐庶的手说:“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会却在何日!”说罢,泪如雨下。一边是金银珠宝贿赂不成万般无奈让其离去,一边是设身处地为其着想以真情送其离去,两相比较之下,毛氏自有定论:“曹操之于关公,佯纵之而阴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后送之;若玄德之于徐庶,则竟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绍之杀玄德,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杀徐母。一诈一诚,相去何啻天渊!”在与刘备的对比中,曹操成了一个道德丑的典型,他的奸伪、自私在鲜明的对比中被揭示得淋漓尽致,让人读来也难免不产生爱刘恨曹的情感倾向。
(二)在情节、文字的改动中丑化人物
与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比较来看,毛本《三国演义》有很多与其情节、文字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必然会影响人物形象的表现。就曹操人物形象来说,在情节文字的变化中,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结构逐渐向集中表现其道德丑的方向发展了。试举数例说明之:例如前文所述曹操义释关羽一事,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数次下令沿途关卡不得阻挡关羽;而毛本《三国演义》中,关羽却因为缺少曹操的一纸文凭而遭遇重重困难。这一情节的细微改动使曹操全关羽之义的大度成了阳奉阴违的阻挠。再以曹操对待刘备为例:曹操引刘备见献帝后,献帝认刘备为皇叔,曹操的部将都认为这件事于曹操不利。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曹操的态度是:“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肯外向耶?”而毛本《三国演义》中,曹操则换了另一副嘴脸:“彼既为皇叔,吾以天子之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许都,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言语上的些许变化使一个心胸宽广,有王者之风的曹操变成了一个老谋深算、阴险虚伪的小人。
还有曹操在书中的出场,毛本也与罗氏原本大异其趣。罗氏原本写曹操出场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而毛本中则是“为首闪出一将”。在毛本《三国演义》中,用“英雄”来指代曹操当然太不合适了。无论是在正文还是回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指代曹操的称呼,有很多都是诸如“曹瞒”“老瞒”“奸贼”一类极富贬斥性的语辞。例如罗本中的“曹操勒死董贵妃”,到毛本中是“国贼行凶杀贵妃”;而“祢衡裸衣骂曹操”则成了“祢正平裸衣骂贼”等等。可见,称呼的变化可以使赋予人物的情感取向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曹操的国贼形象在毛本中是表现得非常明确的。
(三)在评点中表现出强烈的贬抑之情
毛本《三国演义》最显著的特征即是毛氏父子的评点。他们以回前批语、文中夹评的形式对小说的情节、人物、结构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符合其道德及审美倾向的评点,极力地深化曹操奸狠虚伪的性格特征,表现出对曹操的贬抑之情。例如,在曹操残忍杀害吕伯奢灭口的正文之后,毛氏有一段激愤的评点:“乃翁之结义兄弟也,而既杀其家,复杀其身,咄哉阿瞒!岂堪复与刘、关、张三人作狗彘耶?”毛氏先激烈地控诉曹操“既杀其家,复杀其身”的无情无义之举,又将此举与刘、关、张的结义之情作出比较,以更加突显曹操的奸诈凶残。而在陈宫患曹操之奸狠,拔剑欲杀曹操之文后,毛氏又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该杀!”这两个字虽然简单,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文中本写曹操之奸之残的情节之后贯入这样的评点,更加能引起读者对曹操的反感和对其无义行为的痛恨,并同时在对比中进一步牢固尊刘贬曹的审美倾向。
就是在毛氏父子如此的修改、评点之下,曹操的形象失去了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多层次性、复杂性,而扎扎实实的就是一个国贼奸雄的艺术典型。“奸绝”正是这一艺术典型的典型性所在,这一典型性形象经过再塑造之后,人物性格重点突出了,但丰富性相对弱化了。他因为性格中的一绝——“奸”而同样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艺术印象,但在性格的绝对化中又显得不够真实。然而毛本《三国演义》毕竟是今天离普通大众最近的一个阅读版本,因此,毛本《三国演义》中的这个“奸绝”曹操也是今天普通大众最为熟悉,最为接受的曹操形象。历史中的曹操也许会对这个被艺术化的自己不甚满意,但是,从塑造典型艺术形象的角度来说,这种定型化的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终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绝版的精彩人物,“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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