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不足是难以突破的瓶颈。本文试图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另辟蹊径，提出一家之言。
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整体俯瞰局部，从外围逼近核心，从抽象走向具体。象天设都的空间模式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门类象天的“造型”模式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有其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及技术方法上的必然性。可以首先
考察战国秦汉时期可考的象天制器的模式，从中得到象天设都模式的猜想；在此基础上，对时人关于天、地结构及天地关系的文化观念与科学知识以及通用的城市规划设计的技术方法等加以研究，得到象天设都的可能模式；以此可能模式为纲，引领和组织对秦咸阳相关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的分析应用，得到其象天设都的具体空间模式。
一、秦都咸阳，象天而设
秦人本发源于陇东，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在渭北“作为咸阳，筑冀阙”，1次年秦迁都于此，惠文、武、昭襄、孝文、庄襄等数代君主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有新的营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中国，开始在帝都咸阳进行大规模建设，兴建了六国宫殿、阿房宫、极庙等一系列宫室建筑，修复道、甬道以联系各宫室，治驰道、直道以通天下，并大量移民以充实咸阳。咸阳迅速地由“一国之都”成长为气势宏大的“天下之都”。（图1）
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秦都咸阳的规划布局中有象天设都的思想。《史记·秦始皇本纪》最为完整地记录了始皇扩建咸阳城的思想与过程，其中有两处明确提出其具有将天上星辰与地上宫殿相比附的思想：“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3“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4“天极”、“阁道”、“营室”都是星宿的名称。《三辅黄图》成书于东汉或曹魏初，是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关于秦咸阳、汉长安的地记，其卷一有载：始皇“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5“紫宫”为天上星座，与渭北咸阳宫相应。张衡《西京赋》载：汉长安城“览秦制，跨周法……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6说明汉长安仿效秦都，具有象天设都的思想。
将都城建设与天相联系是先秦时期即已产生的规划传统。在人类社会早期，即借助通天的巫术，显示权力与上天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保证统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伴随着社会发展，巫术色彩逐渐淡去，君主仍要借助一些手段向民众昭示其统治权来源于上天，以论证其政权的合法性。人力自然无法直接作用于天，“天人关系”往往是通过人对大地的经营，建立“天地关系”来实现的。《易·系辞》有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7“在
天成象，在地成形”，8“王天下”是从仰观俯察、建立天地联系开始的。都城作为政治权力的中心，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唯一性，在都城建设中模仿天象，就成为建立天人关系、树立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殷商人自诩都邑为“天邑”，自称王朝为“天邑商”，意即作邑建都追求上天的体认，按照上帝的意志安排都邑位置与筑邑时间。1据《吴越春秋》的记载，春秋时的吴国和越国在都城规划建设中都有象天的举措，伍子胥规划吴都时“象天法地，造筑大城。”2范蠡规划越都时“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3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都明显地是在先秦时期旧有制度的基础上整合、提炼、完善而成的，象天设都作为源远流长的城市规划设计传统对秦代的都城建设产生影响是十分自然的。
秦代具有象天设都的政治与文化土壤，“天人相应”是秦代主流的社会文化观念，是其政治制度制定的指导思想之一。权臣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序意》篇中即明言：“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4《明理》篇中还对天象与人事的对应关系进行了系统分类和阐述，明确表达了天与人结构相同，人事与天事规律相近，可以互相感应。5秦始皇本人深信君权神授，追求天人沟通，多次出巡祭告上天以宣示政权的合法性，并冀图求仙海上，还重新制定了信仰和祭祀序列，6追求政制与天道相呼应。营国制度作为政治制度中关键的一部分，追求与天相应、象天设都是很有可能的。
秦代也具有象天设都的知识与技术基础，这一时期天文学知识发达并日趋成熟、阴阳术数盛行。天文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7秦时已经有较为精确的天文观测，后世天文学主干之一的“二十八宿”这一名词首次出现是在《吕氏春秋·圆道》，《十二纪》和《有始》中还列出了部分或全部二十八宿星名，与后世星名和排序一致。《史记·天官书》虽成书于西汉中期，但汇总了有史以来，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学成果，可以认为是秦汉时期皇家天文机构所掌握的天文知识的代表，8其中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全天星象与分野，星宿的位置功能、运行规律以及与占星相关的人间事务。与此同时，秦代的政治制度推崇阴阳数术，奉“五德终始”，行“四时之政”，阴阳家是一个精通天文知识并掌握堪舆、营建本领的群体，在这一群体的主导下，象天设都具有知识和技术上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