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秦蜀之间，虽有秦岭阻隔，然先民开栈道互通往来。商鞅变法后，秦成西陲强国，灭蜀与巴，改行郡县制，将巴蜀作为统一华夏的战略要地，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改良和经济建设。此后，巴蜀地区成为持续百年之久的秦灭六国战争的资源供应基地，为统一的秦汉帝国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秦国；蜀；巴；李冰；都江堰
秦蜀之间虽有崇山峻岭阻隔，但至少在春秋时期，蜀人已开凿了川陕间穿越秦岭的栈道（褒斜道）。这条通道是从眉县入斜谷，翻越分水岭，沿褒谷至褒城；而后进入石牛道（或称金牛道），从陕西沔县西南行，越过七盘岭进入四川，经广元朝天驿进入嘉陵江河谷。栈道在悬崖峭壁凿孔，嵌入木梁，辅以木板，故又称“阁道”[1]。川陕交通改善后，秦蜀之间商贸关系也密切起来。《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记载：
及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秦国了解巴蜀的富庶与险阻，为了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首先必须统一居于长江上游战略位置的蜀国和巴国。为了巩固其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并将它作为并吞六国的战略基地，在推行政治改革、移民政策的同时，秦对以成都、江州为重点的巴蜀地区实施了较长时期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开发，特别是创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和开发广都盐井，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秦对巴蜀地区成功改革和开发，一方面带来了巴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史家称之为“染秦化故也”；另一方面巴蜀成为秦统一六国的战略基地，为统一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资资源。总之，秦灭巴蜀以及其后对巴蜀地区实施的政治制度建设和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措施，的确达到了预期目的，使巴蜀中断了原有的地域文化，全面接受了中原文化，为汉以后巴蜀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一、秦灭巴蜀后，实施的政治軍事措施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逐渐强盛，统一中国成为它的战略目标。战国时期，巴蜀地区对于秦国统一中国的战略地位，已为战国谋略家所重视。策士张仪在游说楚国时对楚王发表了并非危言耸听的警告：
秦西有巴蜀，舫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二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据捍关。[2]
战国后期，巴王利用蜀王与其弟苴侯的矛盾，结好苴侯，与蜀抗衡。秦将司马错、田真黄极力主张在巴蜀发生内乱的时候乘机并吞巴蜀两国，其理由与张仪游说楚王的基本观点极其相似：
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供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3]
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接受司马错等人建议，利用巴蜀攻战的机会，以秦相张仪和将军司马错为将，从石牛道入川，先后灭亡蜀国和巴国，将其纳入秦国的版图。秦国为巩固它在巴蜀的统治，十分重视对蜀地的有效治理。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前314年），封蜀王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同时设蜀郡，以张若为蜀（郡）守。（一说认为，秦灭蜀时未置“蜀国守”，疑张若迟至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即前285年“诛蜀侯绾”后任蜀守；到三十年即前277年他参加伐楚战争，离蜀守任。）为便于统治，秦国对巴蜀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在巴蜀推行郡县制，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前312年），分巴、蜀两郡部分地区设立汉中郡，以削弱巴、蜀残余势力（史称“戎伯尚强”）。
尽管秦巩固在巴蜀统治的两项政治措施十分得力，具有割据野心的蜀相陈壮仍然杀掉蜀侯，试图独立。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前311年），蜀相陈壮反，杀蜀侯通国。[4]秦武王元年（前310年），秦遣大庶长甘茂伐蜀，诛陈壮；伐丹犁。[5]
秦伐蜀时西南形势：江州以上今重庆、合川、川北、内江、泸州地区属巴国；枳（涪陵）以下巴东地区已属楚；秦岭以北属秦；其余地方皆属蜀。蜀之本部为成都平原。其东有郪国，东北苴国，均为蜀之藩封，又曾附于巴。蜀西南有丹黎国，又南有僰侯国，皆蜀之藩国，忠实于蜀者。僰之南，有夜郎、且兰等国，蜀之西有青衣和笮国。又其南，有邛国、滇国、同师、哀牢、昆明、句町、卧漏、乌浒等部族，皆似役属于蜀，比于外藩。其又南，乃为南越、瓯越、滇越之属。[6]
秦武王三年（前308年），封蜀侯子恽为蜀侯。平息叛乱以后，巴蜀地区相对安定下来。此后，秦国以巴蜀为战略基地，利用巴蜀地区雄厚的物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攻楚战争。灭蜀后第五年（前312年），“攻楚汉中地六百里，置汉中郡”[7]。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司马错率陇西及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地。[8]这次掠地可能得而复失，因此蜀守张若于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配合大将白起大举攻楚的计划，再次起兵从蜀地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9]因此《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载：“秦复拔我巫、黔中”。由此可见，长江三峡已成为秦楚征战的咽喉之地，决定了秦国最终灭亡楚国的致命一着。秦国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活动，使新置的蜀、巴、汉中等郡安定下来。为了给统一东方六国的战争提供可靠的物资条件，秦国集中力量开发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经济。
二、社会改革与移民开发战略
秦并巴蜀后，面临巴蜀地区“戎伯尚强”，即这个多民族地区存在着不少由酋长统治的部族和方国的严峻现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其时秦廷在过渡期，不得不暂时保留这些统治者的“君长”地位，除封蜀侯外，还“以巴氏为蛮夷首长，世尚秦女”，并在赋税上加以优待：“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秦昭王时，因板楯蛮射杀白虎有功，“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巴地大多是比较小而分散的部族、方国，人口总量大大少于蜀地，《汉书·地理志》所载巴郡人口还不到三蜀[10]的1/3；地域范围也远逊于蜀国：巴郡设11县，仅为三蜀的1/4。鉴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在秦国采取和亲、和睦政策后，他们能够积极回应，向秦统治者投桃报李、相安无事。这种良性互动，直到汉初仍未改变：廪君后裔居住南郡，而板楯蛮还为汉高祖还定三秦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