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7年11月，作者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的“近藏集萃”特展中得见一组瑰丽的黄金饰品：来自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的鸱鸮形马胄饰。而同年10月，作者在参观甘肃省博物馆，竟发现一对几乎与北京展览中完全相同的黄金饰片，名称被标注为鸱鸟型金饰片。这两组形制完全一致的金饰片为什么会分隔千里，以不同的名称展露于大众视野之中？秦人又为什么会选择鸱鸮（猫头鹰）作为马胄饰的形状呢？作者对此进行了一番探究。
关键词：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鸱鸟形；金饰片；马胄饰
2017年11月的一次偶然机会下，笔者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的“近藏集萃”特展中得见一组瑰丽的黄金饰品：来自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的鸱鸮形马胄饰（图1）。而同年10月，笔者在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时，竟发现一对几乎与北京展览中完全相同的黄金饰片（图2）名称被标注为鸱鸟型金饰片。这两组形制完全一致的金饰片为什么会分隔千里，以不同的名称展露于大众视野之中？秦人又为什么会选择鸱鸮（猫头鹰）作为马胄饰的形状呢？
1 共同的“故乡”
在甘肃与北京两组相同金饰片的来源标注上，均注明出土地为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秦墓。经了解，大堡子山秦墓位于甘肃省礼县永兴乡，20世纪90年代，该地曾是盗墓者猖獗活动的集中地带。形势最为严峻时，附近村落数千村民曾大量不间断地对位于大堡子山的秦遗址及墓群进行盗掘。疯狂的盗挖活动给这两座春秋时期的秦国墓地带来了极大损害，大量文物经黑市进入民间收藏者手中，更有甚者经过走私流入国外。
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礼县大堡子山秦墓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同年，学者韩伟在法国访问期间，第一次接触到了外国收藏家克里斯蒂安·戴迪安手中的一批来自大堡子山秦墓的金箔饰片。法国收藏家展示出的两型鸱鸟型金饰片分为Ⅰ型与Ⅱ型两种，每种各有四件。这两型鸱鸟型金饰片规格相似，皆高52厘米，宽32厘米，为自然金制金箔裁剪而成，钩喙、长目、长尾、曲爪，通身饰变形窃曲纹（一说为重环纹、勾云纹、羽状纹），一面经打磨而光滑发亮，另一面则较为粗糙黯淡，边缘一周有钉孔以便于将其系于他物。除此以外，Ⅱ型金饰片仅比Ⅰ型在饰片中间多出几组面积为几平方厘米的人为镂空，似乎用来镶嵌宝石。
此后，甘肃博物馆礼县博物馆等单位又征集到类似的金饰片25件，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还从礼县大堡子山已被盗掘的秦公大墓M2中清理出7件，从而证实了流散海外的那些金饰片确为礼县秦公墓所出。
2 关于鸱鸟型金饰片装饰对象的讨论
两组金饰片虽形制相同，但命名却存在差异。外国私人收藏家收藏的金饰片曝光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其中，对于这几组鸱鸟型金饰片的装饰对象的讨论也成为一个重点。但由于鸱鸟型金饰片流离境外，脱离了大堡子山秦人墓葬中的原始位置，关于其用途的猜测变得困难。
在对鸱鸟形金饰片的研究初期，曾有研究者给出结论，称鸱鸟型金饰片的用途是装饰秦人棺椁。包括韩伟先生在内的学者认为鸱鸟型金饰片与棺椁的联系从某种角度体现了秦人对于鸟及鸟型图腾的崇拜，甚至可以和秦人祖先神相联系起来①。但随着对鸱鸟型金饰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更多学者开始认同鸱鸟型金饰片的装饰对象是马匹。这一观点是将我国已发掘的先秦墓葬中的相似饰片作为比较对象。梁带村芮国墓地的棺制保存较为完好，在芮国墓地M502号墓中出土的相似R型铜饰片多出现在车马器附近并成对放置，说明此类铜饰是有关车马的物件。在西周时期的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號车马坑发掘中，也有相似铜饰与衔镳、络饰一同出土。张家坡西周墓地M196和M198出土有与梁带村形制相似、尺寸略小的铜马胄饰。张天恩先生推断，梁带村的铜马面甲背面往往残存木质、竹篾和布纹印痕，知其并非直接覆于马面，而是有内衬之物。饰片周边的钉孔则是用来钉或结缚于内衬之上，然后将之覆于马面，说马冑甲可能更准确。
区别于保存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的鸱鸮形马胄饰（Gold Foil Horse Head Armor Ornament in the Shape of Owl），另一组保存在兰州甘肃省博物馆的从外形看完全一样的金饰片被命名为鸱鸟形金饰片（Owl-Shaped Gold Ornamental Piece），并没有在命名上体现出文物的用途，甚至二者的名称并不能直观地体现出其相似性。有“马胄”二字，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博物馆参观者对于器型与体量的暗示，对于这两组鸱鸮形金饰片来讲，马胄作为其主要用途，是将其与秦人生产生活、作战作息直接联系的重要纽带。这个问题也暴露了甘肃省博物馆与国家博物馆各自作为省级、国家级博物馆在文物命名沟通上的问题。如何让“同样的”文物获得一样的名字？在同类型文物被拆分展出的情况下，改善其命名上的人为割裂情况是博物馆从业者与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3 两组鸱鸮形马胄饰的归国之路
自1995年韩伟先生撰文介绍流失在外的黄金饰片之后，甘肃博物馆、礼县博物馆开始了对民间流失的大堡子山秦墓流失文物的征集活动。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墓群及遗址进行挖掘。自2004年始，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诚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2006年度重点对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进行发掘。
在各方努力下，2015年法国文物收藏家克里斯蒂安·戴迪同意撤销对法国国立吉美博物馆的捐赠行为，再由原捐赠人将文物分两次返还中国，共计60件大堡子山流失文物，这其中就包括了原藏法国国立吉美博物馆的鸱鸮形金饰片。这批金饰片被国家文物局划拨甘肃省博物馆，全部成为了甘肃省博物馆的展品。
北京国家博物馆标注为“鸱鸮形马胄饰”的黄金饰片则并非来自文物返还，而是私人捐赠。人民网援引《中国文化报》的记者报道称：2011年，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郭炎先生将私人收藏的两件大堡子山鸷鸟形金饰片和一套金铠甲片捐赠给国家博物馆，以表其爱国之心。这两件金饰片相对于法国回流文物进入博物馆的时间要足足早了四年，猜测其来源应是大堡子山秦公墓遭盗掘后的文物黑市。由于两组金饰片的相似性，可以推测郭炎先生所捐赠的一组鸱鸟型金饰片与法国私人收藏家手中的金饰片来自同一墓穴。
4 从鸱鸮形金饰片见秦人的鸱鸮图腾崇拜
探究鸱鸮形金饰片出土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须知秦人历史上为西迁的东夷族。而关于秦人与东夷族的渊源，学界已有定论。清华简《系年》指出原居东方的“商盖之民”即秦人祖先，他们由于随商王子武庚数次叛周，战败之后被周人强行迁徙至宗周西部。闫德亮先生在《秦人的发展及其神话的演变考论》一文中指出“崛起于西方的秦人源于东方鸟夷部落联盟嬴姓部族”。而秦人的鸟类崇拜，也同样来自于祖先部落东夷人。秦人的始祖伯益来自于东夷族始祖的分化，秦人祭祀的白帝少皞，其陵墓在东夷族活动的穷桑（今山东曲阜）亦可作一例有力的佐证。
东夷先民与华夏部族比邻而居，是以少昊神为首领的部落联盟。夷部族多以鸟为图腾，《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五帝德》《汉书·地理志》均作“鸟夷”。《书传》：“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孔颖达疏：“郑玄云：‘鸟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王肃云：‘鸟夷，东北夷，国名也。’”可见，东夷之中有被称为鸟夷的一系族群存在。
由此可见秦人源自于始祖东夷人的鸟崇拜渊源。秦人尚武，迁徙至西方后，秦人文化与生活方式逐渐与西北民族融合，形成了尚武的文化取向，《战国策·魏策》曾云秦人“有虎狼之心”。而秦人选择西北常见的鸱鸮作为部族崇拜的图腾，乃至制作成金质马胄饰，装饰于战马面颊，不仅因为其凶猛的习性符合部落取向，更是因为鸱鸮独特的文化含义。
鸱鸮昼伏夜出，常出现在虫、鼠较多的坟地四周，《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更是在序中写明“黄鸟，哀三良也”，将黄鸟与三壮士奄息、仲行、鍼虎的死亡联系起来。张哲俊先生在《〈秦风·黄鸟〉的死亡鸟与黄色鸱鸮》一文中论证《秦风·黄鸟》中的黄鸟即为鸱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的记载则将一首失传的《茅鸱》与战事联系起来①。已出土的马王堆帛画中，也存在绘有二枭（同鸮）立于堂庑，作为守护神将死者引入阴间。
鴟鸮出现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墓，是作为秦人图腾崇拜的一个典型代表。鸱鸮本为食肉猛禽，在先秦时代的秦人图腾崇拜中，鸱鸮作为战争、死亡与凶猛、好战的符号，很好地诠释与概括了秦人的部落性格与取向。文中两组来自秦人故地的鸱鸮形金饰片背后承载的文化与历史，值得每一位文物爱好者思索、探究。
参考文献
[1]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J].文物，1995（6）：4-11+97.
[2]张天恩.礼县秦早期金饰片的再认识[J].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00）：173-181.
[3]礼县博物馆，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秦西垂陵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4]吉琨璋，常怀颖，冯峰.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简报[J].文物，2010（2）：4-22+1.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6]赵化成.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N].中国文物报，2007-02-09.
[7]佚名.法国古董藏家再次返还24件大堡子山流失金饰片[N].中国文物报，2015-09-22.
[8]佚名.郭炎先生捐赠文物仪式在京举行 刘延东出席[EB/OL].http：//culture.people.com.cn/h/2011/1121/c226948-1417093636.html
[9]王洪军.新史料发现与“秦族东来说”的坐实[J].中国社会科学，2013（2）：163-185+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