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可知其众美兼擅矣。”[1]《左传》采用文学笔法从容委曲地记录了历史事实，留下了诸多光彩照人的历史人物，其中包括诸如周王朝的王孙满、楚国的申包胥、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子、晋国的赵文子等众多杰出的外交活动家，他们在纷繁复杂的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运用自己高超的外交才能和语言艺术维护国家利益，带来一方平安。刘知几在《史通》中说过：“国之大事，在礼与戎。”[2]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大夫兼并愈演愈烈，处于中原腹地的郑国是一个国土褊狭、国力不足的小国，东面齐、西面秦、北面晋、南面楚，列强环伺，可谓四战之地，迫切需要杰出的外交人才帮助国家逢凶化吉，于困境中求生存，烛之武可谓生逢其时。在《烛之武退秦师》一文中，烛之武巧设辞令、化干戈为玉帛，是体现《左传》语言“从容委曲，意味深长”[3]的经典篇章。在打着“尊王攘夷”旗号公开欺凌小国的霸主面前，小国往往既没有说理的地方，也没有还手的力量，但是烛之武夜访秦伯，智退强敌，其策略之巧妙，思维之严密，言辞之委婉，内涵之深透，表现出高超的外交艺术，令人叹服。
一、挪移关系，晋郑化敌为友
《左传》有言：“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4]在奉行丛林法则的春秋时代，小国的外交策略尤其要讲究“礼”的艺术，复杂而激烈的形势使他们不得不慎辞以对，要适当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保持“礼”的姿态，借温文华美的言辞，达到保全己方利益的外交目的。孔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5]说的就是郑国谨慎有礼、务实有效的外交政策。
春秋无义战。在《烛之武退秦师》中，虽然晋秦入侵只是借口“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夹在大国之间，互不得罪，随机投靠，本来就是小国的生存法则，郑国行为无可厚非），但烛之武并未据理力争为郑国辩护，因为在强敌面前一切辩护都只是与虎谋皮般的徒劳。面对正在积攒力量待机称霸的秦穆公和强大的晋秦联军，烛之武坦率承认“郑既知亡矣”，毫无悬念，也毫不避讳，甚至把郑国灭亡之事说得十分淡定“敢以烦执事”，让秦穆公看得出郑国没有抵抗之意，精神立即放松了一下。“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本来晋秦联军入侵，主要矛盾在晋郑之间，而此时烛之武在秦穆公面前却说“秦、晋围郑”，把秦国摆在首要的位置，这是极大的尊重，让秦穆公不能不为之一乐。在这里，烛之武对秦穆公使用了尊称“执事”“君”（使用了9次），是一种以卑达尊的方式，十分得体。把秦国摆在晋国前面，这是关系挪移之一。
关系挪移之二，就是烛之武闭口不谈郑国利益，让郑国置身事外，而是设身处地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看待这场战争带来的利害得失，仿佛郑国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以秦国利益需求为中心，把“亡郑”“存郑”放在秦晋国力消长的背景下来考量，成功地改变了三方关系：此时晋郑不是敌对关系，而是盟友关系，要步调一致共同对付秦国。秦国如果“亡郑”就会犯“越国以鄙远”的兵家大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可以这样做。在成功取得秦伯信任后，燭之武堂而皇之地替对方谋划利益，处处为对方考虑，就很容易得到对方的重视与认可，借此瞒天过海达到自己的目的。类似事件在《左传》中不乏其例。鲁哀公七年，邾国遭到鲁国攻打，茅夷鸿奉命向吴国求救，却不说救邾，而是大谈鲁攻邾给吴国带来的危害，从而说服了吴王;周襄王二十五年，崤之战中晋军大败秦军，文嬴以晋国利益为前提，辅以秦晋关系为诱饵，导致晋文公一时糊涂放走俘获的秦军三位主将，铸成大错。
二、离间有术，秦晋联盟瓦解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6]《左传》是采用文学笔法写就的史学巨著，里面也有一定的虚构成分，当然这些虚构应该是“真实的虚构”，因为即使是最优秀的史学作品在叙述学意义上也允许叙述方式的虚构。《烛之武退秦师》的第三段125字都是烛之武一个人的独白，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现场的实景，真实的状况应该是宾主之间的相互问答，烛之武审时度势，采用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策略，通过“迎合、利诱、离间”完成对秦穆公的游说，而这些问答环节被《左传》省略了。我们细读文本，就必须还原现场，参透本意。
（1）以利相诱，晓之以理
要打动对方，游说必须有的放矢。烛之武精准把握了秦穆公此次跟随晋国出兵的目的，不过是乘着晋国称霸的便车分一杯羹而已（此前扈从晋国参加城濮之战即是如此），而实际上秦晋双方是同床异梦，各打各的算盘。“若亡郑而有益于君”“若舍郑以为东道主”，使用“若”字来进行虚设，就是要把可能出现的情况展现出来供对方斟酌权衡，决定权在对方。究竟是“亡郑”利秦，还是“舍郑”利秦，一言即明。烛之武精准地看出了秦伯“损人（郑）利己”以及“没占便宜就是吃亏”的心理，通过灭郑结果的呈现晓之以利害，句句击中秦穆公的软肋。这和《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知道齐王想奋发图强却担心受蒙蔽，《触龙说赵太后》中触龙洞悉赵太后怜子之情一样，句句在情在理，最终打开心结。“唯君图之”是用委婉中带有请求、劝说的语气来代替命令性语气，是请求对方妥善抉择，使对方便于接受。
（2）以史为鉴，敲响警钟
烛之武依据常人都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来一个旧事重提，让秦穆公三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僖公九年，秦穆公派兵护送夷吾（即后来的晋惠公）归国。晋惠公即位后不仅不兑现对秦穆公许下的割让晋国河西八城的诺言，而且将里克和丕郑杀害。十三年，秦穆公不计前嫌输粟于晋，帮助晋国渡过旱灾。十四年，秦国饥荒乞籴于晋，晋惠公再次恩将仇报，拒不施以援手。十五年，晋惠公竟乘秦国饥荒率兵进犯秦国，秦晋关系一度恶化到极点。虽然秦穆公被称为“春秋之贤诸侯”[7]，向来以仁慈宽厚、以德报怨的形象出现在《左传》中，但是晋惠公与晋怀公多次对秦国以怨报德的事件让他耿耿于怀，始终是他心中的痛。此时，打开历史创伤，必然加重了秦穆公对晋国的戒备心。
（3）连环三问，促其思考
金圣叹说过：“妙在其辞愈委婉，其读愈晓畅。”[8]烛之武是带有一定目的来见秦伯的，但是他的言辞从来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目的，他只是客观地分析“亡郑”“舍郑”对秦国的利与弊，甚至在把结果客观地摆出来的时候，还有一点为秦国利益即将受损而着急的态度（将焉取之）。这样做既显得礼节完备，更是一种貌似不加干预留给对方思考选择却十分有效的说服手段。第三段连环发出三个疑问句（“焉用亡郑以陪邻”“何厌之有”“将焉取之”），既似自言自语，不得其解，又是道理明白，不需多言。比如“焉用亡鄭以陪邻”，“焉”是“为什么”，隐含的意思就是这样做太不合理了;“何厌之有”，“何厌”画出了晋国贪得无厌的嘴脸，使秦穆公不由得不警醒。
三、巧用对比，利害关系鲜明
对比手法就是把对立的两个事物或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让双方的是非、区别更加凸显出来，加强感染力。“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修辞活动之所以产生，正是表达者重视接受者的结果。由于接受者的潜在干预，使表达者在产生表达行为之前，往往先考虑表达效果，并选择相应的修辞手段，以获取预想的结果。”[9]为了达到游说的预想效果，烛之武不能不考虑“修辞手段”。于是，他在说辞中使用了三组对比。
“舍郑”的结果对秦国而言有“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之利与“亡郑”后“陪邻”之害的对比，以此让秦穆公明白谁是“亡郑”的受益者，从而抉择“舍郑”。晋君“许君焦、瑕”的承诺与“朝济而夕设版焉”的背叛对比，以此提醒秦穆公对晋国忘恩负义的本性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再上当受骗。“舍郑”对秦国而言有“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之便与“亡郑”后对秦国而言有“若不阙秦，将焉取之”后患对比，让秦穆公明白“亡郑”后秦国即将面临强邻晋国的欺凌，秦国也是“亡郑”受害者。三组对比，字字言利，句句在理，不断刺激着秦穆公。除了三组对比之外，文章为加强感染力还大量使用对立性的词语，如“壮”与“老”、“厚”与“薄”、“朝”与“夕”、“阙”与“利”、“围”与“还”等，这些词语将人生失意的哀怨，冲突双方利益的变化、背信弃义变化之快，因选择不同而带来的利害消长等无不精微地呈现出来。烛之武精准地把握秦穆公梦想东进中原、称霸诸侯的心理，把道理讲得如此深透，“舍郑”的结果自然水到渠成。
烛之武说辞体现了务实灵活的外交态度和高超的语言艺术，不仅成功地化解了秦晋联军的入侵，而且巧妙地瓦解了秦晋联盟，使郑国终于在国运即将不继的危急关口避免了一场劫难。
参考文献：
[1]刘熙载.艺概·文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
[2]王学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J].古代文明，2012（2）.
[3]朱自清.经典常谈[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49.
[4]杨伯峻编.左传·昭公七年[M].北京：中华书局，1990：1295.
[5]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29.
[6]童第德.韩愈文选·进学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29.
[7]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卷五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9：826.
[8]林乾.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第二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323.
[9]谭学纯、唐跃.接受修辞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38.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十三五”规划课题（重点资助）“高中语文经典作品细读教学的行动研究”（批准号：B-a/2016/02/51）阶段性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