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论语》形成过程中，孔子不同弟子及后学发挥了不同作用，围绕儒家领导权和《论语》阐释权，孔子弟子及后学在战国末期发生过激烈斗争。美国学者Bruce Brooks和Teako Brooks认为《论语》不是一次性短期成书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层累地形成的。在《论语》中，有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篡改和删削的痕迹，也有弟子之间相互倾轧的某些信息。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孔门四科十哲与曾参和儒家八派的关系做了清理，对荀卿敌视子思孟轲派和子张子夏子游三派的原因做了分析。最后批评了对待《论语》的三种不负责任的看法，提倡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
关键词：论语；孔子弟子；博弈；儒家八派；荀卿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7)10-0096-09
作者简介：李珺平，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广东 湛江 524048）
一
《论语》是一部什么书？
唐代以前，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大家都想当然地把它看成是门徒对孔子言行的忠实记录——“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者”①。最早发出疑问的是柳宗元。其《<论语>辨》从时间和称谓两个角度提出了问题。从时间言，他认为，《泰伯》第3章记载了曾子临终之言，可见《论语》成书必晚于曾子。从称谓言，全书只有曾子和有子享有“子”的尊称，可见编者应该是晚辈弟子。柳宗元的结论是：“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②意思是，《论语》前半部可能是孔子弟子的拉杂记录，而后半部（10篇）则是曾子弟子辑录的，因为曾子是孔子弟子中最年轻者（曾子比孔子小46岁）之一。曾子死时，孔子弟子绝大部分已不在人世，而曾子弟子有可能最终辑录并编订了全书。
宋代陆象山《语录》继承了柳宗元的说法，但有小小不同。首先，陆象山认为，孔子一生肯定说过成千上万句话，《论语》记载的不过小小一部分而已；其次，曾子、有子称“子”说明，最后的辑录者“或多是有若、曾子门人”③——有子的弟子也参与了。
第三人是清代崔述。其《考信录》对孔子生平言行做了更详细的考证，明确指出：《论语》前15篇虽偶经点窜但大体真实，其“义理精粹，文体简质……盖皆笃实之儒，谨识师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于其间也”。而后5篇问题很大，疑点甚多，《季氏篇》“文多排偶，全与他篇不伦”，《微子篇》“杂记古今轶事，有与圣门绝无涉者”。结论是：此“皆后人之所续入”①。
近年来，随着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的发现与研究，这个问题又被提到桌面。最引人注目的文章是李零的《重见“七十子”》②。它通过对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的阐释，把学界对《论语》和孔子的视线，引向了对于门徒七十七子及其言行与学说的关注。在李零看来，人们以前总喜欢按照孔－孟－荀三段式来讲早期儒家的思想，这是不全面的，因为恰恰忽略了在孔子与孟、荀之间有起承转合作用的七十七子这最重要的一段。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只有研究七十七子才有助于解答上述柳宗元、陆象山和崔述的疑问，才有可能搞清楚《论语》究竟如何成书，是一部什么书，更进一步，也才能准确地看待和评价孔子及其儒学。
二
人常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实所谓三千、七十二都是概数，不可能不多不少刚好三千，也不可能恰好七十二。司马迁《仲尼弟子列传》说得很清楚，“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这七十七人，不是司马迁向壁虚构而是按照孔壁出土的战国写本《弟子籍》抄录下来的③。为什么要把七十七说成七十二呢？李零说是为了配合“五行时令”的吉祥意味。我认为是对的。
这七十七个门徒不是同时招收的，有先后顺序，大体分为三期。从司马迁所抄录的名单看，孔门一期学生，有年代可考者有6人，全是鲁国人。大概孔子当时名声尚未显赫，影响只及本国。他们与孔子年龄相差大约10岁。孔门二期学生年代可考者10人，除大部分是本国人外，开始有了外国人（如齐人、衞人），年龄相差约30岁。孔门三期弟子年代可考者18人，籍贯更杂，占主流的虽为鲁国人，但出现了陈、衞、吴、楚、晋、宋人，年龄相差40岁左右。从出身看，除二期有商贾家庭1人，三期有贵族、士人或富裕家庭者3人外，其余大部分是贫民、工匠、贱人、鄙人、野人，甚至刑徒。考察门徒籍贯、年龄、出身等有助于了解其思想之杂，也有助于了解其不同的求学倾向、问学门径，以及在辑录老师言行时的意识形态差异。
孔门最著名学生有所谓“四科十哲”。按司马迁的名单次序，长于德行者，有颜回（子渊）、闵损（子骞）、冉耕（伯牛）、冉雍（仲弓）；长于政事者，有冉求（子有）、仲由（子路）；长于言语者，有宰予（子我）、端木赐（子贡）；长于文学者，有言偃（子游）、卜商（子夏）。其中一期学生3人，二期5人，三期2人。10人中年龄大者小孔子7岁，幼者小45岁。除1人为吴，2人为衞外，其余全是鲁国人。这个名单很明显不是按期次或年龄，而完全可能是按学问趋向和受孔子喜好程度排列的。因为在德行4人中，颜回虽排第一，却不是一期学生，冉耕最年长，却排在第3位。其他三科也一样。不管怎么说，他们应当是孔子最得意也最著名的学生，也是孔家军的核心和基础。从名单看，曾参（曾子）、有若（有子）都没有进入。这不是期次或年龄原因，因为言偃与曾参、有若同属三期，比曾参大1岁比有若小2岁。曾参、有若没能进入十哲，肯定有其他原因。这原因很难臆测，但学问平平或不被孔子喜爱，在笔者看来，当是重要因素。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最被孔子倚重、又构成孔家军核心和基础的十哲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开门立派或继承老师衣钵，甚至连一页纸都没有留下。留下著作的倒是颛孙师（子张，孔门三期，小孔子48岁，陈国人，战国所谓“子张氏之儒”就是其学派后裔）、漆雕启（子开，孔门一期，小孔子11岁，鲁国人，《汉书》“艺文志”载“漆雕子13篇”）、宓不齐（子贱，孔门三期，小孔子30岁，鲁国人，《汉书》“艺文志”载“宓子16篇”）和曾参（子舆，孔门三期，《汉书》“艺文志”载“曾子18篇”）。如果说长于德行者4人不暇或不屑于著述倒也罢了，而长于政事、言语，尤其长于文学者6人亦不著述，这就非常奇怪了。儒家“述而不作”，不擅长创造是事实，但于著述却非常看重，认为是藏之名山的美事。齐国宰相晏婴曾批评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①，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儒学著述的繁多和无用。汉以后，儒生之著述癖已经病入膏肓，仅“尧典”二字就可阐释出十几万微言大义，被其他学派讥为笑话。这都说明，孔门十哲中最起码后6人应当是有著述的。由于见不到十哲的著述，所以对整个儒学史进程影响深远的战国后期“儒学八派”中，当然也就没有他们的份儿了。
更令人不解的是，上述十哲在《论语》中的形象、名声似乎也不大好。他们或是不懂世事的书呆子形象（如颜回），或是被孔子反复批评的对象（如端木赐、卜商），或是被呵斥、嘲讽的对象（如仲由），甚或还是孔子厌恶的对象（如宰予）。另外，凡是个人有著述（如颛孙师、漆雕启、宓不齐）或有可能继承孔子衣钵的人，似乎也大都没有好嘴脸。他们或者言行上有虖漏，或者出身上有污点。整部《论语》最高、大、全的人物，除了孔子，便是曾参——孔子有傻乎乎的小缺点，曾参也一样。受这种导向影响，包括相貌酷似孔子的有若，也被塑造成一副无法与曾参媲美的冤大头。司马迁《仲尼弟子列传》中有一则孔子死后有子被追问、受窘、狼狈下台的事例，不知取材何处？但它说明，至迟在汉初，有若已被侏儒化（妖魔化）。
难道孔子看走了眼，他所推许的学生中竟然没有一个行的，倒是未被看中的曾参为儒学争了光？难道个人有著述或有可能继承衣钵的弟子中也没有一个行的，他们都不懂儒学为何物，唯独曾参得了真传？都不是。在这些蹊跷背后，有许多隐情。
三
1998年，美国两位汉学家（E. Bruce Brooks和A. Teako Brooks,中文名为白牧之、白妙子）出版了《<论语>辨》（The Original Analects），为解开《论语》谜底提供了重要线索。
两位作者从西方人特有的理性精神出发，采用了传统的考据、辨伪方法，从细读文本开始，尤其注重篇章结构分析和对偶法的使用，仔细梳理了30年，终于证实了柳宗元、陆象山和崔述的猜测，《论语》确实不是孔子的言行录，而是“早期儒学的历史”②。他们认为，《论语》不是一次成书，而是“层累”地形成的，时间跨度大约持续了230年左右（从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到公元前249年鲁国被灭）而不是一般所说的50年。所谓层累，就是弟子之间在互相倾轧并争夺儒家领导权和儒学阐释权的博弈过程中，对原始《论语》进行的重新编排、反复篡改和增补。因此，现存文本是累积起来的。
细读《论语》，可以发现孔门弟子间至少有4次大的冲突及随之而来的文本篡改。
第一次是卜商、颛孙师、言偃等联手推举有若为领袖而遭到曾参抵制。双方的理由都很虚：前者是有若相貌如孔子，后者是孔子如江汉之水那样深长、如秋阳那样明亮，有若达不到。此次较量，曾参取得了胜利。这发生在孔子去世6年之后。《孟子·滕文公上》有明确记载，看来态度亦倾向于曾子。很难推测卜商、颛孙师、言偃是否有当儒学领袖的想法，但反对曾参是一致的。
第二次是对端木赐的诋毁。在《公冶长》中，端木赐连续三次被贬低。两次借用孔子之口，一次是自贬，公开承认自己无法与颜回相提并论。笔者认为，这不一定是孔子的真意，也不一定是端木赐与颜回的争宠，而很可能是曾参或曾参弟子编排出来的、用孔子和颜回来打压端木赐的障眼法。因为从感情角度讲，端木赐对孔子的感情最深。孔子死后，唯独他一个人在老师墓旁建草庐并守孝6年。从心理动机看，孔子死后，端木赐威望大增，师兄弟临别之际都去向他辞行（《孟子·滕文公上》），而曾参在取消了有若的儒家继承权和儒学阐释权后，便把早期弟子之佼佼者端木赐作为最大障碍。曾参只是孔门三期一名普通学生，资历很浅。他要想抹黑端木赐，不得不假借孔子的口吻或者颜回的德行和威望。两位作者甚至认为，曾参由于年龄太小可能根本没有见过孔子。他们也确认，《公冶长》不是孔子对端木赐的真正评价。
第三次是曾子确立领袖地位后，出于将自我神圣化的需要对《论语》的大肆改窜。其突出表现是《述而》和《泰伯》。两位作者认为，这两篇是曾子或曾子弟子的作品。不仅如此，曾子及弟子组成的创作班子为了稳固已取得的地位，在搞个人崇拜时采取了贬低对手、故意只字不提对手和美化自己的方法，在其他篇目中也悄悄塞进私货，把自己“描绘成唯一得到孔子秘传的得意弟子”①。在他们看来，《里仁》中被后人冠以“孔门传心”的一段话②，就是如此编排的。通过这种手段，曾参把自己塑造成独得儒学真谛，也最有资格阐释夫子禅机的唯一人选。
第四次是子思（孔子之嫡孙）对惨遭贬斥的早期弟子的平反，发生在曾氏集团统治儒学以后的50年（公元前400年）左右。曾参逝世，子思开始执掌门户，第一件事就是为先辈（早期弟子）恢复名誉。这体现为《先进》的部分内容。首先，他确定了四科十哲的名录。其次，将被丑化或被妖魔化了的卜商、宰予等还原为正常人。再次，就是把曾参从神坛上搬下来，洗掉其脸上多余的油彩，使之回归原来的形象——“鲁”（木头疙瘩）。
经过艰苦细致之清理，两位作者按照历史层累的实际构成状况，尝试恢复了《论语》的原貌。他们认为，今本《论语》的前三篇《学而》、《为政》和《八佾》，是由曾参之后的儒家人物在不同动机支配下陆续置于全书之首的，本来顺序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原来排在第4篇的《里仁》应为首篇，而原来的首篇《学而》其实应为第15篇。除此之外，他们还将全部《论语》的20篇“平均分配”到上述从孔子逝世到鲁国灭亡的230年时间里，每篇相距约10年。
四
两位作者的冷静清理与实证分析，基本证实了如下猜测。《论语》不是一次性辑录完成的，也不是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将学习笔记凑在一起编排出来的，不是在一个平和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的，因而也不可能是孔子言论和行为的客观再现。它被编排过、阐释过，是在一个围绕着儒家继承权和儒学阐释权展开博弈的环境里层累地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卜商、颛孙师、言偃及有若的努力和失败，还可以看到曾参的处心积虑和狡猾。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有若和弟子的努力虽然是悲剧性的，但其挣扎的痕迹留下来了。尽管曾参和弟子为了丑化有若可以添加某些内容，把他说成除长相像孔子外一无所长的人，但有若作为“子”的存在却并没有被删除干净。
从今本《论语》看，毫无疑问，它体现的主要还是曾参的思想。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子思作为孔子之后裔，虽然可以为早期弟子平反，也有可能订正《论语》中的某些错误，但他毕竟也是曾参的学生。按照儒学体系内部那深入骨髓的“尊上”理论和“为师、父讳”的观念，子思不可能彻底否定老师，不可能彻底改正《论语》，更不可能使被篡改的东西完全恢复原貌。还有，作为隔了代的孔子后裔，又随从一个隔了代（孔门三期）的学生（曾参）学习，子思即使想恢复原貌也不可能，他无法了解孔子当年到底讲了些什么。在口耳相传的学习时代，子思的所有学问都来自曾参。他无法确证曾参的传授中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孔子的，尤其是，在曾参做稳了儒学教主又要故意含糊其词的情况下，他更难区分。尽管子思有可能对讲授中曾参过分赞美自己而贬低早期弟子——有些就是子思的叔伯亲属——的内容保持警惕或产生疑问，但也仅此而已。他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孟轲是子思的学生，所传承的基本还是曾参的思想。
由此，曾参－子思－孟轲的传授系统终于成为儒学正宗。这正好解释了《论语》中虽对曾参有批评但大量还是歌颂的原因，也解释了凡在重大问题上（如与早期弟子发生分歧时，或与有若争论时）孟轲为何总是毫不犹豫地倾向于曾参的原因。
但是，这一传授系统有很大问题，就是原始的“孔子儒学”有可能被遮蔽。孔子从周公那里继承而来的那种富含华夏先民智慧以及深厚人文主义精神的儒学——尚柔学，有可能被包裹在曾参神不知鬼不觉的阐释之中。我们今天要求小孩子念念有词、摇头晃脑所读之“经”，某些专家和美女学者津津有味、自以为是地加以咀嚼、品尝的《论语》，其实是经过曾参篡改的，是曾参用自己的思想之牙、观念之舌咀嚼、品尝过后，吐在盘子里端上来，又鼓励人们一再咀嚼、品尝的。
五
从战国时代儒学的发展情况看，《论语》的状貌就更模糊了。韩非《显学》指出，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①。韩非发现，儒学八家虽都自认为是真正的孔子之学，但侧重点却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为什么呢？笔者认为，这恰巧说明了孔子之学被曲解、阉割和为我所用的复杂状况。按照韩非的排列，儒学八家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此八家之来源不一定都是《论语》，但全出自孔子是肯定的。
八家之中，子思、孟轲有师徒关系，可并为一派。仲良（梁）氏和乐正（子春）氏，据梁启超《韩子浅解》（1960）、尹桐阳《韩子新释》（1919）和陈奇猷《韩非子集释》（1958）等考证，皆为曾参弟子之后学，可并为一派。子思所学来自曾参，孟轲又为子思之私淑弟子，所以这四派又可合为一派，即曾参派。由此可知，曾参控制儒家继承权和《论语》阐释权的努力没有白费，至战国后期，八家中的一半已被其后学所垄断。
其余四家之中，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有两派即子张（颛孙师）派和漆雕氏（漆雕启）派也属于正宗孔门弟子之后学。漆雕启是比曾参早的第一期学生，子张是与曾参同时的第三期学生。他们所传的儒学，虽可能有部分与《论语》重合，但不一定全出自其中。因为他们两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亲身接触孔子时亲手记下的笔记，按照自己问学的趋向，按照自己的独特理解和心得来传授，而不必按照曾参的指令、理解和口吻。
至于颜氏和孙氏之儒到底由谁传授的？学术界意见尚未统一。颜氏之儒，有人认为是颜回所创。依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1944）之见，颜即指颜回，理由是颜回生前已有门人② ；依张觉《韩非子全译》（1992）之见，能成为一个学派，其言论行为方面必有某种造诣，颜回符合这个条件③ ；但依李零（2002）的看法，颜氏也可能包括言偃，因为言、颜相通假④。笔者的看法倾向于对三人的综合，理由是，颜回早在孔子去世之前就去世了，即使有造诣、有门人，也会风流云散。颜氏之儒要想在门派倾轧中站稳脚跟并中兴，必须有一个能挑大梁的凝聚者。言偃比孔子小45岁，未闻早夭，与曾参同属三期，正处于孔学起承转合的中介点，因而他很有可能以颜回为号召，维护并扩展其学问，以抵制曾参之学。还有一个证据，荀卿《非十二子》曾提到“子游氏之儒”①，子游即言偃，可见言偃确实是开创过门派的。尽管战国末期的子游氏之儒肯定是言偃弟子之弟子的后学，其学问及行为倾向不一定能代表早期，但从荀卿批判的力度和愤怒的程度可以看出，这一派对儒学本身或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
孙氏之儒的创立者，日本学者津田凤卿《韩非子解诂全书》（1817）认为是公孙尼，唐敬杲《韩非子》（1935）亦赞同此说。他们的理由是，《玉海》所引的《韩子》中，“孙氏之儒”前有一“公”字。而郭沫若认为孙氏指荀卿，理由是荀卿又名孙卿。笔者认为，在没有新出土材料佐证的情况下，目前很难判断到底孰是孰非。如果郭沫若的说法对，那就很难理解韩非作为荀卿的学生，为什么把老师也轻蔑地列入“非愚则诬”②之中？如果津田凤卿和唐敬杲的说法对，又很难理解，作为孔门“弟子之弟子”③的公孙尼及学派，为什么在战国末期突然走红并成为八家之一？
不管孙氏之儒的开创者是谁，都隐隐说明了一个事实，战国末期儒学内部围绕儒家领导权和《论语》阐释权的斗争非常激烈。如果孙氏之儒的代表者确实是荀卿，从其《非十二子》可以看出，荀卿的老师是冉雍（仲弓）④。冉雍是孔门第二期学生，小孔子29岁，属于儒学承上启下的人物。荀卿抬出老师冉雍，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对抗以子思（含孟轲、仲良氏、乐正氏等）为代表的曾参之学，也为了对抗其他人（如颛孙氏、卜商、颜氏之儒）对《论语》的阐释。如果孙氏之儒的开创者是公孙尼，那么，儒家后学有意推出这个非“七十七子”成员而是“七十七子之弟子”的人物，其目的也很可能是为了抵消作为强势学问的曾参派垄断儒学的影响。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把《论语》不载、或异于《论语》，但确实又是公孙尼从某一位“七十七子”那里接受来的孔子真实言行（或理论）扩展开来，发扬光大。
再联系子张氏、漆雕氏、颜（言）氏之儒看，儒学内部这种激烈斗争的状况越发清楚。由于以子思为代表的曾参之学（四家）已然取得统治地位，其他那些了解《论语》底细的儒家后学，如颛孙师、漆雕启、颜回（含言偃）的弟子们，若不同意曾参及其弟子的霸道阐释，必然会推出自己的老师与之对抗。他们把从颛孙师、漆雕启、颜回（或言偃）那里接受的《论语》不载、或异于《论语》、但确实又是孔子的真实言行录拿出来，予以阐释并推广。这些东西既超越了《论语》却恰恰又是应该包含的内容，即被曾参及其弟子删除或曲解了的部分。
六
即使无新出土的材料，现有材料也能说明今本《论语》有许多缺陷。
首先，子张（颛孙师）之儒就是被今本《论语》所掩盖的孔子学问之一。由于材料全佚，这一派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现已难知其详，但康有为从蛛丝马迹出发，找到了子张之儒与曾参之学的不同点：前者重视“政制”建设而后者重视“仁义”宣讲。对此，李泽厚肯定说：“康有为从现代政治眼光出发，看重‘外王’，于是重子张问政等等，认为这才是孔子思想的重心，未必错误。”⑤郭沫若则从子张之儒中找到了与曾参之学不同的“把民众看得很重要”的“和墨家接近”的内容，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⑥。但这些内容都是今本《论语》所无的。
其次，颜氏之儒是另一种有别于曾参派的孔学内容。从《论语》所提供的有限材料看，颜回作为孔门第一人，其最大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其心三月不违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这些说法和行为应当也是此学派的总特点。郭沫若还发现，颜氏之儒由此出发，逐渐发展出一种“避世”的新学说，这就是《庄子》“人间世”和“大宗师”中提到的“坐忘”和“心斋”理论。郭沫若说：“这些应该都是颜氏之儒的传习录，而在庄子，是作为‘重言’把它们采用了的。”①显然，颜氏之儒重视个人的仁德实践与今本《论语》曾参之学重视集体的“忠恕”说教不同，颜氏之儒强调对“避世”境界的修养和实践，与后者重视走帝王路线或民间讲学的入世行为也不同。奇怪的是，这一派的典籍和活动情况，也完全失传。
再次，漆雕氏之儒也是今本《论语》所掩盖了的孔学内容之一。此派开创者漆雕启是工匠出身，孔门一期学生，有著作13篇，已佚。从零星材料可知，这个人不喜欢做官，却好勇任侠。前一特点很受孔子赞赏，后一特点在《韩非子·显学》中有记载：“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②在对人性的看法上，漆雕启主张有善有恶，与宓子贱和公孙尼有相同之处。王充《论衡·本性》云：“（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皆言性有善有恶。”③此外，郭沫若认为，《孟子·公孙丑》所云善“养勇”的北宫黝，大约也属于“漆雕氏之儒”。由上可知，漆雕氏之儒不愿入仕之特点与今本《论语》曾参之徒鼓励入仕（由“内圣”进入“外王”）不同，主张性有善恶论与后者主张性善论也不同，至于好勇任侠之特点，更是擅长口谈仁义的曾参之徒所极力反对的。
最后看孙氏之儒。如果孙氏指荀卿，其学说肯定与今本《论语》曾参之徒大异其趣。因为在《非十二子》中，荀卿严厉地指责了子思、孟轲，说其知识系统凌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却自视甚高，“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说其学问导向极其偏至不归正道，但又喜欢故弄玄虚，“闻见杂博”，“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还说其理论封闭，不成体统，“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又讽刺其授徒活动纯粹是一种传销和欺骗行为，“世俗之沟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④。从事实看，荀卿的“隆礼”、“重法”与子思的“倡仁”和孟轲的“好义”相比，也不同。如果孙氏指公孙尼，其学说也与今本《论语》曾参之徒不同。虽然《公孙尼子》28篇已佚，但他在人性上是主张有善有恶的。另外，如果《乐记》是公孙尼所作，那么，其中以“儒”为主杂糅“百家”的思想内容，也与曾参之学有天壤之别。
上述子张氏、颜氏、漆雕氏和孙氏之儒中那些不同于曾参之学的内容，显然都属孔门学问，但它们却不被《论语》收录，或略有收录但也是雪泥鸿爪式的闪现。这都说明，《论语》是被比较彻底地删削、改编过的。
七
若仔细阅读荀卿《非十二子》，会发现战国后期儒家内部的斗争更为复杂。
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郭沫若曾对韩非《显学》所列儒学八派中居然没有“子夏（卜商）氏之儒”大为惊讶。后来在《前期法家的批判》中，他证实说：“前期法家，在我看来是渊源于子夏氏。”⑤还说，韩非之所以不把“子夏氏之儒”列入八家之中，是因为把它当成了法家，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祖宗。如果此说有理，由曾参及其弟子所传销的现存《论语》，就还删削了有关法家倾向的一部分孔学内容。
在《非十二子》中，荀卿除批判子思、孟轲外，也严厉批判了“子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和“子游氏之儒”。从总体情况看，荀卿对这三家“贱儒”深恶痛绝的程度，不亚于子思、孟轲。他认为，子张派“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禹行而舜趋”（喜戴软帽不著高冠，言辞平淡无味，以禹、舜为榜样但只学会了走路的样子）；子夏派“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装出一副衣冠楚楚，神色庄重，谦和寡言的样子）；子游派“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胆小怕事，无廉耻而贪吃喝，以清静为名无所事事）①。
世转时移，这三家的后学不一定始终保持早年初创的特色，但都来自孔子并遵循儒学宗旨行事则毫无疑问，不然荀卿不会口口声声叫它们“之儒”。然而，从荀卿夸张的情绪化的言辞中，可以明显看出其轻蔑态度及妖魔化倾向，进而察觉儒学内部的相互倾轧到达何种地步，以及荀卿对回归原始孔子儒学的极度渴望。在荀卿看来，子思、孟轲等曾参派虽掌握着儒家领导权并垄断了《论语》阐释权，但他们阐释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孔子，而子张、子夏和子游派所奉行的东西也不是，真正的孔子思想或孔子主义的继承者，应该是子弓（仲弓）。荀卿这里所言的三家儒学，即使减去重合的子张派，至少也还有子夏、子游两派未被韩非提到。如果用韩非所提到的儒学八派，加上子夏、子游两派，再加上荀卿所赞美的子弓派列一个等式出来：8＋2＋1＝11。战国末期的儒学门派应该在两位数以上。
在林林总总的门派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孔学呢？看来韩非比荀卿要客观一些。韩非认为各派均自以为是但实际上都不是（或不完全是），而荀卿却认定只有子弓一家。荀卿太自信了（也许子弓真是荀卿的老师）！从今天的眼光看，荀卿捍卫正统的决心可以谅解，但他是否知道自己所捍卫的东西就一定是真儒呢？否！以子思、孟轲为首的曾参派固然不是真儒，子张、子夏和子游派不是，子弓派也不是。
因为，从原教旨角度讲，儒学的悲哀在于，孔子没有留下任何著作，《论语》充其量只是弟子们的记载，如前可知，它已被曾参及后学反复篡改过。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论语》不是经。“六经”中无其身影，只是到了很晚的后世，“十三经”里才有它的名字。可知，连历代儒生都怀疑其真实性。笔者补充一句，甚至“六经”也不是孔子的著作，只不过其中有些可能经他编订过，进而被用作授徒的教材而已。因为，他反复宣示的原则是——“述而不作”。
因此，今天被视为真理并试图借以立教的《论语》，很难说是孔门的真学问。它是孔门弟子在博弈中层累地形成的，是早期儒学的倾轧史。在这一过程中，卜商、颛孙师、言偃等联手推举有若与曾参斗法失败，并不可惜，曾参取胜并删削《论语》，也不可恶。为什么？因为任何一方夺得话语权，都会按照自己的意志篡改并阐释的。后来的儒学十一派，无论谁取胜，都一样。
八
面对这样一部《论语》，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该怎么看待呢？有三种看法必须提出批评。
第一种是传统的奉《论语》为经的看法，某些新儒家人物是典型代表。他们认为，从朱熹以来的宋明理学视子思、孟轲所传的曾参派儒学为正宗，其他儒学八派、十派，全是无稽之谈。《论语》真实可靠，是孔门圣经，不能怀疑，只能信仰。今人要做的不是考证、辨析而是实行，把每一字句落实到行为之中，并用来指导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在狭隘民族主义支配下的无所作为加胆大妄为的思维方式，一种狡猾坚持“夷夏大防”意识没有被纠正反而甚嚣尘上的策略。
第二种是将错就错的看法，某些寓居海外但在国内有影响的学者是典型代表。他们认为，自汉代以来《论语》就以如此面貌流传，即使今后有地下材料证明《论语》不是这个样子也不要紧，因为并不妨碍它已经取得的“原型”地位。这就是说，没有必要对《论语》做任何的考证和辨析了，只须承认既定事实即可。这是一种在命定论支配下的无可奈何的情调，一种被学术犬儒主义所主宰反而自以为聪明的说法。
第三种是敝帚自珍的看法，某些年轻学者是典型代表。他们认为，《论语》是可以而且应当被考证、辨析的，甚至也承认西方学者的某些研究是“科学”的成果，但又认为，《论语》毕竟是“经书”，是几千年来华夏民族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所以应该采用“清醒的迷信”原则，在从事客观的学术研究时将主观的民族文化的信仰和关爱“凌驾”于其上。这是一种以科学面目出现而宣扬民族主义的极端看法，一种危害最大的说法，一种不知所云的矛盾心理，一种伪劣的研究态度。试想，在有色眼镜之下，怎么看清楚事物的本来样貌？
三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其共同点在于，试图用传统的、既定的和民族主义的信念来代替当代中国人对《论语》的理性观察和批判。将《论语》放置在透明的然而又是被保了险的箱子里，使之可望而不可及，既保持了其原有的宗法专制的神圣性和神秘特征，也阻挡并消解了当代中国人探密的渴望和热情。虽然这不一定是他们的本意，但客观效果是如此。从本质上说，三种看法都遵循的是宁要传统的、既定的和民族主义的草，也不要理性和现代性的苗的思维方式。不是把传统作为现代性的资源来清理，进而作为走向未来的出发点，而是作为信仰的对象，封闭起来，套上灵光圈，不许碰、不让碰、或必须带着迷信的感情碰。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于事实真相的极度恐惧，是伪装了的保守心理在作祟。
为顺应世界潮流，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公民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地看待《论语》是非常重要的。承认《论语》是在博弈中层累地形成的，承认它是早期儒学的历史，承认其中凝聚了华夏民族的某些生活经验和生命智慧，但也反映并体现了孔子弟子及其弟子之弟子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天不会塌下来，相反会更寥廓、更明亮，《论语》也不会丧失价值，相反更具史料性。对《论语》不应只是跪着阐释，更应采取平视的、甚而俯视的眼光去看待。如此，才会获得一种理性视角和客观态度。更重要的是，也要训练我们用这种视角和态度去看待其他古籍或种种迷信。
（责任编辑：周小玲）
“The Analects”:A Group Work Confucius?Disciples Achieved in Conflict
——Also on the Conflict of the Eight Confucian Schools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Xun Qing"s Attitude
Li Jun-ping
A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Confucius?disciples and their followers as well as the intense ideological struggle with Confucian leadership and the right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alects”among Confucius?disciples and their followers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ith the Agreement on the American scholars Bruce Brooks and Teako Brooks?opinions,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Analects” was not a short-term product, but accumulated during a long period. Confucius?disciples and their followers have all contributed to the revision of the book. the paper also retains the traces of the disciples?jostling against each other. More importantly, it makes clear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our Confucian subjects and ten figures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Xun Qing is hostile to the school of Tzu-si and Meng-ke and the school of Tzu-zhang, Tzu-xia and Tzu-You. Furthermore, three irresponsible attitudes towards “The Analects”are criticized and an objective one is appreciated.
Key words: The Analects; Confucius?disciples; achieved in conflict; the eight Confucian schools; Xun-Qing;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