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代学者都从“忠君”、“怨君”两个方面评论屈原的思想，这是不全面的。屈原独特的身世、遭遇，楚国独特发展过程及战国末期各国纷争的形势孕育了屈原思想的复杂性。“忠君”、“怨君”的背后，还有潜伏着深深的“王者”情结与失落意识。
[关键词]屈原 家世 楚国 失落感
前人论及屈原的思想，多以“忠君”、“怨君”一言蔽之。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第一次对屈子身上的“忠”与“怨”进行了全面审视。他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司马迁理解的屈原的思想就两个层面：一是忠君，一是哀怨。既强调屈子“系心怀王”、“竭忠尽智”的忠君观念，又肯定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怨悱之情。后世肯定屈原者多承此论，如王逸、扬雄、班固、朱熹、汪瑗等。然笔者在研读《离骚》等屈原作品的文本时，却发觉其字里行间隐藏的意蕴实在远非“忠君”、“怨君”这么单一。其内涵是丰富的，其思想是复杂的。在“忠君”、“怨君”的背后，还有潜伏着深深的“王者”情结与失落意识。这与屈原独特的身世、楚国独特的发展过程、楚地的灵山秀水、秦、楚、齐诸强争雄的局势综合影响是分不开的。
首先，屈原独特的身世铸就他的“王者”情结
关于屈氏究竟发源于何处，屈原在《离骚》中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刘向《九叹·逢纷》有：“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闻一多《离骚解诂》就引《九叹·愍命》中一段：“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贤。…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皋之伦以充庐。”并认为：“据此，则原之皇考，又似楚先王之显赫者。夫原为楚同姓，楚之先王即原之远祖，固宜。”而《史记·楚世家》则有这样的记载：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庸”之误)为句直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楚世家》在此事下接着又说：“及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去王之后应该是称为侯的。句璮王则应称为句璮侯或屈侯。《路史》就说：“屈武王子瑕邑，号屈侯。后以为氏。”今人赵逵夫先生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了这几条信息，并在其代表作《屈原和他的时代》__书通过大量的考证得出：屈氏出自楚君熊渠长子句璮王伯庸，而熊伯庸乃是楚三王之一。(参见《屈氏先世与句璮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这一观点在术学界中影响极大，这正是让屈原产生“君王”情结的关键。
《楚世家》后又载：“后为熊勿康(庸)，勿康(庸)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日熊延。”熊伯庸因早卒而失楚，故楚王封屈氏世代为莫敖。但赵逵夫在《屈原和他的时代》中则认为：屈瑕兵败，也同楚武王未能听从斗伯比之言有关，故屈瑕自缢后“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武王感到歉疚，而让屈瑕之子继任莫敖之位。莫敖由屈氏袭任，或者即始于此。笔者以为赵说尚过于谨慎。“莫敖”之义，原为酋长，豪酋。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于“敖”下云：“楚君之无谥者，皆以敖称，而冠以所葬之地，…，敖即豪，犹今之酋长矣。”则莫敖可能为酋长，故屈原为三闾大夫时，能掌王之三姓《离骚序》亦云：“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明确指出了屈原与楚王为同一家族。由于熊伯庸因早卒而失楚，楚王室即有可能以此名号来靖绥屈氏，且由其长子世袭。而关于“莫敖”一职，石泉主编《楚国历史文化辞典》解释为：
莫敖：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中央机构中的高级官员。古文字资料作‘莫嚣’。一般认为，其职掌、地位前后阶段不同。春秋初，其职掌相当于司马、大司马，为楚国最高军事长官。常作主帅统兵出征，有时主持与邻邦盟会。楚武王时莫敖屈瑕曾卒兵伐绞、伐罗，盟贰、轸。至春秋中期以后，其地位略有下降。楚国另设大司马及右、左司马等官，莫敖则位次右、左司马之后，其职掌也可能有所变化。从史籍所见，莫敖官职，在春秋时期均由屈姓贵族成员担任。见于记载者有屈瑕、屈重、屈到、屈建、屈生、屈荡等人，其他贵族似未曾染指。这种官职的世袭性质，可能出于楚之先王对屈氏的特殊褒赐。据包山楚简所载，战国时，除中央有莫敖之官外，地方政权中亦有莫敖官职。
也看出了“莫敖”一职“可能出于楚之先王对屈氏的特殊褒赐”。可谓有着敏锐的直觉。从赵逵夫所作屈氏世系表(自西周至春秋战国屈原所处之时)中得知，屈氏世系中屈原支族为大宗，而屈原又是屈易之嫡子，故屈原乃是屈氏家族的宗子。(参见赵逵夫《战国屈氏世系及其对屈原的影响》)故如果熊伯庸不早卒而继承楚国王位，则屈原是否还仅“为王左徒”就很难说了。看来，屈原特殊的家世的确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影响。
其次，屈氏与楚国的衰落引发屈原的失落意识
战国时期，屈氏作为王族已十分疏远，可以说已经成了没落贵族。屈原在《九章·惜诵》云：“思君其莫我知兮，忽忘身之贫贱。”而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册记载上看，春秋末期的屈氏人物，因为各种原因有的奔于他国，有的居于他国，而被埋没了的屈氏的人物也是很多的，同时，由于宗法制度的原因，他们不能承担重要职务。甚至愈去愈疏，成了近乎庶人的“贵族”。楚国的屈氏奔于他国者，在春秋时代主要是屈巫之族。屈巫，又称“巫臣”，字子灵。楚庄王时为申公。屈巫为一美妇奔晋，正如楚共王所评价：“自为谋也则过，为先君谋也则忠。”楚共王初年，“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而分其室。屈巫于是立志报仇。他在晋国要求出使吴国，助吴战车，教之乘车，并指使吴国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于是吴国接连伐楚，使子重、子反一岁七奔命。而“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屈巫是一个足智多谋，能言善辩的人。屈巫之子名屈狐庸，楚庄王二十二年随其父至晋国。又以行人出使吴国。据《吴越春秋》卷二《吴王寿梦传》载：“寿梦以巫臣子狐庸为相，任以国政”。则屈狐庸在吴国也得到重用。
屈氏别支除上一部分提到的屈侯氏。《风俗通义·姓氏篇》云：“屈候氏，魏贤人屈侯鲋。”因周厉王伐楚而“去其王”，则句璮王改称“屈侯”，其后俱称“屈侯”矣。屈侯氏去屈氏主族已远，其后流徙至魏国。
总之，春秋之时地位仅次于王族的屈氏已是分崩离析了，到战国时代已彻底衰落下来了。首先，作为世职的莫敖，已经不再是屈氏所专任(如楚威王时就曾由沈尹章担任)。其次。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现象似乎已没有了。其地位远在昭氏之下(战国时昭氏任令尹者，见于记载的至少有三人：昭奚恤、昭阳、昭鱼)，也在景氏之下(战国时景氏任令尹者大约有二人：景翠、景鲤)。屈氏任职可知者，大莫敖，息公，大将军，左徒，三间大夫，大蚊尹，新大厩，贞人及地方官而已。也有的人才因不能得到重用而到别国去。屈景为楚国之能人贤士而有大志者，未得重任。闻燕昭王招贤，于怀王十九年以后至燕国。《说苑·君道》载，燕昭王问郭隗如何可以兴国存社稷，郭隗教之礼贤下士求才之术。“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春秋战国时期王侯贵族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走向。
屈原虽为楚之大姓屈氏之后，并与楚王同姓。有着楚王室的高贵血统。但在世袭制开始解体的战国时代，这支源自王公贵族的世族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同时，同姓祖先惨淡经营的富强楚国也在逐渐衰落。面对自己屈氏家族(指怀王)备受外姓的蒙蔽，本人也屡遭外姓尚等的谗毁而被疏远放逐，拳拳之忠。忠不能察。致使屈氏家族及楚国在战国末年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胸中一腔悲愤最后化为荒诞中的悲壮与失落。
屈原的“王者”情结与失落意识是紧密联系的。强盛的楚国。王系的血统，超卓的才华是屈原“王者”情结产生的根源。楚国的衰落，屈原本人的一再受谗被疏流放又是屈原失落意识产生原因。二者在屈原身上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