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夏骑”烙马印考及其他

总结出以下几点看法：(1)印文由“六字”——“四字”——“两字”转变，印文由多字向少字发展。(2)印文篆体由“大篆”——“小篆与汉篆之间”——“汉篆”演变，最后发展成为平正方直的典型汉印文字。(3)印面基本呈方形，印体硕大，均作朱文，印文深凹，纽中空可纳木柄(个别不排除有可能捆绑手柄)。从以上梳理明显看出烙马印随时代发展，字义“由繁化简”，印文结构出现了“省文”，应该说这种流变过程更趋向标准化，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

综上所述，借助目前所见烙马印的实物遗存及其相关史料，以“常骑”、“夏丘”(地名大印)两印以及新发现“夏骑”烙马印的相关思考，简谈对早期官马用印的流变与探究。笔者认为“夏骑”烙马印印文中的“夏”应该是指“夏丘”(夏丘县)；“骑”是指“骑马”(官职)，属于烙马印流变后期所出现省文类型印。铸造的年代在“元朔三年”，即公元前126年以后数年，是在“夏丘侯”封侯建国时所颁用。文献中记载的西汉时期的夏丘县(国)，即今安徽省泅水县东。

余言及其他

本文列举烙马印、大印八方，其时代由战国截止至西汉末年，而其后朝代的烙马印遗存所见稀少，这一现象费解。而笔者注意到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相继出现了与“骑”字关联的多种职官印(2.4厘米见方)，于此例举如下。

西汉：骑司马印(天津艺术博物馆)、侵骑千人(上海博物馆)、骑千人印(故宫博物院)、骑千人丞(同前)、楚骑千人(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楚骑尉印(同前)；新莽：西海羌骑司马(上海朵云轩供稿)、北地牧师骑丞(故宫博物院)；东汉：骑部曲将(上海朵云轩供稿)、胡骑校尉(上海博物馆)、越骑校尉(上海朵云轩供稿)、前锋突骑司马(故宫博物院)；三国：骑督之印(上海朵云轩供稿)、骑都尉印(同前)、豹骑都尉(故宫博物院)、越骑司马(上海博物馆)等。以上略举职官印不同称谓有十多种，其时代在两汉至魏晋南北朝。

这组与“骑”字相关的职官印又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与古代官职称谓组合有“司马”、“千人”、“部曲”、“校尉”、“都尉”或“督”；(2)与名词泛指地域、方位或地名组合的有，“楚”、“越”、“西海羌”、“北地牧师”；(3)与古代民族简称组合的有，“西海羌”、“胡”；(4)也还见有“侵”、“前锋”、“豹”等专用词组合的。以上这类带有“骑”字组合的职官印出现，在西汉或西汉以后，印文中“骑”字是否与西汉同期烙马印中的“骑”字存在某种联系，它的出现是否与秦朝“骑马”官制相关等等，笔者未作深入，提供于此供参考。

烙马用印产生了马的标识，其用印形体硕大，因其特殊属性而要求视觉效果明显，故此均作阳文，易于辨识。在古代诸侯国之间马的占有数量表明其国家的强弱，烙马用印是对官马的管理，属于马政制度，是备注马匹的身份与属地，可知其资历背景等。本文例举烙马印、大印共八方，其中(1)“日庚都萃车马”、(6)“道侯骑马”，以及新发现(8)“夏骑”，此三印代表了早期烙马印流变过程中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标准印式。于此特别指出的是此三印印纽属于中空可纳木柄的“烙印”，印面文字都“与马相关”，形制、性质可以确定。烙马印在早期战国时代至后来的西汉时期，在流变过程中印文由“多字”向“少字”演变，说明了烙马用印之发展在逐渐趋向简明而倾向于“标识化”效果。本文为以“夏骑”烙马用印作基点，对早期烙马印、大印的梳理，简谈相关看法。烙马用印时代高古，传世遗物所见稀少，都给研考带来困难。在实物印例介绍中见到的“曲革”、“邦胎”、“常骑”等大印，其时代也属于西汉中后期所出现，分析判断也应属于省文类型，其印文与用途有待进一步深入研考。拙文仅以目前所掌握的烙马用印，或与烙马印相关的大印展开讨论，肤浅看法，于此请教诸方家。

古玺印学专家叶其峰先生、孙慰祖先生以及相关友人都给予热情指导与帮助，于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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