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段清波教授曾长期主持过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所撰《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本刊将分三期陆续推出的长文《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是作者十余年来通过对秦始皇陵考古、秦文化考古、秦始皇帝制度改革等方面文化因素的考察而形成的新成果。作者认为秦文化中的大型陶塑艺术、石刻石雕艺术、高台建筑、小型条砖、铜车马和青铜水禽制造技术、茧形壶、槽型板瓦等具有明显的波斯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的特征，表明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开始，东西方文化就有了深入的交流；作者还将统一后秦始皇帝所采取的所有改革措施，与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以及马其顿亚历山大的改革措施进行对比研究，认为秦始皇帝关于帝国政体、管理国家的制度、管理国家的措施等的认识，可能受到波斯帝国制度文明的深刻影响，并据此认为文明交流过程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交流在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
本刊希望通过有益的学术争鸣，共同推进文明交流的理论与研究的进展。
摘 要：秦文化中所见到的诸如兵马俑、铜车马、陵墓封土内高台建筑、条形砖、青铜水禽制作工艺、槽型板瓦、茧形壶、石刻等文化因素，不是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发展演变而来，这些因素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亚传播到东方的，与此同时，秦统一时期，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制度也传入东土，并对秦始皇帝的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秦始皇陵；兵马俑；波斯帝国；中西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1-002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小麦、冶铁技术、金银器等制作工艺是由西亚、中亚通过丝绸之路传人中国的。渊源于西亚的青铜技术、马车等也通过草原、沙漠、绿洲或茶马古道等线路对中国产生过深刻影响，当然，在更早的时期还发生过其他文化因素交流的现象，这一切发生的时间均早于张骞的凿空之举。
在秦始皇陵考古中，我们也发现诸如兵马俑、百戏俑、铜车马、条形砖、封土内台阶式建筑、青铜水禽的部分制作工艺的文化因素宛如横空出世般出现，而又在其后的时代难觅踪迹。这些现象值得我们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综合思考。
（一）兵马俑
最使秦始皇陵闻名于世而享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美誉的莫过于数千件原大的兵马俑，宛如横空出世般的兵马俑集群在赢得人们感叹的同时，也促使人们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原本从未出现的以人和动物为主题来表达艺术目标的这一理念会突然出现在秦帝国时期？
秦代之前，尤其是商周以来，传统艺术特别是青铜器的制作艺术，基本上都是艺术家以极具想象力的图形来制作各类能通达上天的祭器，此时的人物和动物都是作为所表达主题的配角，附着在器物的底部或装饰在耳部。虽然也有学者讨论过秦帝国时期能出现兵马俑陶塑艺术的技术性支撑因素，但却没有思考过这类大型陶塑会出现在此时的逻辑性问题。二十多年前，有学者曾认为，兵马俑艺术“来源于西方的交往，来源于亚历山大的智慧和光彩耀人的希腊艺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卢卡斯（Lukas Nickel）也提出了相近的认识。
和青铜艺术相比较，陶俑雕塑艺术在先秦并不发达，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彰显，直到战国才陆续出现一些小型的雕塑品。山东临淄郎家庄陪葬坑中出土有成组春秋战国之际高10厘米左右的陶俑，战国时期列国墓葬中也只有零星的发现，秦国直到战国晚期才在咸阳周边的几处墓葬中发现一些陶俑。发现的这些秦国陶俑，类别有骑马俑、人俑以及陶马，高度一般在10厘米左右，总体特征是基本没有人体尤其是面部的细部刻画，人体、陶马的肢体比例既不协调也不准确，虽说也有彩绘装饰，但只有白、红和黑三种颜色；陶俑既有烧制的，也有泥塑的。铜川枣庙秦墓的人、牛、羊、狗等陶俑为泥塑成型再施彩绘，西安南郊、泾渭之交等地的陶俑火候极低，有的还是未加焙烧的泥俑，泥、陶俑以红胶泥捏塑而成，辅以贴、刻划、挖等技法，以单色平涂的彩绘装饰为主。塔尔坡战国晚期墓葬出土两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的泥质灰陶骑马俑，陶俑的衣领、襟裙、下摆、帽沿及鼻尖均涂红，制作方法为捏制。
战国晚期秦俑最高不超过20厘米，多为10厘米左右，到了秦统一阶段，秦兵马俑高度骤然间增高到180-196厘米之间，即使是上焦村出土的跽坐圉人俑，身高也有100厘米。二者之间不仅在体量上有巨大的反差，而且在制作工艺、彩绘方式、陶俑种类等方面也不可同日而语。兵马俑为泥质灰陶，火候达950-lOOO℃；采用绘塑结合的方式，塑造上模制与手制相结合。俑的种类有将军俑、军吏俑、御手俑、跪射俑、骑马俑、步兵俑、百戏俑、文吏俑、奏乐俑、圉人俑以及马俑等。彩绘颜色种类丰富，有绿、红、黑、紫、粉、白、黄、赭等，面部和头发部位的刻画尤为精细。
承秦而起的西汉，虽然也使用陶俑随葬，陶俑制作方式似乎沿袭秦的风格，造型比较呆板，主要是用整齐的阵列向人们展示为死者送葬的森严军阵。但在体量上要比秦兵马俑小得多，以30 -40厘米者居多，高者不过60厘米。陶俑的种类更加丰富，有文官俑、奏乐俑、舞蹈俑、侍俑等，新出现木臂着衣式陶俑。
从东周列国陶俑、战国晚期秦俑到秦兵马俑出现，虽然时间相隔仅数十年，但是他们之间不仅有艺术手法的差异，更有艺术风格的巨大不同。假如将它们置于秦文化发展过程中进行逻辑性的考察，后者与前者之间存在着质的飞跃，其间巨大的序列缺环在逻辑上令人无法接受，而这种差异用秦帝国资源配置能力强大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从体量、造型、艺术风格上观察秦兵马俑和西汉陶俑之间的演变，也存在同样的困惑，是什么原因导致战国秦、秦、西汉三个时期陶俑风格的巨大差异呢？
与战国秦俑在形态特征、服饰风格上相近的是斯基泰文化中的同类物，王辉先生曾探讨过黄河流域文化与草原地区斯基泰文化之间的交流。2007年柏林举行的斯基泰展中，有一件被称为“哈萨克武弁”的青铜风帽，这件青铜风帽和呈跽坐状的游牧人服饰等与塔尔坡战国晚期秦墓陶俑的形象几无差异；铜马的造像风格、身上鞍辔等附件与战国秦马俑、鄂尔多斯的同类物无二，其时代属公元前五至前三世纪。
时代和艺术风格与秦兵马俑相似的大型陶俑雕塑在其他文明中，如波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的传统中还没有发现过。但这些地区曾有过悠久的青铜和石刻雕塑艺术的传统，如埃及及中东国家流行叙事性的浮雕和油画，以及古希腊艺术形式上以真人高度为样板创作的古典雕塑和油画。唯一和兵马俑艺术风格相近的是阿富汗出土的彩绘陶俑，时间为公元前100年，遗憾的是只发现了高23厘米的俑头（秦兵马俑的俑头高度为23-26厘米），俑头戴毡帽，着高领上衣，五官及胡须毕现，面部遍施红彩；头部与身躯装配的方式和兵马俑一样，均为分别制作好后再将俑头插进身躯内。
上述资料表明，战国秦俑的艺术形象可能受斯基泰文化的影响，而秦兵马俑的艺术可能另有渊源。
（二）都卢寻檀百戏俑
秦始皇陵园K9901号陪葬坑出土了一批原大彩绘百戏俑，雕塑方式、彩绘风格和兵马俑一致，面部表情也呆板而无生气，几乎所有陶俑着衣风格均为仅在腰间围一件短裙，其余肢体全为裸露状。
但这批陶俑和兵马俑的造型有所不同，其躯干、骨骼和肌肉等的表现手法和精确的肢体比例显示出艺术家对人体解剖学的精确掌握；其用力时双臂隆起的肌肉、上举重物时侧腹的肌肉和肋骨、背部明显的脊椎股、肥硕隆起的腹部姿态等，也表明雕塑家对人体运动力学的熟练掌握。而这种艺术风格在此阶段的东方文化传统中也绝无仅见。
百戏俑中有一尊被认定为都卢寻楦俑。“都卢寻橦”是两汉之际十分流行的一项顶杆杂技，汉画像石上经常能见到这类图像，现代称之为“长杆技艺”，是由一位身强体壮的大力士，或以双手相托或以头顶长杆，长杆上有人数不等的表演者表演杂技，最多者竞达9人，表演者的动作有倒、挂、腾、旋、舞、坐等，场面惊险纷呈。有学者认为，该杂技是从春秋时期的“侏儒扶卢”发展演变而来的，都卢为古地名，或以为在今越南北部以南，或以为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附近。
虽说《国语.晋语》中记载春秋时已有“侏儒扶卢”之技，该游戏也许形式上和秦汉的都卢寻撞有渊源上的关系，但从汉代称其为“都卢寻檀”的“都卢”名称看，秦汉时期的这种杂技可能是原有的游戏形式受到外来杂技艺术的影响蜕变而形成的。张骞通西域时在大食看到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蜀布和邛竹杖，就是经过印度的中转而到伊朗的，表明从中国西南经缅甸到印度再到西亚之间，在西汉之前就存在一条经济文化交流的“西南丝绸之路”。
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推测：文化交流的使者们或通过绿洲丝绸之路，或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将源自地中海区域希腊、波斯的雕塑艺术及理念带人中土，在秦俑、百戏俑的塑造中得到初步的展示；人们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将缅甸一带的“都卢寻橦”杂技带到关中，与中国原有的“侏儒扶卢”技艺相融合，形成了新的杂技艺术；当然，这一时期传人东土的还有海中砀极、漫衍鱼龙等杂技和幻术。
（三）修陵人乱葬坑
2003年春，在秦始皇帝陵区发现一座修陵人的乱葬坑，均为男性的121具人骨凌乱地堆埋在一座废弃的陶窑遗址内，相互叠压，既无葬具也不见随葬品，肢体、头向凌乱，年龄多在15 - 40岁之间，身高一般在170厘米左右，骨骼发育健壮，骨脊发达，均属重体力劳动者。
在现场进行体质人类学鉴定时，发现三具保存较好的头骨呈现出颧骨和鼻骨较高、眼窝深陷的特征，和其他头骨有明显的区别，在后期室内比对研究时，鉴定者认为上述特征仍属于蒙古人种的变异范围。该批人骨经取样进行DNA检测，第一次检测时发现有一具人骨属欧罗巴西部人种；后来进行重复检测时，提取出了19个个体的线粒体DNA（mtDNA）序列，分子生物学专家将这些序列与32个现代中国人的mtDNA序列进行了对比，认为这19个劳工属于东亚人群的混杂群体，他们相比于32个现代中国人具有更明显的多样性，劳工中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南方，没有样本显示明显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个体。
分子生物学通过人骨中的线粒体分析古代人骨的种属，就目前资料积累、技术发展的程度，还难以对考古出土的人骨进行准确的人种定性，修陵人乱葬坑的现场目测、第一次和第二次的DNA检测结果之间的差异，虽然还不能为乱葬坑中人骨种族属性下最终的结论，但也为我们推测这些重体力劳动者的来源地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四）封土内的高台建筑
黄河流域自春秋晚期开始出现陵墓封土之后，封土基本上都是由一层层薄厚不均的夯土构成，地表之上、封土之下出现巨型建筑体的现象，唯秦始皇陵独有。秦始皇帝陵封土内发现一组前所未见的、高出地面的夯土建筑。该建筑分布于墓圹四围，高30米左右，呈围合形台阶式墙状夯土台，上窄下宽，内外均呈台阶状，剖面呈“凸”字形；四侧夯土台的外侧均为九级台阶，台阶上发现堆积较厚的瓦片，靠近顶面台阶上的瓦片尤多，顶面及各级台阶上没有发现红烧土、木炭遗迹；夯土台底部外侧建于墓圹外的秦代地表上，内侧伸进墓圹；夯土台的底部经过取平处理，各侧最下层的台阶位于同一水平面。
这一建筑形态似乎和中国古代高台建筑有关，依建筑方法、形式而言，两者之间没有不同。高台建筑兴盛于春秋时期，此前并不发达，文献所见三代时期仅有夏桀的瑶台、商纣王的鹿台、周文王的灵台，直到春秋之后，各国才慢慢开始流行“高台榭，美宫室”的建筑，此阶段著名的高台建筑有晋灵公的九层台（公元前611年建，未建成）、楚灵王的章华台（公元前535年修建）等；迄止战国，筑台之风盛极一时，列国统治者皆以高台宫室竞相夸耀，如魏的文台、韩的鸿台、齐的路寝之台、赵的丛台等都很著名，这些高台建筑和秦陵封土内高台建筑从建筑形式、工艺技术、建筑材料等方面看基本雷同，这些高台建筑的台阶数大约不过三层，而秦陵的台阶数竞达九级，并且秦陵封土内的高台建筑最终又完全被表面封土所覆盖，显示出他们的功能是不同的。
与中国高台建筑形式相近的是两河流域悠久的同类建筑，这里因缺少石、木建材，遂因地制宜发展出以土坯、夯土为材料建造的多层高台建筑，其功能是祭祀山岳、观测天体星象。这类建筑呈阶梯状，四角正对四方，有坡道或者阶梯通达台顶，顶上有一间不大的神堂。残留至今的乌尔月神台高约21米，为三层台式的夯土建筑。公元前八世纪的亚述时期，有的高台建筑达60米；萨尔贡王宫内建有分别代表黑色（阴间）、红色（人世）、蓝色（天堂）、白色（太阳）的四层高台建筑。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帝国灭掉后巴比伦以后，高台建筑技术或理念被传到波斯，居鲁士陵墓和莫索拉斯总督陵墓就属此类。前者位于波斯波里斯东北87公里的地方，陵墓底座由巨型石条砌筑，外侧总共有6阶宽阔的石质阶梯；后者位于今土耳其西南，建成的时间是公元前353年，陵墓下部的高台建筑为长方形，上部为高7米、呈24级台阶状金字塔式的建筑，象征着摩索拉斯的执政年限；最顶部为摩索拉斯和夫人驾驶驷马双轮战车的青铜雕像，高6米。
秦陵墓封土内的台阶式高台建筑，虽然各级台阶上也建造有瓦覆屋顶的廊房，但和先秦以来的高台建筑理念有着相当的不同，因为这组九级台阶式的建筑最终被人为地覆盖在表层封土之下，笔者曾推测它的功能是供秦始皇帝灵魂出游的“中成观游”。九级台阶式的高台建筑，中国文献中仅见尚未建成的晋灵公九层台；波斯帝国时期的居鲁士六层台阶石陵墓和莫索拉斯总督陵墓上层二十四级台阶，和秦始皇陵封土中的高台建筑之间有无关联性呢？如果有，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体现在哪里；如果没有，为何中国古代陵墓封土建筑中仅此一例呢？
（五）条形砖
战国时期列国范围内皆发现有大量经过高温烧制的青砖，种类以各式铺地方砖和大型空心砖为主，但没有发现用于砌筑墙体所用的条形砖，秦兵马俑坑发现的铺地条砖是时代较早的例子。我们的问题是，条形砖以及包括错缝、拱券在内的技术渊源于哪里？
秦俑坑发现的条形砖质地致密，火候较高，尺寸以28×14 x7厘米的小型条砖出土量最大，俑坑底部用条形砖墁铺，纵横成行不错缝；另外在兵马俑一号坑的东南角有一段高1. 65、宽0.85、厚0.5米的砖墙，为补砌因坍塌的夯土壁面而形成，两列条砖上下堆砌，但相互之间亦不错缝，其稳固性可想而知。最早使用条砖筑砌墓室的是秦始皇帝陵园以西刘庄墓地的两座墓葬，这里埋葬的是为秦陵建设而去世、掌握一定技能的自由民，墓室以条形砖筑砌墓壁，墓室顶部覆盖木板，虽然报道称使用了“平卧错缝的叠筑方法，椁底亦是平卧墁铺错缝”，但根据同时代、尤其是兵马俑坑条砖的砌造技术资料，笔者对该报道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
现有的考古资料证明西汉中期之前，中国境内尚未发现以条砖砌造来解决跨度的拱券技术。死于公元前62年的西汉后期名臣张安世，其家族墓地中所发现的夫人墓葬，可能是中原地区最早的拱形砖室墓，而同时的张安世墓葬为前后两室，后室为传统的木椁墓形式，前后四壁为以条砖错缝筑砌，棚木盖顶。错缝是拱券技术的基础，拱券技术在中国出现较晚，经历了空心砖梁板、尖拱、折拱几个发展步骤。从西汉晚期开始，以条砖建造筒拱或拱壳穹窿状的墓室与墓门的技术和风格开始出现，稍后以条砖砌造的多室拱券墓在汉帝国疆域内盛行，不仅使条形砖及其建造技术得到迅速的推广，适应建造不同类型墓室的各种形态的青砖也陆续出现，如楔形砖、扇形砖、企口砖、子母砖等。
拱券技术在西亚、地中海区域有比较明确的传承和发展脉络。最早的拱券技术发端于公元前第4千纪的两河流域，以后在巴比伦、亚述、印度、罗马均应用并有所发展。在拱券技术上发展出来的叠涩技术，于公元前1250年在迈锡尼城的狮子门上就已经出现，古希腊时期（前11世纪至前1世纪）拱券结构有了很大的进步。随后这项技术传人了小亚细亚西岸的伊特鲁里亚地区；特洛伊战争之后，这项技术也被带入意大利半岛，古罗马时期（前1世纪到公元4世纪）可谓是拱券结构逐渐成熟的时期，占罗马人在伊特鲁里亚（前8世纪至前2世纪）和古希腊人的基础之上发展了综合东西方技术的梁柱与拱券结合的体系。
从秦始皇陵开始出现条形砖，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间，几乎看不到以条砖来筑砌墙体或为解决跨度而使用的拱券技术的相关材料，东方社会流行的依然是先秦尤其是战国后期出现的几种砖型，如空心砖、铺地方砖；而在张骞通西域后的西汉后期，拱券技术异常发达的现象，促使我们认为，虽然自秦代开始制作条形砖的技术已经通过文化交流传到中土，但拱券技术并没有随之推广，只是到西汉张骞凿空之后，这一技术才再次通过绿洲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传人东方并迅速得到广泛的认町和应川。
（六）青铜水禽铸造工艺
秦陵K0007陪葬坑出土了46件原大彩绘青铜水禽，种类有鹤、鹅、雁三种，它们和演奏乐器的陶俑一起被发现。该陪葬坑表现的是一支由十五位演奏家组成的乐队，通过演奏乐曲，让水禽随音乐节奏的变化而翩翩起舞的场景。文物保护专家在对这些水禽进行修复保护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东方少见、而在地中海常见的青铜器制作工艺。
这些青铜水禽为铜、锡二元合金，与秦陵地区之前发现的青铜器组成元素相同，有别于先秦时期铜、锡、铅三元合金。另外，青铜水禽在制作过程中广泛使用了分铸工艺，连接工艺包括铜焊和榫卯两种；铸造水禽使用的芯撑几乎全为泥质芯撑，设置工艺均为泥梗插入法；芯骨均位于头颈部，材质包括铜、木两种；水禽底部均有1-2个表面经修补的方孔；水禽表面的铸造缺陷、芯撑孔以及底部方孔均以铜片镶嵌法进行补缀。青铜水禽上发现的分铸工艺、连接工艺、芯撑设置工艺、芯骨的使用、铜片镶嵌补缀工艺、底部方孔等工艺措施，尤其是铜片镶嵌补缀工艺，在中国先秦青铜器上很少见或从未出现，这些技术在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的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地中海地区的青铜雕像上广泛存在，就现有的资料，专家们推测秦陵青铜水禽在制作工艺上可能受到地中海地区青铜铸造工艺的影响。
（七）铜车马
秦始皇陵园最著名的出土物莫过于两乘彩绘单辕双轮青铜车马，一辆为警卫乘坐的立车，一辆为秦始皇帝乘坐的安车，大小均为真车马的二分之一，前者重1061千克，后者重1241千克。两车结构复杂，都是由众多的零部件连接组装而成，这些零部件大多是零部件铸造成型后，经过锉磨、抛光、铺fL、切削、錾刻、镶嵌、冲凿等加工工艺修整，众多零部件通过嵌铸法、包铸法、焊接法连接。
秦陵出土的铜车马虽然只是原大的二分之一，但它所有部件的高度仿真性令人叹服。以青铜制作仿真的车马，不管是实用品还是艺术品，在所见到的文献和考古发掘中，中国古代从没有过以青铜车作为座驾的现象。而在遥远的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353年建成的莫索拉斯陵墓的顶端就有先例。虽然关于这辆由莫索拉斯和王后驾驭的镀金驷马双轮青铜车的具体资料已无从知晓，但无疑其造型青铜车马理念与秦始皇陵铜车马之间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小结
从工艺、技术或艺术理念上考察秦始皇陵园发现的秦兵马俑等文物遗存，在同时期的中国文化圈内没有发现同类。从这些遗存发展演变的链条看，其间不仅存在较大的缺环，也缺乏应有的逻辑序列，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除秦始皇陵中所见的上述文化因素，在秦文化中，春秋中期的金器，春秋晚期的铁器，春秋晚期凤翔雍城的槽型板瓦，屈肢葬，战国中期的茧形壶，战国至秦代的石雕石刻等，也和同时代的东方六国文化现象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表明这些文化因素不是在东方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它们的出现，促使我们思考：这一切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我们发现，不论出于什么想法，仅靠独立起源的文化发生学理论是无法解释清楚上述问题的，诸多新鲜的文化因素如果是通过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而出现，那么，文化交流过程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呢？在什么状况下才会发生文化因素被认可而获得交流和传播呢？考古学上所能观察到的、具有无可辩驳的最明显的是物化的因素，当然物化的遗存是相对容易被辨别出来的，但通过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文化交流、文明交往最重要的成果并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或者说物质层面的交流并不是最重要的，思想层面、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因交流而带来的变化可能更为重要。同理，秦文化发展过程中在文化交流方面究竟曾发生过什么，则是我们需要着力思考的问题。
公元前6-4世纪，中亚、印度西北部相继被波斯帝国占据、设郡管理，波斯艺术、科学技术被带入当地，促进了当地科技艺术的发展。此后，随着亚历山大击败大流士三世，接管了波斯帝国的统治区域，于公元前329年东征进人中亚巴克特里亚、撒马尔罕盆地，将古希腊的艺术、科技和统治模式带入当地。也许就在此时，东西方之间两类存在根本差异的文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