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顾颉刚先生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中西方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此说的思想渊源比较广泛，所论问题也与今古文经学上的“公案”有关，受胡适的影响较深。仔细分析顾先生的“层累说”，其特别之处在于根据《诗经》中的史诗来分析古史，以禹为“截断众流”的关键点，而不采信传统的《尚书》等文献；其目的则是要从文献出发，构建系统的东周以来的信史。根据近来公布的竹简《子羔》篇、《容成氏》篇和公盨铭文、新蔡楚墓竹简等出土文献，可以发现顾先生的“层累说”中的许多观点存在问题；他对于《诗经》中所提及的禹之分析，也存在史料选择和解释上的疑问，故其“层累说”恐难成立。不过顾先生探索中国系统信史起点的这种学术自觉，仍然是很有学术意义的。
关键词 顾颉刚 古史辨 “层累说” 上博简 公盨 新蔡简
〔中图分类号〕K87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6-0136-10
1923年，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由此引发了古史大讨论。不少学者曾指出“层累说”有许多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层累说”作为一个独创的理论或者说解释中国古代史的假说、模式，而近现代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原创性的理论。不过，这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还有待检验。裘锡圭先生曾借助新出土的古代文献材料，讨论了顾先生的“层累说”，这个研究方向非常有启发性。本文拟根据顾先生的“层累说”与具体经学问题的关系以及所受胡适的影响，再结合新出土材料和学界研究成果进一步讨论“层累说”。
一、“层累说”的建构
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一文中将层累说的基本思路，概括为根据古书篇章的年代先后，编排史料的先后，以之作为古史层累的先后顺序，这遵循的是胡适先生所谓“历史演进法”。其核心是，根据《诗经》所保留的商周史诗，探索商周史的开端。顾先生有商周不同源之意，同时又指出“禹”是商周的共祖。不过顾先生认为禹本来是神（西周中叶的《长发》），后来（鲁僖公时的《閟宫》）才成为有天神性的人，是商周共同追述者，是历史的开端，那时并没有黄帝、尧舜。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观点！接下来，顾先生指出：“‘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了许多古皇帝。”(注: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1—66页。)这里讲的主要就是“层累说”所说的古史层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顾先生此文存在不少疑问，当时便有学者从立论证据和研究方法上提出了质疑(注: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古史辨之讨论》；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绍来：《整理古史应注意之条件——质顾颉刚的〈古史辨〉》，均见《古史辨》第二册。)。值得注意的是，顾先生的“层累说”，包含着几个不同层面，我们需要加以区分。一是要将顾先生“层累说”的意图与“层累说”所牵涉的问题分开；二是要将顾先生“层累说”所牵涉的问题中，他自己的独特之处，与前人的成绩分开。
顾先生认为他辩论中国古史的意图，要比崔述更进一步，“单从书籍上入手”，整理出信史来。因为崔述谨守经学，也反受经学之限制，这令顾先生不满意。因此顾先生的意图，有着鲜明的学术自觉。
顾先生的“层累说”的核心是认为禹是商周共同追述的对象，是历史的开端，其时并无尧舜。尧舜禹契稷，本来在《尚书•尧典》等文献中存在传统的看法；顾先生则从《诗经》的禹入手将之打破，认为禹最古，尧舜是后来的伪史，如此一来，上古史就几乎被全盘推翻，需要重写。因此，认为禹是天神，尧舜在禹之后，这是顾先生的独创。
不过顾先生“单从书籍上入手”所整理出的信史，相当的晚。“禹”之成为人，是从鲁僖公时才开始的。既然商周不同源，商以禹为神，而周至鲁僖公时才以禹为人，则商初之历史和周初之历史没有可比性。又后稷之为周的始祖，顾先生认为“有无是人也不得而知”，则顾先生的古史所愿追述的只是鲁僖公以后的历史，这是受到了胡适“东周以上无史论”的影响。而他以禹为古史的开端，恐怕是学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截断众流”。顾先生从《诗经》中的商周史诗开始研究，置《尚书》于不顾，有违传统的学术路数，这也是受到了胡适的影响。胡适所熟悉的格罗特所著《希腊史》(注:胡适与格罗特《希腊史》之关系，可参胡适1911年10月25日日记所说：“下午在藏书楼读Grote：‘History of Greece’”，见《胡适留学日记》，岳麓书社，2000年，第55页。)，正是把神话性的希腊史诗作为“传说时代”的资料，而将信史从公元前776年古代奥林匹克竞技会开始计算。所以胡适信商周史诗，而不信《尚书》，他甚至说：《尚书》“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的价值”(注: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年，第23页。章太炎以为胡适以《尚书》非信史之说取于日本人，见1922年6月15日《致柳翼谋书》，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943页。)。他指示顾颉刚：“关于古史，最要紧的是重提《尚书》的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深信。”(注:《古史辨》第一册，第200页。)顾颉刚才有《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一文，当时认为《吕刑》较早，但也只不过是周穆王时的作品（后来甚至怀疑《吕刑》成于吕灭于楚之后(注: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9，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第6753页。转引自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2090页。)）；而其它较早的《尚书》篇章，多不关涉古史。当然，胡适对于顾颉刚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地方。
认为商周不同源，这是清代今文经学的一个结论，则并非顾先生的创造。清末宗今文经学的皮锡瑞曾专门讨论《诗经》中的商周始祖问题，认为今文说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教之古文说的圣人有父、父皆同祖之说更为可信(注:皮锡瑞：《经学通论》卷2，中华书局，1954年，第38—43页。)。皮锡瑞所引戴震的《诗生民解》之说值得注意：“《帝系》曰：‘帝喾上妃姜嫄’，本失实之词，徒以附会周人禘喾为其祖之所自出……使喾为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颂中言姜嫄、言后稷，竟无一语上溯及喾？且姜嫄有庙，而喾无庙。若曰履迹感生，不得属之喾，则喾明明非其祖所自出。”戴震虽然是从诗、礼这种经学角度来考察《生民》，但是所用的方法和“层累说”很接近。他据《诗经》本文未言喾，得出喾非周之始祖的结论，而顾颉刚则说《诗经》未言黄帝、尧舜，所以其时还没有这些人；又说《诗经》只谈到了禹，所以禹是古史的开端。顾颉刚虽然比戴震走得更远更大胆，但是二者的思维方式是相近的。这或许可以表明，中国传统的经学研究，也有可能衍生出顾颉刚式的史学结论。顾颉刚与崔述的思想关联，也能说明这个问题(注:参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古史辨》第二册。)。但是戴震和崔述都还难以完全疑经，尤其是疑今文《尚书》所述古史（如《吕刑》等），故只能有局部的质疑，只能破，未能立。顾先生之时代则具备了疑经、疑孔子的条件，他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重起炉灶，破而后立，建立系统的上古史。所可商榷的，只在于他运用哪些史料，把信史的起点放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