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东周；燕文化；东北地区；玉皇庙文化；浑源铜器
【摘要】东周时期燕国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出具有其自身特色的文化内涵。东周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与其周边诸考古学文化息息相关，既有对周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吸收，也从不同程度上对周边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影响。
《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史记·燕召公世家》太史公曰：“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从文献记载的历史来看，东周时代的燕国不是孤立的，在它的周边，国家、部族林立，并且相互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从目前所知东周时期燕国及其临近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来看，虽不能将诸文化尽与史载国家、族属一一对应，然其各自存在时代、分布地域以及相互间的交流与影响，则显示出一幅相当生动的社会格局。
东周燕文化与所有的考古学文化一样，其“形成和发展，既有对其先行文化的变革与继承，又有对同时期周围其他文化的借鉴、吸收和融合……尽管整体面貌基本相同，但局部特征又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就其形成渊源而言，更不会单一化，而往往极为复杂”[1]。下面就东周燕文化与其周边各考古学文化表现出来的关系略作讨论。
一、东周燕文化与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这里所谓东北地区，是指内蒙古东南赤峰、宁城以及辽宁地区，并非广义的东北地区。在此一区域的努鲁儿虎山以东，西周晚期兴起了以曲刃青铜短剑为重要特征的凌河文化；在它的西面，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发展到了其自身的鼎盛阶段；春秋晚期，原本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占据的西拉木伦河流域新兴起一支水泉文化，并一直存在到燕文化来临，同时期与水泉文化并存的则至少可以分为三类遗存：凌河文化的晚期、凌源五道河子遗存以及敖汉铁匠沟遗存。随着战国晚期燕国向东北地区的扩张，诸类文化趋于衰退，渐致形成了该地区燕文化大一统的局面[2]。下面结合几处考古遗存，对燕文化与该区域内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略作说明。
1、河北承德县边家沟、砖厂墓葬[3]
两处所见皆为征集品，非属一墓。
边家沟墓所出2件陶罐：原Ⅰ式，侈口，瘦肩，平底，器表有明显的轮痕，接近底部饰绳纹（图一，5）；原Ⅱ式，侈口，丰肩，平底，素面。另出1件内钩三足陶鼎，带盖，圆腹较深，盖、器合成球形（图一，9）。
砖厂墓出1件陶罐，侈口丰肩平底，素面，形制与边家沟墓原Ⅱ式相近。另出1件三足罐形陶鼎，侈口束颈，圆球形腹，三足较高，向内钩，腹中部饰三道弦纹（图一，10）。
同墓地出土仿铜陶壶，皆近直颈，腹部近球形，腹部或由颈至下腹部皆饰多道弦纹，此为燕文化仿铜陶壶中最晚的形式。所出陶鼎，深腹，矮足略外撇，郑君雷指出此类形制与北京地区汉墓出土陶鼎风格近似[4]。综上所述，边家沟、砖厂墓葬的年代可定在战国晚期到战国末期。
上述边家沟、砖厂出土的陶鼎、罐少见于同期燕文化墓葬或遗址，当非燕文化本身因素。郑君雷认为陶罐当为来自凌河文化的因素[5]，暂从其说。两鼎的来源暂不明。
2、辽宁喀左园林处墓[6]
为石椁墓。出土铜带钩1、青铜短剑1、陶壶2、陶罐2、陶盆1、陶鼎1。其中陶鼎残器，深腹，附耳，年代不早于战国中期。
所出2件陶壶，侈口或斜直口，溜肩，肩上附对称环耳，鼓腹，平底；其中原Ⅱ式壶的口沿下饰多道弦纹（图一，7）。
所出2件大口罐，侈口，外叠唇，束颈，微鼓腹，平底（图一，6）。
所出陶鼎或系燕文化器物，而石椁葬具以及陶壶、罐皆不类于同期燕文化遗存。郑君雷认为：壶的腹部附双耳，当是受梨树沟门类文化遗存的影响；而外叠唇罐则可能是凌河类型的遗留，与敖汉水泉墓地出土的外叠唇罐近似[7]。王立新肯定了郑君雷的说法，并且认为该墓墓主可能是来自冀北山地一带的受燕文化影响较深的移民[8]。不过，水泉墓地亦出双耳罐，与园林处墓葬出土两壶腹部附双耳风格近似，唯颈部较两壶略短。基于此点，园林处墓出土两壶的双耳渊源未必一定要到梨树沟门类文化遗存中去寻找。
3、 辽宁喀左眉眼沟M1[9]
出土三足罐2件（简报称为鬲），两器形制相近，侈口，短束颈，圆腹，底近平，下附三个外撇的实足尖，素面无纹。M1∶1弧裆，M1∶2宽裆近平（图一，8）。
M1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32度，葬具为一椁一棺，随葬器物放在椁棺之间。墓内填土夯实。骨架一具，女性，头北足南，仰身直肢葬。随葬鼎、豆、壶、盘组合，以及前述两件三足罐，不见。随葬16根长条状小石板，系用灰白色泥灰岩磨制而成，皆残断，长度不详，通体作长条板状，两面磨光，头尾两端一般都切割整齐，有的头端有收分，出土时全部放在棺盖西半部中段，放置散乱没有规律。据简报作者言，1977年喀左园林处一座墓葬内也有类似发现，认为皆同于唐山贾各庄墓随葬石板现象。
墓主头侧殉羊肩胛骨及羊肢骨各一件。
该墓葬形制及葬俗与一般燕墓无异，随葬仿铜陶礼器可据以断代，当战国晚期。仿铜陶礼器组合与一般燕墓近似。随葬长条状小石板的现象或许与唐山贾各庄所见相似，贾各庄可明确断代的墓葬皆不晚于战国中期，此墓年代与之相差较多，且贾各庄诸墓不见殉牲，所反映的文化特征并不完全相同。除殉牲外，眉眼沟M1从随葬品组合及葬俗来看，都与同期燕文化墓葬近似，那么殉牲的习俗从哪里来呢？郑君雷认为三足罐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后续因素[10]，王立新则将三足罐归为冀北山地的文化因素[11]。结合赤峰红山区战国墓[12]的情况，王立新将此类因素解释为冀北山地原住居民向东北地区的迁移，其原因或许就是因为燕国对该区域的占
领[13]。如果考虑到殉牲习俗一直为冀北山地玉皇庙文化葬俗中的重要现象，显然王立新的说法更为合理。
4、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14]
墓坑呈圆角方形，方向80度，南北两壁有二层台，沿墓坑有用砂岩砌的椁壁，葬式不明。出土有铜簋1、曲刃短剑1、戈1、削1、车軎2、衔2、鳐鱼形当卢2、节状器2、带钩1，以及骨镳1、石斧1、陶罐1、石串珠12。
刘国祥将该墓定为十二台营子文化战国早期的典型代表[15]。墓中出土铜簋见于河北唐山、三河等地春秋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燕文化墓葬中，将该墓定在战国早期似嫌偏晚。林在对东北系铜剑的讨论中曾把该墓年代定在春秋晚期，后改为春秋、战国之
际[16]，本文从其说。
简报关于南洞沟铜簋的描述为：“壁薄，椭圆体，圆腹，子母口，无盖。兽头状双环耳。腹上部饰内填细蟠虺纹的横长条格纹带，间以绳结纹。圈足较高，足底边饰带纹。通高11、口径长12.9、宽9.8、壁厚0.1厘米。”（图一，11）
再录春秋晚期河北三河县大唐迥M1出土铜簋[17]的描述：“椭圆形，鼓腹，子母口，高圈足，腹部两侧各有一兽首状环耳。盖平顶微鼓，周围有三鸟形钮。盖上和腹部饰以双绳结纹组成的横长方格纹，格内填细蟠虺纹，圈足底边饰一周弥纹。通高14、口径长13、宽10.9、壁厚0.1厘米。”（图一，1）
对照两簋的描述，除去盖部存无及用词的不同外，二器差别微乎其微。反观十二台营子文化的青铜器，再不见相同形制的铜簋。绳结纹方格内填细密蟠虺纹的纹饰也与十二台营子文化流行的“三角纹、曲尺纹、方格纹和斜方格纹”[18]等迥异。由此观之，南洞沟铜簋的形制风格相对于十二台营子文化显系异文化因素，由十二台营子本地制造的可能性极小。
同墓出土的车辖末端插入车軎内不露于軎体之外，与顺义龙湾屯墓出土的軎辖组合相似，纹饰亦皆为“几”字形勾连蟠虺纹，同类形制亦见于河北怀来北辛堡M1，显非十二台营子文化本身流行因素，其与铜簋的性质当是一致的（图一，3、13）。
5、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墓[19]
有大型墓两座，其四壁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风化砂石垫底。出土铜鼎1、戈1、曲刃短剑4、短剑柄1、镞6、环首刀2、斧2、凿2、钮6、蛙形饰2、双蛇衔蛙形饰2、蛙形节约12、虎衔兔饰2、虎形节约7、圆泡4、马衔2、马镳2，以及虎、鹿形金饰，金片卷成的圆管等。另外，还出土1件红陶壶，夹砂，手制，素面磨光，长颈，口略侈，鼓腹，平底，未发表线图或照片。
简报将其归入十二台营子类型，时代当战国中期，观点可从。
出土铜鼎，子母口带盖，圆腹，盖上三环钮，钮上饰鸟喙状突起，盖周缘饰团花纹（图一，14）。近似形制见于北京地区采集品[20]（图一，4），此鼎可暂归于燕文化器物。其纹饰也近北京地区采集品，而不见十二台营子文化青铜器，此鼎显非十二台营子文化的本身因素，与南洞沟铜簋、车軎一样，由十二台营子文化本地制造的可能性极小。
十二台营子文化中可明确断为燕文化因素的即如上述。就南洞沟墓簋、车軎以及三官甸鼎而言，十二台营子文化中的此类燕文化因素皆系从燕文化中照搬过来，不曾做过一丝改进。而十二台营子文化的青铜器也不见融合燕文化铜器特征，文化间的隔阂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自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都可以看到燕文化与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联系，东北地区所见燕文化因素并未融入当地文化，亦没有见到其对当地文化的影响。战国晚期处于燕国疆域内的部分墓葬还保留了当地前期文化的某些因素。不过，双方互现的因素在数量上皆较少，表现出来的联系并不密切。
二、东周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关系
玉皇庙文化，得名于北京延庆玉皇庙墓地的发掘，年代当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或略晚，主要分布于冀北燕山、军都山及其余脉地带，西可达张家口地区，东部可达承德地区。玉皇庙文化目前所见主要是墓葬遗存，包括北京延庆玉皇庙墓地、龙庆峡墓地、西梁光墓地，河北怀来北辛堡墓地、甘子堡墓地，滦平梨树沟门墓地、虎什哈炮台山墓地等，据统计约830余座[21]。在北京延庆还发现一处西周晚期的窖藏[22]，未发现相关的居址遗存。玉皇庙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区别于周围其他考古学文化，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青铜环首刀、大量的以写实动物纹装饰的青铜带钩、马具以及小件金铜牌饰、弹簧形耳环等为其代表性器物群，另外，东西向的墓葬，殉葬马、牛、羊、狗头骨、肢骨，以及覆面习俗等也是其墓葬流行的特点[23]。
关于玉皇庙文化的族属，靳枫毅等学者认为是文献中所见的“山戎”[24]，林认为应该是春秋晚期被赵国灭掉的代国[25]，韩嘉谷则认为应当属于春秋时期的白狄[26]。在未达成共识之前，杨建华、《中国考古学·两周卷》都以“玉皇庙文化”指称这一类遗存[27]，应是比较科学和谨慎的做法，本文从之。
东周时期，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毗邻，后者墓葬中常见的殉牲、覆面习俗以及随葬青铜短剑、小件牌饰等现象，不见于燕文化墓葬中，二者在葬俗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而就器物而言，又有不少相通的地方。有关二者的差别，本文不多言，以下就其相通之处略加说明。
1 、河北怀来北辛堡墓地[28]
位于怀来县城东，背靠燕山。发掘墓葬两座，皆土坑竖穴墓，东西向，填土夯实。M1长15.1米，宽5.1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室顶部夯填土中发现杀殉的马、牛、羊的头骨、肢骨，以及随葬的车马器、漆箱等，棺顶上殉人骨架一具，是杀后肢解放上的。椁外两陪葬棺，陪葬人皆俯身直肢葬，骨架旁有青铜短剑、环首刀等。该墓出土随葬品61件，包括铜鼎1、豆形器1、壶1、缶2、鉴2，以及铜兵器、车马器、服饰小件等。M2的规模较M1小，葬俗与M1同，出土少量青铜兵器及金、铜饰件等，未见青铜容器出土。
北辛堡 M1出土的外翻耳铜鼎（图二，9），见于唐山贾各庄，三河县大唐迥、双村，北京顺义龙湾屯，燕下都东斗城等地的燕文化墓葬中（图二，1），时代当春秋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M1铜鼎盖部近平，周缘不加钮饰，腹部略深，属于同类器中较晚的形式。M1出土铜壶（图二，10）属提梁壶类，见于春秋晚期唐山贾各庄燕文化墓葬（图二，2）及山西浑源李峪村等，非为玉皇庙文化本身因素，当为从周围文化中吸收的因素，此又一与燕文化相通者。论者据其体饰多周弦纹或以为可以晚到战国早期，似嫌偏晚。M1、M2出土形制近似的青铜戈两件，戈内两穿，戈尾扬起（图二，13），与唐山贾各庄燕文化M18出土铜戟的戈部形态近似（图二，5），唯贾各庄戈援部较短，首近圭形，当是比北辛堡两戈更早的形式。另，M1出土一套车軎及辖（图二，12），軎体饰“几”字形勾连蟠虺纹，基部穿辖处有两孔，辖身穿入軎体后，辖末包含在軎体中，并不出露于軎体以外。同种形制的軎辖在北京顺义龙湾屯燕文化墓葬中出土两套（图二，4），纹饰与之近似，龙湾屯墓葬为春秋晚期，比M1略早。与燕文化形制近似的铜器出现于北辛堡墓葬中，并且形制方面均有细微的变化，除了考虑时代因素之外，或许还可以解释为玉皇庙文化对燕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2 、河北滦平虎什哈炮台山墓地[29]
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丰宁县交界处，潮河的上游，共发现墓葬35座，皆土坑竖穴墓，东西向较南北向多，其中5座发现杀牲殉葬现象。根据出土器物和葬俗，可以断定这是一处典型的玉皇庙文化的墓地。
M6是一座方形土坑竖穴墓，头向西偏北35度，葬主为男性，葬具一棺，除出土大量玉皇庙文化常见的环首铜刀、铜镳、带钩、带扣外，还出土铜敦、深腹高柄豆各1件。与铜敦形制近似者见于北京通县中赵甫、河北迁西县大黑汀的燕文化墓葬中（图二，7、8、16），年代当战国中期；而M6陶盖豆的深腹风格则可能会较战国中期更晚一些（图二，17）。
在炮台山被破坏扰乱的两座墓中，还出土一件陶盖豆，与M6的陶豆相比，该豆捉手较高，腹较浅，柄高在器高中占有较大比例，为战国中期形制（图二，18）。
M6的规模与同墓地诸墓相比，显不出大的差别，与前述北辛堡两墓的规模则差之甚远。该简报对铜敦描述为：“通体浑圆，盖顶三鸟形环纽，上饰斜三角雷纹，盖身自上而下以三角雷纹地组成宽带纹一周。宽带纹之上又以云雷纹组成的三角形图案一周，顶中为交叉式云雷纹图案。敦上下体以子母口相扣，下体花纹与盖基本相似。口部左右有环耳各一，底有鸟首形环足三，通高20.6、口径15.4厘米。”
通县中赵甫墓葬发掘简报[30]对其出土铜敦的描述为：“通高21.5、腹径16.5厘米。圆球形，器腹口两侧有二环耳，器和盖皆有三个环足或环钮，足与环钮末端呈鸟喙形。器与盖纹饰基本相同，均饰大三角形、变形蟠虺纹，盖顶中心饰涡纹，钮饰斜角云纹。”
通过以上文字，可以看出两铜敦无论在尺寸形态，还是在纹饰方面都是极其近似的，至少从所发表的线图及拓片上看不出大的差别，那么M6的这件敦或许可以理解为玉皇庙文化自燕文化内照搬来的文化因素。发现的两件陶盖豆，多见于同时期燕文化墓葬中，而很少见于玉皇庙文化，亦当由吸收燕文化因素而来，不过暂时还不能判断其是否由玉皇庙文化本地制作。
3 、河北唐山贾各庄M18[31]
贾各庄M18出土外翻耳高圈足铜盘一件（图二，3），同样形制的见于北京延庆玉皇庙M2（图二，11），根据两盘各自共出的铜可以明确断定玉皇庙盘早于贾各庄盘。近似形制的盘还见于河北灵寿西岔头春秋墓以及山西浑源铜器群，虽不能判明该类形制的盘源于何地，但至少表明二者拥有相同的文化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它们之间的联系。
4、北京延庆玉皇庙墓地[32]
玉皇庙M61出土一件细高柄浅盘豆（图二，15），无盖，圆唇，柄细高，中上部填实。此类形制在玉皇庙墓地中仅此一见，非玉皇庙文化本身的因素；而在春秋到战国时期燕文化的遗址、墓葬中，此类豆却是屡见不鲜的。报告作者据此推断玉皇庙墓地下限或许可以晚到春秋战国之际。这件铜豆亦应该是玉皇庙文化就近吸收来的燕文化因素。
而同一墓地中的M52出土一件指甲纹三足陶罐（图二，14），短颈，斜直口，双环耳，鼓肩，腹斜收内敛，圜底，三实足外撇（除此罐外，未见发表同墓器物）。结合整个墓地的情况看，该墓的年代或许也可以放在简报作者所定的两周之际到春秋战国之际。滦平梨树沟门L∶1653鼎的形态与此三足罐近似，唯其肩附环耳有所不同。梨树沟门墓地发掘简报定其年代在春秋早期到战国早期之间。
唐山贾各庄M24环耳三足罐形陶鼎（图二，6）与玉皇庙M52三足罐形态极似，亦为颈附环耳风格。据简报言，同类器在贾各庄墓地共出5件，分别见于M9、M21、M23、M24、M36。该类鼎“敛口，唇外侈，腹作圆球形，两个环耳由唇向外延伸转折下接于肩，腹下附三个圆锥形足，无盖，手制，表面磨光，腹上划有一周‘’形纹，灰褐色，部分作黑灰色，也有全部黑灰色的。个别鼎腹内有烟薰痕迹”。据M23∶14陶壶及小口壶的形态，贾各庄墓地所见三足罐形鼎的年代大致在战国中期较早段，比玉皇庙、梨树沟门墓地所见三足罐或罐形鼎要晚，可以顺其自然地认为此乃燕文化对玉皇庙文化因素的吸收。
综上分析，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就目前发现而言，燕文化对玉皇庙文化因素的接受少于后者对它的文化因素的吸收。而且，玉皇庙文化对燕文化因素的吸收，是见于玉皇庙文化不同等级的人群的，从怀来北辛堡大型墓到玉皇庙、虎什哈炮台山的中小型墓中，都见有燕文化因素的影响。靳枫毅、王继红在论及虎什哈炮台山东西向墓和南北向墓共存的情况时，认为这是其文化“开始自觉或不自觉、情愿或不情愿地随了燕和中原文化的葬俗”[33]，可备一说。同样，燕文化也从邻近的玉皇庙文化中吸收了少许因素，但这些因素的数量是极少，或许可以这么说，在两个文化的交流中，燕文化是主要的输出者。
三、东周燕文化与浑源李峪铜器群的关系
浑源彝器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发现于20世纪初期。解放后，山西亦做过一些工作，但所获不多。自发现以来，多有著录与研究，其综合性研究当推李夏廷《浑源彝器研究》[34]、赵化成《东周燕代青铜容器的初步分析》[35]（以下简称《研究》和《分析》）两篇
文章（有关著录以及既往研究史亦可参见两文）。另，浑源铜器与燕文化形制相似者皆当春秋晚期，浑源时当代地，故本文赞同两文浑源铜器系代国遗存之说。
《研究》和《分析》皆将浑源铜器分为三类，即近晋系、近燕系和近北方铜器类。兹将燕文化所见与浑源铜器形制相近者列成图三，并就所列若干器物及相关问题略作说明。
1、 关于环耳鼎（图三，1、2、8、9）的年代问题。此类鼎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燕文化墓葬中，其变化规律是由浅腹到深腹尖圜底。由“王后鼎”来看，这种鼎在燕地可以流行至战国时期，不早于战国早期。浑源所见环耳鼎皆浅腹，与燕文化CI式环耳鼎形制近似，为同类器演化序列中较早的形制，可以定在春秋晚期。北京通县中赵甫墓出土一件环耳鼎，腹浅且饰细密蟠虺纹条带，就其形制而言，与同类器中春秋晚期形制近似，与同墓出土战国中期铜器风格迥异，应为春秋晚期的遗留。综合上述，环耳鼎在燕地流行的时间长于在浑源流行的时间。
1971年，河北满城县采石厂出土一件环耳鼎，共存圆形捉手盖鼎、各一件[36]，圆形捉手盖鼎的年代当不晚于春秋晚期。环耳鼎盖上附三横向环耳，与浑源及燕文化所见C型鼎的兽形钮作风不同。横向环耳风格见于山西上马墓地附耳盖鼎，据《上马墓地》[37]报告的分期结果，此种风格流行时代介于春秋中期到春秋晚期偏早段。由此观之，满城采石厂环耳鼎，或系目前所见同类器最早的形制。满城三件器物出土情况不明，东周燕文化中未发现与其同时代的铜器遗存，故不易做比较研究。目前不易判定此种器类是否燕文化创制因素。
2、 燕文化所见铜簋形制差别不大，难以看出其间是否有早晚关系，时代皆定在春秋晚期。《研究》把浑源铜簋分为两类，分别以图三中的10、11为代表，并把前一类归入晋器，后一类归入燕器。就盖钮形态来看，前一类为三卧鸟钮，不见于燕文化铜器，而晋器又少见此种簋类形制，其当为两系铜器融合之作。本文更倾向于从形制方面归入燕式器。
3、浑源铜豆腹部施有狩猎纹（图三，12），而唐山贾各庄M5铜壶的腹部亦施狩猎纹（图三，5），笔者曾仔细对照两器纹饰，二者有完全相同的纹饰单元，构图单元内场景布局及个体形象均相同，皆如图三，7左一所示。如果仅是单纯的模仿之作，不至于分毫不差，本文倾向于二器铸造出于一手，然无其他证据，尚不能论定。
4 、《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38]中发表了三座墓葬的资料，其中M2、M3已被破坏，具体埋葬情况不明，仅发表了出土器物。M1保存情况相对较好，墓室为土坑竖穴，口大底小，方向为75度，葬具为一棺一椁，棺内安放一具女性尸骨，头在东，俯身直肢葬，头部放置骨笄一枚，腿部放置铜削一件。在椁内棺外殉葬一具未成年人的尸骨，也为俯身直肢葬，无随葬品。
东周燕文化墓葬，历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葬式主要为仰身直肢葬及屈肢葬，不见有俯身直肢葬式，亦不见一例殉人现象，此墓葬俗与燕文化墓葬迥异。倘浑源铜器器主与此墓主归属于同一文化，则浑源铜器非燕器明矣，这正与该简报将其归属燕文化的说法相反。
综上所述，春秋晚期燕文化与浑源铜器所代表的文化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二者之间流行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虽然在社会习俗上各自保持着自身的特点，但就器物层面而言，却互相之间影响、吸收，显示了较大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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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伯谦：《论文化因素分析法》，载《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科学出版社 ，1998年，第297页。
［2］ 关于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请参见a.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3期；b.刘国祥：《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4期；c.朱永刚：《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考古学报》1998年2期。
［3］ 李林、刘朴：《承德县西三家村、旗杆沟村发现战国墓葬》，《文物春秋》1990年3期。
［4］ 郑君雷：《战国时期燕墓陶器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3期。
［5］［7］［10］ 郑君雷：《战国燕墓的非燕文化因素及其历史背景》，《文物》2005年3期 。
［6］ 傅宗德、陈莉：《辽宁喀左县出土战国器物》，《考古》1988年7期。
［8］［11］［13］同［2］a。
［9］ 朝阳地区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大城子眉眼沟战国墓》，《考古》1985年1期。
［12］ 张松柏：《赤峰市红山区战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年1、2期。
［14］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考古》1977年6期。
［15］［18］刘国祥：《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4期。
［16］ 林：《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中国东北系铜剑再论》，载《林学术文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19、341页 。
［17］ 廊坊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三河大唐迥、双村战国墓》，《考古》1987年4期。
［19］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凌源三官甸青铜短剑墓》，《考古》198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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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程长新、张先得：《历尽苍桑、重放光华——北京市拣选古代青铜器展览简记》，《文物》1982年9期。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第524页。
［22］ 《中国考古学·两周卷》把这一窖藏排除于玉皇庙文化范畴之外，靳枫毅等则视之为玉皇庙文化早期的代表，据西拔子出土青铜环首刀、直銎斧以及小型铜泡来看，属玉皇庙文化常见遗存，故本文从靳说。
［23］ 关于玉皇庙文化的论述，请参见a. 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1期；b.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东周时期的山戎文化》，载《北京考古四十年》第五章，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年；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十二章 第五节“玉皇庙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靳枫毅、王继红把辽宁凌源五道河子战国墓归入玉皇庙文化的范畴，本文不从其说。
［24］ a. 靳枫毅：《军都山玉皇庙墓地的特征及其族属的问题》，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2001年；b. 同［23］a；c. 同［23］b。
［25］ 林：《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载《林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年。
［26］ 韩嘉谷：《从军都山东周墓座谈山戎、胡、东胡的考古学文化归属》，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年。
［27］ a.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 2004年，第78页；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第524页。
［28］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5期。
［2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现》，载《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
［30］ 程长新：《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年8期。
［31］ 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6册 1953年。下引贾各庄墓葬资料出处与此同，不再另行注明。
［3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8期。
［33］同 ［23］a。
［34］ 李夏廷：《浑源彝器研究》，《文物》1992年10期。
［35］ 赵化成：《东周燕代青铜容器的初步分析》，载《燕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6］ 河北省博物馆等编：《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图173，文物出版社，1980年 。
［3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
［38］ 陶正刚：《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考古》1983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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