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州文化和文化再发现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的1902年至1903年间，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只身来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田野调查之旅。鸟居氏进入西南展开的人类学调查之旅，其所行路线都是过去连接内地与西南边陲云南的驿道，这其中尤其是从湖南经贵州进入云南一路所走的路线，正是元明时期以后方开辟的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最重要的交通命脉。从元明时代以来直到晚清的数百年间，这条驿道一直是维系西南与中原之间政治、经济及文化联系的大动脉。它起于湖南洞庭湖畔的常德，沿水陆两路溯长江支流的沅江而上，经桃源、辰州（沅陵）、沅州（芷江）、晃州（新晃）等地，进入贵州境内；过玉屏（平溪）、镇远、偏桥（施秉）、兴隆（黄平）、清平（凯里）、平越（福泉）、新添（贵定）、龙里、贵州（贵阳）、威清（清镇）、平坝、安顺、普定、关索岭（关岭）、安庄（镇宁）、安南（晴隆）、普安等地入云南，再经平夷（富源）、沾益、曲靖、马龙、杨林（嵩明）至云南府（昆明）。总长度约1150公里。
贵州大学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杨志强在他的一篇重要学术论文里写到，如果把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比作一件色彩斑斓的“外衣”的话，那么，可以说历史上由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以及“苗疆走廊”上的“移民文化”所造就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及文化的地域性及族群多样性才真正构成了贵州的“脊梁”。曾为“苗疆腹地”的贵州，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众多的操氐羌语、苗瑶语以及壮侗语的非汉族群，然而，从对贵州建省六百周年“纪念”之现实表述可以看到，它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家整合层面和汉文化所代表的主流话语权的确立过程而被赋予其意义的。因此，杨志强呼吁重构“苗疆走廊”，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且对建构贵州地方“主体性”自我认同也有重要的意义，进而对拓展贵州旅游发展的视野，也可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古苗疆走廊”文化新发现好似腾空出世，引起了政府、高校、学术界、文化界和媒体界的广泛关注。杨志强认为，“苗疆走廊”这一概念的提起及其相关研究，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构架和话语体系，并且以“文化线路”为切入点，挖掘和整理各地相关的历史记录、口头传承、族群文化、风俗及仪式活动等无形文化遗产，不仅可为政府的旅游开发战略拓展思路，并且最终还可推动“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申报，让历经六百年历史洗礼的文化走廊华丽转身，重现光芒。
与此同时，被我国著名文化学者刘锡诚誉为“改写我国民族文学史”重要文化新发现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前期成果出版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1年5月，国务院公布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申报的“亚鲁王”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发现2009年被评为中国文化十大新发现。
在过去的发展中，贵州文化发现出现政府、学界、媒体、大众多元挖掘、发现和传播的路径，以上个世界八十年代“贵州文艺井喷”，二十世纪初“多彩贵州风”和贵州影视高端平台展示为载体，极大地提升了贵州文化在全国的知晓率。
以旅游发展、旅游产业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目标，大力推动了以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省级重大学术科研课题等申报和研究工作。贵州省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项目全国靠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生产性保护工作随着“多彩贵州”系列活动和“两赛一会”民族小商品发展进入全新时期，政府引导、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公司开发、广大农民协会积极参与的民族手工艺品开发活动方兴未艾。尤其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活动，以“新文化遗产”概念定位的贵州文化遗产，重新发现上万处贵州新文化遗产，其中村落文化景观进入贵州文化视野，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媒体大众化解读，加之，“贵州山地文明研究”和“贵州清水江文书整理和研究”两个课题获得国家级重大招标课题，在学术层面将极大推动贵州文化的再发现，扩展了贵州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等文化样式在外界的知名度。
贵州文化的再发现已经不是文化专业机构的特权，随着大文化传播构建国家、地区文化软实力时代的到来，以高等学府为代表的“学术研究”引领的文化传播以更加国际化的层面拾掇了区域文化，让多元文化碰撞出枝繁叶茂的景象。
以基础研究拓展的田野价值体验、学术成果进入市场的影响力及国际交流产生的文化互动为基础，学术性传播已经让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国家的文化交往、互动和传播产生了新的形态，并成为文化传播的新样式，直达精英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的视野，影响他们看待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方式，影响他们对各地文化的看法、观点和思想，从而从一个“高端人群”传递国家和区域之间的文化形态，必将对未来以“文化”为关键词的核心软实力竞争产生重要影响。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贵州大学等一些高校为代表的一些高校及科研机构，已经开始在大文化传播时代里率先体验了贵州区域文化的宽景之美，并在长期的深度田野里进行了贵州民族史志的基础性研究，在以人的故事和村落集体叙事为核心的讲述中开始了极具个性的表达，是贵州文化走向国家高端传播、传扬的新样式。
贵州文化的主动传播，除了以“多彩贵州风”为代表的民族歌舞表演外及少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出境展览外，以民族元素为依托的学术交往和互动，极大地扩展了贵州在国际社会被识别的能力。政府、文化、媒体、科研等单位开展的学术活动，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化活动，而是贵州文化影响国际社会的一面窗户，在这个过程，要注重以民族文化呈现的方式和再现方式，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才能增加贵州文化在更大范围的影响力。
二、贵州文化和旅游的真实性
“他们衣服的布料都是埋在土里染出来的，一生绣一件衣服就是为了那个婚礼仪式那一天，这些具有很多生命的特定性和特定精神其实就是现代的。”就像黔籍著名现代舞大师高艳津子的解读，贵州民族文化的特征是根性特征，就像折耳根，是根性的，不是草性的，也不是花瓣儿形的。你如果把它做到根性上，它的力量就很厚；如果你把它做到花瓣上，它就跟康乃馨一样，就很薄，因此，贵州的民族和它的精神力量，贵州民族文化的动力是现代的，甚至说更加后现代。所以，她认为如果你用“现代”去做这方水土的民族，全对！如果只拿符号去做，就很弱。
和民族文化进入现代舞的文化认知一样，贵州旅游发展过程中对于贵州文化的再认识是开启贵州文化旅游发展创新的重要基础。以文化符号为导向，进入到贵州文化的内核，发掘贵州文化的深层次叙事和文化肌理，提升贵州旅游国际知名度，打造以贵州文化为主导的价值游和情感游，丰富以观光游为主导的旅游样式。
贵州省旅游开发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时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大量自然资源、地理奇观的发现，成为今天贵州省大部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开发史；进入19世纪九十年代的“农家乐”打造极大地影响了乡村旅游的走向和发展品质，一大批以“农家乐”乡村“农家饭+麻将”的旅游形态风行一时；进入二十世纪初的以“多彩贵州风”贵州民族文化打造和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为推动的大投入带动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建构以民族文化品牌传播为主的民族文化旅游为主要价值的旅游发展，比如西江在全省首届旅发大会政府大基础设施投入和打造中，成为新乡村旅游的贵州示范，西江的发展模式就是一个案例。
自2008年，全省旅游发展大会启动以来，贵州旅游发展出现全新的样式。以西江为典型代表的民族文化村寨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和传扬，成国内外游客首选的国际旅游目的地。铜仁地区、黔西南等地先后举行省旅游发展大会，极大地促进和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以州、市、县为单位的区域性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风声鹤起，旅游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和文化发掘实现全新的突破，游客量增幅大，本地市场渐趋成熟，推动了各地以自然风光、民族风情、村落文化等为特色的旅游发展。
贵州旅游发展与文化的互动，西江的开发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西江的旅游产业化大踏步发展从2008年开始。为迎接第三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召开，当地政府以“看西江知天下苗寨”为主题，以打造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精品旅游目的地为目标，突出“绿色、生态、人文”理念，重在描绘一幅“山、水、苗家”自然和谐的多彩画卷的设计方案。接着，省、州、县建设部门投资3亿多元，推出了20多个工程项目，对西江古寨涉及主会场馆、苗族博物馆、精品街建设、民族古街改造、观景台、生态水体建设、河滨道路民族特色改造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包装。“旅发大会的顺利召开，西江对外的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西江的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创历史新高，西江全民参与旅游的格局已基本形成，通过旅游产业发展带动产业升级。
西江的旅游发展虽然得到极大的升级，但是本地人对于发展中文化利用的“控制性发展”还很弱。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能达成协调，重要的是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引导建构自我文化的认同，走向一种“非文化替代性”。
人类文明高速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大面积的文化丢失，文化碎片化，一些国家和地区“文化沙漠”现象凸显。此时，人们开始寻找回归之路，寻找保存有独特文化的地点去倾听具有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文化遗留。贵州未来旅游发展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文化和旅游发展创新区需要“跨界”思维，使得旅游和文化实现全面互动，实现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共赢的发展道路，让游客回归旅游的真实性。旅游的真实性在于对于传统文化的追问和寻找。从这个意义上说，贵州文化和旅游发展创新区将指日可待。
保存文化的深邃和美丽，贵州文化已经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走向城市现代文明，走向更大世界的体验，丰富了文化传统和现代交往的互动之美。极具仪式感和民族信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撮太极”，在板底乡还在充满生命感地在诡异的面具下，在观者永远看不到表情的场景下鲜活地跃动。不管来者如何猜想，也无法猜想“撮太极”的古老的深邃，她一如既往地走出家乡，走向表演、走向市场，走向一种他们更加期待的或者未知的生活方式。尽管现代文明已经对这个遥远的集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那些深入骨子的仪式一定还留存祖祖辈辈的生命信息和生活方式里，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节点和语境里，回复生命的愿望。
贵州文化和旅游的双向互动，达至一种现代游客寻找的诉求，更是一种“来这里生活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这种走向“真实”的旅游，不停地强化了威宁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力。贵州旅游的形态不仅是一种文化形态，更是她的生活形态。旅游的真实性在于寻找那些真实的文化细节、故事，和与人互动时产生的感情交流和重归的诉求。在对传统、古老文化和过去交往的追忆中，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体验一种真实的存在，体验到“和自己生命历史相关性”的深度游，由此产生的“记忆”让人有了“叙事”的愿望，对一个地方的难以割舍和念念不忘，在另外的一个生活场景里被一一展览和叙述，成为一种真实的生活方式，这也许就是文化传播的起因，也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不停被传播，影响力逐渐扩大的重要原因。
文化旅游的高度认知变为各种文化传播的载体，变成一朵朵文化的花朵，让她慢慢流淌的文化融入大江大河，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和传扬，也需要在本土蕴育好最丰满的种子，在一个极具本土文化的丰盈世界里，实现与市场最广泛的结合，旅游上升到具有文化肌理和故事的情感和价值游。这种文化和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也可持续地惠及一方百姓，以文化的名义。
三、创新发展和跨界思维
随着贵州政府、学界和媒体等对贵州文化的深入发掘，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为旅游发展找到了内核，把贵州建设成为文化和旅游发展创新区，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是贵州文化再发现的重要时期，也是贵州旅游如何寻找到“嫁接文化”寻找到独特发展的重要时期。
国发2号文件提出贵州五大战略定位之一，把贵州建成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把贵州建设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为以贵州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为依托，再发现贵州世界仅存的差异化文化资源，探索以文化为根基的贵州旅游创新发展新模式提出新的要求。
创新发展，不在于做出多么独具一格、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创新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探索如何实现贵州文化和旅游的互动发展，突破观光游为主题的单一模式，实现以贵州文化深度内核为基础的价值游和情感游。这还在于，如何打破“各占一个山头，各唱各自的歌”的局面，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再认识贵州文化”，如何梳理出贵州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文化灵魂，如何在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参与的社会发动基础上，实现贵州多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认同，建构新时期贵州文化的认同，走向以“贵州人文化自觉”为内在价值的文化和旅游发展创新发展模式。
创新发展，在于如何有效形成对“贵州文化再发现”的系统、持续性的田野工作、研究整理、文化传播等，形成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文化为内核的产业发展路径，通过政府扶持、企业运作的模式，逐步建构以贵州文化高端品牌传播、产业开发为基础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发展模式。这在于一个整体性的规划，一个全局性的意识，发动最大化的社会参与，政府最大化整合资源，在文化、教育、高校、媒体、艺术、设计、企业、演艺、非政府组织间建立一个良性的工作、沟通和互动机制，打破界限，实现贵州文化和旅游发展创新区“大整合”机制和人才-的准备。
云南丽江等个别民族文化在欧美国家的独特文化交往历史，让云南走向了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发展之路。云南的成功经验在于最大化地整合了一个跨越几个界面的传播“彩云之南”的传播载体。要实现贵州文化旅游互动发展，不仅要沉下心去重新发现贵州文化，再发现本土文化等多样文化的细部肌理和文化故事，建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鼓励创新性的做法。还要具有打破边界的思维，跨越学科，走向政府引导，企业投资，高校、科研机构研究、文艺搭界，群众参与、媒体多元文化传播路径。实现贵州生活化和诗性的表达在国际的视野下去发现她传统和现代的衔接。实现有效传播和现代发展之境契合，使贵州文化“跨越地理”，逐步建构贵州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作者单位：贵州日报社）
责任编辑：李华
